中國近代留學大潮：很多人畢業即失業
[摘要]1930年代，「畢業即失業」已是口頭禪，大學畢業生也要失業。大家寄望留學是出路。
作者：張倩儀 原載《大留學潮：記動蕩時到的逐夢青春》，後浪出版社2016
留學夢的起落
三千年未有的變局，激起三千年未有的留學潮。
中國人本來有遊學傳統，《勸學篇 · 遊學》說春秋戰國時期最流行遊學，這大概也是時代需才而教育下放，人人力爭學習以致世用的緣故吧？從東漢到明清，有很多上進的青年學子周遊尋訪名師的故事。但這種讀書人的遊學，範圍主要在中國境內。中國第一次出國遊學熱潮出現在唐朝，遊學地點是印度，遊學者是出家人，所求的是佛學。相比之下，近代的遊學（後來改稱留學）潮，無論規模、廣度、迫切程度，都是驚人的。以中國人口之多，只要潮流湧起自民間，那力量豈能不巨大？
留學潮興起
這股大力量的開始，卻連涓涓細流都稱不上。最初去留學的人不但少，而且身份低微。第一個在美國著名大學畢業的留學生容閎是窮孩子，無力讀書，所以到教會學校受教育，與同校兩三個孩子一起，自願跟回國的教師去美國。雖然容閎留學時（1847—1854），鴉片戰爭已經打過，但是當時有點經濟能力的家長，如果不是教徒，根本不會讓孩子接受教會教育，更遑論到外邦留學了。二十多年後（1872年），由容閎安排的幼童留學美國計劃，得到重臣曾國藩支持，起初還是招不夠人數。同一時間，在中國政府開設的同文館，教外文，也不易招到好出身的學生。
自從留美幼童被急召回國，留學沉寂了二十多年，中間只有基督教或商人家庭的子弟零星的遊學，1896年開始，卻突然爆發成潮，而且越來越大，十年之後，光在日本已經有8000個中國留學生，不少還是自費的。留日潮之後，是留美潮、留法潮、留蘇潮。20世紀上半期變成留學大熱的時代。從1896年到1950年代初，有數以十萬計的學生去留學。
由不肯去到爭著去
標誌大潮興起的1896年，是中國敗於日本、簽訂割地賠款條約的第二年。此前半個世紀，中國已經三次敗於英、法；這是第四次戰敗，而且敗於新興的日本，中國知識分子為之震動。這一震動，搖落了洋務運動已為中國找到富強出路的幻想。
1896年清政府派13名留學生到日本，作為中國中堅力量的知識分子也開始把眼光和希望移到外國，留學於是變成全國的行為。兩年之後，派學生到日本成為國家政策，地方大員也派人去日本學陸軍。鼓吹留日的大臣張之洞就更不用說了。他主政湖北，設立兩湖書院，用心培養學生，1900年曾經讓他們全體官費留日。當時書院的學生都是有初級功名又經進修的人，離湖北去日本時，由候補道率領，著名幕客辜鴻銘隨行;到上海，有上海政府官員設宴招待。張之洞親自送船去上海時：
對學生頻頻答禮，提督張彪後到，屈膝請安，文襄（張之洞）口銜長旱煙桿，視若無睹。我們見這種倨態，不免暗笑，亦更覺自己所受的禮遇。*
這固然是重文輕武的風氣，卻可以見到張之洞對教育、對留學的寄望之殷。
不過，中央或地方派遣的留學生人數有限，大抵只是開啟風氣。讓留學成為大潮的，是民間心態的轉變。1900年義和團事件之後，開始有年輕人認為國家要改變方針，個人亦應另有打算，他們有些選擇自費留日，因為「日本維新以後，政治工業，效法西洋，進步很快，尤以海陸軍更優，且學費亦省，學堂為優待留學生，可不經考試入學」。
人同此心，於是以公費、私費留學日本頓成風氣。20世紀伊始，去海外留學發展出規模，產生量變的意義。
與留學大潮相伴的，是兩種似矛盾又相承的心理。
一方面，它是各種各樣的報國之心。由於中國積弱太甚，稍有一點熱誠的年輕人，都想通過留學，學到一種救中國的方法。
另一方面，留學潮泛起的半個世紀，中國曾經多番改革、革命，世局卻越往亂處發展。謀生的困難、時局的混亂、對國情的苦悶、對新興國家的嚮往，都加強了年輕人到外洋尋找出路的熱望。未留學的人，眼看留學生回國那麼風光，都拚命要爭一個出國機會，於是留學熱里又夾雜了傳統功名的動力，只是場景變了，十年窗下，只為去鍍金喝洋墨水。
留學潮延續幾十年。留學生源源不絕，先是南方沿海省市如上海、江浙、廣東的青年，稍後是內陸省份如安徽、四川、湖南等家境較好的官紳家庭青年。到1910年代，留學風經過長期發展，加上社會名流鼓吹，因此青年不論家境，不論地域，都嚮往留學之夢。於是一批接一批青年人，一層推一層而深入村鎮，深入內陸，直到上世紀50年代才因為政治原因，在中國大陸告一段落。隨著大批人移居台灣，留學熱亦轉到台灣。
死水裡的大波瀾
國是日非，戰亂頻仍，教育不興。局促的環境，困擾著好幾代青年學生。這是一溝絕望的死水。
清末政制是改還是不改？怎麼改？全國在焦躁求變里爭執一番。好不容易1911年革命成功，推翻了清朝，卻換來更大的失望。
革命後不久新舊交替的混亂時期，廣州的青年回到學堂，卻發現「學校情況大非昔比，好點的教授多不去上課。……因是對於學業的前途也感著幻滅，同時即是對於革命，感著失望」。在浙江小縣城，「眼看著革命過後，餘波到了小縣城裡所惹起的是是非非，一半也抱了希望，一半卻擁著懷疑，在家裡的小樓上悶過了兩個夏天，到了這一年的秋季，實在再也忍耐不住了，即使沒有我那位哥哥帶我出去，恐怕也得自己上道，到外邊來尋找出路。」
民國的政府雖說實行共和制，卻被軍閥把持。軍閥為了擴大地盤，不斷向外國借錢打仗，教育經費都挪去作軍事開支。這種亂局又擾攘了幾近20年。
受到「五四」思潮號召的中學畢業生，即使處身於有新思想的地方軍閥治下，看到市政、通訊有改進，卻仍然「莫名其妙地感覺苦悶。我想飛，想脫離狹隘的環境」。民國建立近十年，青年學生蜂擁到法國勤工儉學，「因為國內黑暗，沒有出路，才往外跑。……我們當時的心情，真可以說是『慌不擇路』，就像溺在水裡的人，見根稻草也抓一把，不管它頂不頂用。」
1927年南方的國民政府掃平了割據的軍閥，卻立即爆發國民黨和共產黨的意識形態之爭，終致分裂、內戰。
無論誰是誰非，當年清黨的場面，把許多人都嚇壞了。畫家常書鴻在路上走，忽然迎面來了一隊劊子手押著三個青年，其中一個是畫會失蹤了三天的成員：
正在我心裡惶急、惋惜的當口，突然人群嘩地一下四散奔逃。原來這些喪盡天良的劊子手，就在當街將這三個無辜的青年殺害了。這個遭遇像電流一樣，使我全身打了一個寒噤，也促使我下定決心，必須儘快離開這裡，離開這個白色恐怖的險惡世界。
新式教育的問題
中國的新式教育也問題百出。
20世紀，中國興起一股新式教育辦學潮，學校和師生人數大增，由世紀初不足7000個新學堂學生，大幅增加到民國元年近300萬，受新式教育的學生人數已比得上科舉時代的童生，接下來十年，又再增長五成。考慮到當時中國的內亂狀況，連英國人也認為增幅驚人。
但是新式學校暴增，仍遠遠不能滿足全國適齡青年的需要，何況還有大批超齡青年有待接受新式教育。據估計，1906年全國學齡兒童有5000萬，要設50萬家容100人的小學才足夠。而辦中小學等基礎教育的經費長期不足，到1930年代仍沒有解決。
除了數量，這些新學堂的水平是更深刻的問題。
廣東號稱富庶開放，但新式教育也辦得不好。1911年，文學家張資平考入一間地方官費學校。校長是留日學生，教師也多出自留日的速成班，又或是日本私立大學專門部混了兩三年的留學生，只是把日文著作譯過來，叫學生做筆記；廣東籍新詩人李金髮甚至曾到香港學英文，也感到求學前路茫茫，於是，1919年聽到鼓吹到法國勤工儉學，雖然本身家境尚可，也毅然與大批貧窮青年同做儉學生去。
四川的新學堂比較多，但1914年作為哥哥的郭沫若卻主張弟弟「畢業後，可急行東渡，考上官費，便是好算盤；國內無此便宜，而學科不良，校風確劣無論矣」。
1920年代留學法國的物理學家嚴濟慈認為，中國中等教育之壞，與法國相較，不啻天壤之別，窒礙了科學常識的普及。辦學數十年，竟然沒有一間好的中學，沒有一本自出心裁的中文科學教本或參考書。中學以上的科學教科書都用西書，因為欠缺一班讀科學而國文根底深厚的人譯定科學名詞。中學科學教員的學問不足以解決這個問題，而留學生則不屑問中等教育的事。他把這種情況告訴法國的教師，他們大為愕然。
新式教育不完善，水平不佳，追求新學沒有出路，促使很多年輕人向海外寄託前途。
學?潮
使落後的新式教育更舉步維艱的是，人數驟增的新學堂學生經常鬧學潮，以宣洩他們對現實不滿而無力改造的苦悶。
新式學堂從一起步，已發生學生群起反對學校、演變成革除學生或集體退學的事件，不管學校背景是公立的、教會的、私人的，都不能倖免。學潮最常見的爭議，是校長的去留，此外學校鼓勵學生用功讀書，反對學生演說集會，又或學生不滿教職員的，也所在多有。
在社會轉型、新舊對抗的緊張局面里，小事情也成為導火線。第一宗大型學潮是1902年南洋公學200個學生退學，導火線是學生把墨水瓶放在一個不受歡迎的教師的座位上。那本是一個發泄不滿的惡作劇，但在仍然講究師嚴道尊的時代，那教師大為光火，要求校方開除學生。這次學潮發展到十多省的學生響應。有一陣，許多學校有飯廳風潮，例如認為伙食不好，一桌八個人，湯里只有七個蝦，因此掀翻飯桌；教會學校的學生認為校長偏幫廚子，讓廚子毆打了學膳費全已交納的不信教學生等等。這種飯廳風潮一校比一校鬧得凶。表面來看，學潮為的是雞毛蒜皮的小事，其實當時中國亟待改革，但是掣肘很多，全國處在人心動蕩的氣氛下，受了新式思想的學生對政治、社會和教育不滿，大有不平之氣，紛紛藉機發泄。
小說家郁達夫說：「那時候這一種『嗚呼』的傾向，這一種不平、怨憤，與被壓迫的悲啼，以及人心躍躍、山雨欲來的空氣，實在還不只是一個教會學校里的輿情；學校以外的各層社會，也像是在大浪里的樓船，從腳到頂，都在顛搖波動著的樣子。」
這不光是小說家的話，許多名教授如胡適、吳宓、費孝通等等，未留學之前全都因為學潮而轉過校，甚至本身就是學潮發起人。日後做了北京大學校長的蔣夢麟也曾在學潮之下退學，而且聲明毫不後悔，當時巴不得早日離開那學校。他說當時思想較新的人同情學生，思想較舊的人同情學校，但不論同情哪一邊，似乎沒有人體會到學潮興起就是辛亥革命的前夕。
全國普遍顯現擾攘不安。貧窮、饑饉、瘟疫、貪污、國際知識的貧乏以及外國侵略的壓力都是因素，青年學生不過是這場戰亂中的急先鋒而已。
這種反抗運動可說是新興的知識分子對一向控制中國的舊士大夫階級的反抗，不但是知識上的反抗，而且是社會的和政治的反抗。……中國的舊有制度正在崩潰，新的制度尚待建設。
革命終於來了，可是辛亥革命之後，局面沒有改善，學潮仍然不斷發生。
新式教育本來亟需發展，但是學校經常鬧學潮，罷課、開除、離校、關閉學校等等，令不少人學業中輟；也令老一輩側目，認為學風囂張，學生桀驁難馴。由於中國的政治局面越來越壞，社會不平之氣沒法消除，加上國共兩黨都視動員青年學生為革命的關鍵，學潮到二三十年代更大起波瀾。1930年代時「中學生頗有『駕』教員的風氣。所謂『駕』，就是趕走」。儒雅的國學家季羨林說，自己也有一點「駕」人的經驗。
自清末革命開始，學潮都不免沾染政治色彩，甚至有煽動成分。然而，政治和社會的不良，還是學生長期騷動不安的根本。
在那半個世紀，中國的學界已容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
鍍金夢
1850年代，第一個留學生容閎從耶魯得到學士學位，回鄉見到母親，說美國的學士相當於中國的秀才。他貧窮的母親天真地問，憑這學位能得多少錢。在中國科名還很值錢的時候，美國名牌大學畢業的容閎只自比為秀才。
五十年後，清朝求才若渴，對留學生也另眼相看。1905年中國廢除科舉，斷了傳統讀書人的出身之途，同時又請日本博士來教新科進士法律、政治、外國史地知識，以留日學生做助教及翻譯。同一年起，清廷舉行留學生考試。有些非出名門大學的留學生應考而合格，獲得進士或舉人出身。
不過半個世紀，中國本身的學位就貶值了這麼多！留學生身價百倍。
留學生考試，被戲稱為考洋進士。開始考洋進士的時候，已經有翰林提出，中國人科舉思想深入腦髓，考留學生並賞給功名，以後出洋必定勢如潮湧。正本清源的方法，應當是廣設學堂，務求美備。而急謀補救的方法，亦要從科舉著想，一方面更改各學堂獎勵章程，一方面釜底抽薪，從速調取中國學堂的畢業生到京考試，酌量錄用，給予出身。這樣，大家以為在中國學堂讀書，亦可以得舉人進士，就不必競相留學。但是這先見之明沒有完全實行。事實上，當時法國、德國長期不接受外國的學位。日本維新，也努力抬升本國學位的地位。
當留學成為最有前途的出路，國人對留學，就一改從前不肯去的態度了。早期回國的留學生也備受尊崇。
1907年在湖南的鄉間，一個中學生見到留日學生受人尊敬的情況：「當我在鄉村度假時，我看到有一個人穿一身白制服，戴一頂新式草帽，騎馬到我家來。他的外表令鄉人側目，羨慕不止。他是二伯母的堂兄弟，剛從日本留學回來。……當時我就發誓，如果東洋念書就受到如此的尊敬，將來我一定要到西洋去念書。」
1912年，考上日本官費的廣東學生，感到「世態炎涼這真理真是千古不滅，自考上日本留學，一般朋友都明顯地改變了態度，而我的人生觀也從那一天起，由悲觀改變為樂觀了」。
連一個福建小學生見到縣裡第一個留美博士戴著眼鏡，穿著西服，也覺得很有派頭。校長叫博士給小學生講話，「在我們這些小學生眼裡，博士就等於中了狀元，因而對他的講話很是佩服。」
萬般皆下品
如果初期還只是認為留學生是人才，加以敬重或者羨慕，到民國初年，這種羨慕已經化成行動，進入學子的意識。在南方的省份，一個英語沒懂幾句的湖南學生填師範教育入學申請時，所有三項志願都填英語，目的是學會一種外語去考留學考試。
至於學了英語，是否可以留學，到哪裡去留學，學什麼，「學成歸國」可以替國家做些什麼，那時完全不曾想及。
1930年代，濃烈的留學熱瀰漫全國，大學生都把留學作為理想，簡直是非留學不可。
那時候的社會風尚，把留學看得很重，好比「寶塔結頂」，不出國留學就是功虧一簣。
留學牽動著成千上萬青年學子的心。我曾親眼看到，一位同學聽到別人出國而自己則無份時，一時渾身發抖，眼直口呆，滿面流汗。我當然也患了留學熱，而且其嚴重程度決不下於別人。
不但要留學，還非要博士學位不可：
如果沒有金光閃閃的博士頭銜，則在搶奪飯碗的搏鬥中必然是個失敗者。這可以說是動機之一，但是還有之二。我在國內時對一些趾高氣揚不可一世的留學生看不順眼，竊以為他們不過在外國燉了幾年牛肉，一旦回國，在非留學生前就擺起譜來了。……這個動機說起來十分可笑，然而卻是真實的。……一個平凡人的心情，就是如此。
在1930年代，連北大清華的畢業生中已經找到好工作的人，潛意識裡也崇拜留學。
一個北京大學文科畢業生，可以進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是求之不得的，但是他甘於放棄，因為兄長「已說了送我去日本留學，那時下意識里還有崇洋思想，留學日本，也比留在國內好」。
另一個青年已在全國著名出版社當了一年編輯，明知道會有不錯的前途，還是坐不住。「到商務印書館當編譯，可是有重大關係。葉聖陶、沈雁冰（茅盾）、胡愈之、鄭振鐸、周建人，當年都同我一樣當編輯，後來加入左聯，都成了聞人。張其昀、向達，也一樣當館外編輯。久坐必有禪，這些人都不經留學，而比留學生更吃香。」但他已成為留學迷，三考清華官費留學，兩次為備取，同時又考清華研究院，投在四大導師門下。第三次他考到留英庚款，出國的時候已是三十許人。他自言，留學是有意栽花，但曲折困難，而收穫少，讀清華研究院是無心插柳，卻風雨順，成果多。
一個家貧的清華大學生大學畢業，難找工作，窮途痛哭，幸好找到山東唯一一所高級中學的教席，工資優渥，同事關係融洽，每周去吃小館，真似神仙生活。
然而不行。別人出國留學鍍金的消息，不時傳入自己耳中。一聽到這種消息，就像我看別人一樣，我也渾身發抖。我遙望歐山美水，看那些出國者如神仙中人。
好不容易有個清華的交換計劃，但是錢少，只夠勉強支付自己的食宿，而親老子幼，沒有人照顧。沒料到，全家對他的留學都很支持：
他們對我說：我們咬咬牙，過上兩年緊日子；只要餓不死，就能迎來勝利的曙光，為祖宗門楣增輝。這種思想根源，我是清清楚楚的。當時封建科舉的思想，仍然在社會上流行。
這種科舉思想，也像往日一樣，不知不覺由長輩向小輩灌輸。1950年代從中國台灣去美國的留學生講到他童年在北京的印象：
從小時在天井納涼，聽祖母講牛郎織女故事時，就聽說有留學這個名詞，那時的觀念，所謂留學生大概就是狀元的變名。……祖母如果要問一下，你以後幹什麼呢？我一定立時可以答出：留學。
畢業即失業
以往中國仍未貧窮時，科舉考不中，讀書人可以教書、行醫維生；家裡務農的泥腳秀才還可以回復躬耕；家裡寬裕的可以操持家業，甚至受家庭濟養，賦閑在家，繼續讀書問學，過以天下為己任的士人生活。清朝末年，當時家庭經濟或許仍有勉力支撐的空間，這種賦閑而大抱理想的知識分子人數不少。然而隨著中國原有的產業逐步被外國產品侵蝕，庚子賠款年年在還，混戰的軍閥又借下大額外債，中國的家庭經濟再不足以支撐子弟賦閑，加上產業結構已經隨社會而轉變，畢業生不可能以科舉時代的方法回鄉教館、行醫或耕田謀生。青年既受新的社會理想鼓舞，但新社會又吸收不了這些畢業青年。
1917年冬天，在工業學校念書的學生「距畢業還有一個學期，我就發愁了。因為畢業就是失業，沒有一個年輕人不為自己的出路感到恐慌。尤其是我這樣的家庭，出門讀書已不是易事，若是失業在家，那就更沒有辦法了」。
1930年代，「畢業即失業」已是口頭禪，大學畢業生也要失業。大家寄望留學是出路。
30年代，我在大學裡念書時，周圍所接觸的青年可以說都把留學作為最理想的出路。這種思想正反映了當時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舊中國青年們的苦悶。畢業就是失業的威脅越來越嚴重。單靠一張大學文憑，到社會上去，生活職業都沒有保障。要向上爬到生活比較優裕和穩定的那個階層里去，出了大學的門還得更上一層樓，那就是到外國去跑一趟。不管你在外國出過多少洋相，跑一趟回來，別人也就刮目相視，身價十倍了。
當時出國留學，稱為鍍金。連富商都對兒子說：
「去法國鍍兩年金吧。」「鍍金」是指去國外留學，否則便不能當大學教授，只能當講師。
1930年代政府開始限制留學，官費留學名額極少，而且學生在中國的大學畢了業，才能申請。於是中學生也及早為計：自費留學歐美，非富商巨宦，負擔不起；退而求其次，去日本不用護照，不受政府限制，多認為比留在中國好。
只有留過學鍍過金的人才有資格做洋進士，這比傳統科舉的考試資格窄了很多。尤其要做留學歐美的洋進士，要有巨額金錢和門路，不是人人可以負擔。
以留學與科舉相比還有點不同：封建時代有資格大做其金榜題名美夢的人範圍似乎廣一些……留學卻沒有這麼容易。這是個資本主義的玩意兒，講投資，比成本。
雖然留學生並不都想做官，但是國家要用新人才而集中在留學生里去找，怎能不加強全國讀書人對出國留學的企盼？長期下來，留學變成所有青年的夢想，一種與社會風氣同步的崇洋夢。
救國雄心
由國力差距引發的留學求新知的熱潮，雖然離不開個人出路的打算，甚至有混日子鍍金的情況，但是不能忽略的是留學熱背後還有一個更簡單的想法：面對國家積弱，想成為有用的人才，為國家做貢獻。
容閎是貧家子弟，接受教會學校教育，按理沒有士大夫那種以天下為己任的思想包袱。他1847年出國，本來也不是為了救國，但是美國的大學教育改變了他，縱使所受的是歐美的人文教育，也使他產生了近於「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想法：
整個大學階段，尤其是最後一年，中國的可悲境況經常出現在我的腦海，令人感到心情沉重。當我意志消沉時，往往想反而不如根本不受教育，因為教育已經明顯地擴展了我的心靈境界，使我深深感到自身的責任。
我為了求學，遠涉重洋，……我可以自稱是一個受過教育的人；那麼，就應該自問：「把所學用在什麼地方呢？」在大學的最後一年即將結束以前，我心裡已經計劃好了將來所要做的事情。我決定使中國的下一輩人享受與我同樣的教育。如此，通過西方教育，中國將得以復興，變成一個開明、富強的國家。
我雖然去國甚久，但無時無刻不在懷念她，無時無刻不渴望她走向富強。
立志報國的思想
講到留學生的救國思潮，自然令人想起留日學生對推翻清朝的作用。中國政治長期沉痾不起，而日本距離中國近，自清末到民國，留日學生持續介入中國政局，以致經常發生退學浪潮，這有地理上的原因。
至於留學西洋的，整體而言，沒有出現留日學生那麼多革命志士，但在國勢不振的情況下，普遍都有一種報國之心。其中20世紀一二十年代是個特殊階段，留法和留俄學生因為特殊的原因，跟現實政治關係很深；留美學生則有一種先鋒思想，以捨我其誰的姿態出現於留學舞台上。
19世紀末的留美學生，在留學大潮里屬於早期的西洋學生，他們大多出身於基督徒或者商人家庭，並非士大夫階級，然而仍抱著救國的志向去留學或者回國。
十六七歲去留學、在美國八九年的商人兒子施肇基，後來做了外交大官。當教授問「來美求學，有何志願」時，他以鴉片戰爭以來到1899年左右各國企圖瓜分中國的情況，回答說「中國積弱，受人欺凌，願以所學，為國家收回利權，雪恥圖強」。他提出的方法竟然是打敗一個外國，以恢復國民的自信心！例如打敗葡萄牙以收回澳門。他這麼回答的時候，中國還未出現清廷扶持義和團、向八國宣戰的局面。
留學生關心報國的機會和前景。民國成立，為他們開創了條件。後來做了外交大官的顧維鈞就說革命成功，使他為國效力的心情再度活躍。1912年初他被袁世凱政府聘為英文秘書，當時袁世凱的用心大家尚未看清，他很想一試。教授也鼓勵他，認為既然他讀書是為了準備出任公職，就不應拒絕袁政府的邀請，因為這對顧維鈞本人和哥倫比亞大學都是個好機會。因此他趕口試，趕博士論文，以便效力於新政府。口試時，主考者問了不少關於中國新政府的問題，例如美國憲法是否適用於中國。
在中國，中小學生也聽到救國的呼喚。在得風氣之先的省份，由有新思想的人物成立的學校里，學生都受到救國思想的推動。湖南明德學校由出身書香之家、留學日本的湖南拔貢生成立，充滿革命氣息。學生下課後仍要到禮堂聽代校長訓話，內容都是要學生愛國，強調中國是文明大國，但被列強壓迫；年輕一代要努力讀書，吸收新知識，使中國富強。學生認為「他的話又新又刺激」。於是蔣廷黻當年在長沙念書時，和同學常做白日夢，其中最重要的一種是救中國，幻想很多使中國富強的方法。
很多日後留美的學生，就是因為這些教育風氣的影響而立志出國的。
天下興亡，不僅匹夫有責，有些女子也心有戚戚焉。出身清朝官宦大家庭的女生曾寶蓀，即使還是中學生，又信奉了基督教，仍然立志要為中國謀發展幸福。1912年她去英國讀中學，在碼頭才覺得走上了人生一條新路，到了倫敦，晚上睡覺時，思前想後，想到前途，想到如何應付未知環境，總要不丟中國人的丑才好。
「五四」後的救國夢
中國政治沉痾不起，長期磨鍊著這些幼嫩單純的愛國心。
看著政治和國際局勢而無能為力的未來主人翁，留學的心事也跟著國事起落。在這政治混亂的半個世紀里，五四運動是震動年輕知識分子的重要時刻，也令更大批的青年走出國門。當年出國的留學生說：
那時候留學生所想的，幾乎一致的是如何學些對於國家民族有用有益，對於解救國家民族有效有速效，最好能立竿見影、根本解決之效的學問，然後早日回國，將所學能貢獻於祖國。
在教會中學畢業的，也不想拿學得的一點英文去做小職員謀生：
我為自己前途著想，若不能跳出舊社會的樊籬，中學畢業以後，最多只會用雅禮所學的一點英文，去考郵局或海關，考取了，便做一輩子小職員，考不取，會回家幫父親經營商業，做小老闆。這些我都認為沒有什麼出息。我不要做官，一心一意要救國，什麼揚名聲顯父母的觀念，在我腦中根本不存在。
五四運動的傳播，使時代的浪潮波及到消息較閉塞、沒有新人物辦學的鄉間。福建在南方省份里屬於山多、交通不便的一省。本來當地人不怎麼看報紙，北京上海流行的報紙雜誌，在偏遠一點的縣城，恐怕全城不容易找到一份。有時中學沒有圖書館，學生除了死念課本之外，根本不看其他書。五四運動在北京發生，而地方的風氣變化顯著。平時不活動不說話的學生都高談闊論，爭相閱報，學生會平日死氣沉沉，一接到全國學聯會罷課的要求，表示愛國，倒很用勁。「當代中國的集體意識，可以說，是在這一年覺醒的。」「五四」之後，一個生長在福建鄉間的學生，輾轉到城市求新學。在上海一年多，一有空就到書店看書，方知中國是列強壓迫下的國家，政府貪污昏庸，人民貧愚飢病，外國警察在租界毒打人力車夫，自稱眼睛睜開了，腦筋也開放了。
我怒火中燒，憤慨填膺，覺得國家應該改造，民族應該復興。新的思想和新的信念指示我必須留學歐美，才能增進學識，負起一種匹夫有責的新國民的責任。
這時候，哪怕世道多艱，年輕人一腔熱血，還是對前途抱一種美好的願望。尤其是當年的清華學生，自覺是新銳之士：
（在清華）甚至能看到日後求學的遠景，最重要的是可以為祖國服務、為人民服務。中國是貧弱的，但不是毫無希望，我們將努力奮鬥以改變這美麗國度的絕望處境；我們是樂觀主義者，但我們也很清楚，困難的日子正在前面等待著。
於是「五四」時期的一大特色，是思潮湧現。當時歐洲處於社會和國家動蕩的時候，社會上有資本家和工人的矛盾，國家之間有基於民族仇恨的大戰，思想家提倡各種主義，簡直看得人眼花繚亂，比春秋戰國還要熱鬧。這些思潮湧入中國，使本來就為尋找出路而苦思和熱議的中國人，救國心更熱，迫切感更強，而青年學生最容易受到感染。
於是「五四」前後的留學生有一個特色，就是受到一套一套的說法影響。從前的留學生想救國，有潮流，有構想，但大部分人沒有什麼有名堂的夢，而「五四」前後的留學生，已經受社會思潮匯流的影響，而深植了幾種救國夢在心中。這幾種夢不複雜，主要是提倡科學、建設實業、以教育啟蒙國人，即是所謂的科學救國夢、實業救國夢、教育救國夢。
受社會思潮和眼前慘淡的現實鼓動起來的年輕人單純的夢想，一直延續到三四十年代，仍然在下一代的青年人腦袋裡發酵。1930年代入大學的青年，因為看到中國貧弱，「以為非振興我國的實業，不能致我國於富強。」40年代他又抱著實業救國夢，自費去美國讀研究院。
由於1930年代政府限制留學生人數和學歷，留學生多數大學畢業，已有一些人生經驗，青春的熱情開始轉為毅力。40年代留美的一個30多歲的成熟學生說，他1933年清華大學畢業後，走過很多地方，無論是在城市、在農村，「看到的凈是廣大人民在貧苦生活中掙扎的景象，完全陷於現實與理想的矛盾中。經過幾年的社會實踐，閱歷多了些，考慮問題也就比較現實了一些。青年人應當有遠大的抱負，但不能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衡量一下自己的能力，覺得自己需要多讀書、多觀察。」於是去留學。
救國不容易
回首前塵，那半個世紀里，青年學生以為出洋可以獲得的成果，其實都受制於母國的內部情況，未必有空間去發揮應有的作用。當時中國千瘡百孔，需要從不同角度去補救。「五四」是一場波瀾壯闊的運動，但是「五四」之後，政治的對立、潮流的激蕩，意識形態的分歧變成對立，而且尖銳化、相對單一化，妨礙了多元的救國目標。時代的制約太大，而潮流又改變得急促，留學回來的青年並沒有基礎，很容易被淹沒。
但是青春的夢想怎會知道前面是如此巨大的時代制約力呢？懷抱救國熱忱的青年，在學成回國的途程上，還自信地想著：
我青年時期所夢想的兩洋橫渡、百史縱觀，至此已部分實現，今後的問題是如何努力，以達到學以致用及教育救國的目的。
青春的救國夢
「五四」後各色各樣救國夢在青年之間流行起來。
國難的嚴重和國勢的危急，激發了青年們的愛國熱忱，掀起了我們的救亡運動；特別在「五四」前後，……同學們都把讀書與救國緊密地聯繫在一起：有的考慮，要以實業救國；有的想經營商業，以經濟救國；……我立志學教育，作為報國之計。
在各種救國夢裡面，實業救國、科學救國、教育救國是最多人做的夢，也有人想以吏治救國、體育救國、軍工業救國、學術救國。
趕快富強起來，不要被外國侵侮，不要亡國滅種！這些焦慮貫穿在近代中國的歷史裡。不但清政府早就抱著取經救國的心去分配官費留學生的選科，不少留學生也抱著學成救國的心態踏上萬里之行。
30多歲才留學的年長學生穆湘玥，19歲時見甲午戰敗而求學心切，認為「不知彼我之短長，無從與他國競爭，求西學之決心於是時始」。1909年他終於有足夠的錢去美國留學。他想學農業，因為他到北方工作，見到這樣的情況：
中國西北地廣人稀，民間生活程度很低，交通不便，貨棄於地，觸目都激起振興實業的觀念，並覺得在各種實業里，佔中心的莫如農業，因為中國以農立國，改良農業，國家富庶，然後可以圖強圖存，可以禦侮雪恥。因此以前研究經濟收回稅權的志願，變為投身農業的志願。 *
如果1894年中日之戰驚醒了士大夫，那麼1919年五四運動，則鼓動起全國青年的危機意識。
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多種救國夢在青年之間傳播。中學程度的清華學生肯定能拿到官費留學美國，他們在世外桃源似的學校里，也在做救國夢：
（五四）使我受到很大的影響。我也捲入了清華的遊行活動。
所有「五四」後的思潮，如愛國、反帝、民主、科學的思想都使我對社會政治思想及其理論產生了很大興趣，也為我後來選擇學習和研究社會學和民族學理論奠了重要的基礎。
由於受西方民主主義的思想影響較大和對當時所謂實業救國和教育救國宣傳的接受，頭腦里確立的是學習西方、振興中華，因此也不可能走上共產黨人所提倡的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1923年，從清華學堂畢業，帶著學西方和教育救國的思想，赴美留學。
不過這個年輕人沒有讀理工科或教育系，他讀了社會學，雖然參加了一個清華學生為主的愛國組織，但是較少參加政治活動，「當時主導思想是想以學術研究為國服務。」後來的事證明他是規划下一代留學生學習社會學的靈魂人物。
批判救國夢
中國有如一個痴肥的病人，連轉身也難，病又太重。各色各樣的救國藥方開出了，卻不見有大起色。
這時候，有理論支持的主義判定中國的問題在於制度，藥方在於階級鬥爭，各種救國論只是修修補補的改良主義，根本觸不到核心。共產主義者認為不改變政制，這些救國夢都是幻象。
政治的黑洞越深，彼此的分野越大。
當時傾心於從哲學層次去談中國出路的青年，受共產主義思潮影響，與主張科學工業救國的學生談不來：
（1922年1月初）認識了幾個國內新來的學生，覺得他們是另一類型的學生，溫和、客氣、滿足，愛談科學工業救國一類的話，我覺得同他們有很大隔閡。倒是勤工儉學生出身的里大學生，說話之間能夠互相了解些。
這種思想上的分歧，在「五四」後到法國企圖勤工儉學的青年中尤其明顯。他們的救國夢在無情的國內現實和留學現實面前被打碎，不少人轉向共產主義。中共開國元勛中，負責軍事科研工業的聶榮臻就是其中一個。
這一大批受五四運動影響的愛國學生，所以要留法，大多數是抱著實業救國的思想。他們認為，要拯救落後的中國，必須發展自己的工業，只有到國外學好科學技術，回國才能實現實業救國的願望。
但勤工儉學生幾次與政府衝突的學潮在他腦中發酵，聶榮臻的世界觀初步轉變。他認為軍閥統治之下，要發展中國的工業，只是幻想，於是放棄實業救國的想法。
至於在未受兩次大戰洗禮的美國，在安穩中追求科學救國的留學生，聽到抗日戰爭後的殘局，也容易轉變想法。
日後成為火箭工程師的梁思禮就經歷過這個過程。當時他離開中國6年，還在讀碩士，「只想著學成回國用我的知識搞工業，以工業救祖國。」1947年他的中學好友也到了美國留學，這個好友其實已是中共地下黨員，由共產黨派去遊說留學生，談內戰和接收大員的腐敗，民不聊生。 「他有一句話深深印在我的腦海里，他說：『你想搞工業救國，但是大廈是不能建在沙灘上的。』他還說當時國內已有的工業企業都支持不下去，如果不從政治上解決，根本談不上什麼工業救國。……他的一席話給我很大啟發。」這個清末立憲派領袖梁啟超的幼子，於是支持紅色中國。
被兩三代年輕人熱烈擁抱一番的救國夢，後來被拔高為救國論，被共產黨人批判為沒有認清中國的基本問題，不是解決社會問題的正確途徑，只是一種改良的妄想。
其實這種青春的遐想，單純、直率，沒有深層的企圖，也沒有完整的步驟和系統，只是想為積弱的國家出力，稱之為「論」，真是抬舉了。一個在五四運動時「遊行、請願、宣傳等活動都參加了，但也只有搖旗吶喊的份兒」的青年說：
當時總覺得我們似乎有一個基本問題需要解決。想起了古書中所說的「足食足兵」的重要性和積貧積弱顯然是導致橫逆的原因，那麼富強似乎是當務之急。這也許是一種模糊的「經濟救國論」的意識吧，但當時卻沒有賦以什麼「論」的外衣。
一個國家左右支絀的時候，革命與救國論之爭將永難休止，正如清末的改良與革命之爭一樣。無可否認，如果腐敗，一生努力隨時付諸流水。以教育救國，教出來的幾許青年才俊，可能死在戰場；又或終生努力搞實業，而赫赫成果瞬間被摧毀。但革命之後，就有良好環境去救國嗎？新中國經歷如斯艱苦的爭鬥而革命成功，立國之後，仍擺脫不了爭執，甚至沒有給予救國論者一個好機會去實踐。雖然有些救國論者得以成就，如梁思禮成為火箭專家，但不少救國論者卻被懷疑和敵視。
畢竟救國途徑上的兩派之爭，撕裂人心太久。
正如留美的經濟學家陳岱孫所講，1918年他只是上海一個中學畢業生，不料見到外灘公園草地前沿 「華人與狗不許入內」的牌子：
對於這橫逆和凌辱，我當時是毫無思想準備的，因為關於這類牌子的存在我是不知道的。我陡地止步了，瞪著這牌子，只覺得似乎全身的血都湧向頭部。在這牌子前站多久才透過氣來，我不知道。最後，我掉頭走回客店，嗒然若喪，第二天乘船回家。對於一青年，對我們民族的這樣凌辱的創傷，是個銘心刻骨的打擊。我們後來經常批判那個年代出現的所謂各種「救國論」。但是只有身歷了這種心靈上創傷的人才會理解「救國論」有其產生的背景。
科學夢就是實業夢
發展工商實業是要建設經濟，使國民富強，以抵抗外國產品入侵。中國雖然經過兩次鴉片戰爭以及太平天國的戰亂，但畢竟曾經是個手工業發達的國家，絲茶瓷器等出口數量仍然很大，所以到1876年仍然出超，之後才長期入超，白銀年年流出。長期入超的結果，是本國工商業不發達，失業人多。底子被掏空之後，家庭經濟漸露困境。
實業救國的說法在19世紀末興起，但早在甲午戰爭甚至洋務運動的時候已經產生。辛亥革命前，清政府有目的地想通過規劃留學科目來振興實業，派遣庚款留美學生時，明文規定八成要學實業。實業的範圍很廣，西方因為工業革命而實力大增，所以當時講實業也以工業為主，但是農業、商業都屬於實業的範疇。推翻清朝之後，大家期望從此有一個安定的環境去扭轉局面，部分革命黨人也變身為建設者，加入發展實業。
科學救國呢？「五四」既然提倡民主和科學，湧現科學救國夢的熱潮似乎理所當然。究其緣由，科學救國的想法跟實業救國一樣，在「五四」之前已經出現。
辛亥（1911年）「那時中國的學生，已經完全相信科學救國，也許比現在學生更加認真，因為我們並不是想出路，想賺錢，而是誠心誠意地誌願用科學來服務國家」。
不過，實業和科學這兩個詞，當時是糾纏不清的。實業和科學看來好像是兩樣東西，然而仔細點兒看，卻藕斷絲連。革命黨人任鴻雋「五四」之前以學生身份留美，曾在留學生中間發起「科學救國運動」。他的妻子紀念他時說，「那時在美國的中國學生中，有一部分是受過戊戌之變及1900年庚子國難的刺激的，故都抱負著『實業救國』的志願。」但她接著又奇怪地補充說「所謂實業，即是現今所謂科學」。 這句話現在看來不通，當時卻是互相關連的，我們看看一生鼓吹科學救國的任鴻雋所參與創立的中國科學社，宗旨是 「提倡科學，鼓吹實業，審定名詞，傳播知識」，就可見當時科學和實業如何緊密相關了。
大概當時要辦西式工業，都要有科技作基礎，所以好些例子都可以見到當年大家是把實業和科學聯繫起來的。
1914年，一個美國化學教授在長沙基督教青年會演講，勸中國青年努力學科學。那麼他所講的科學是什麼呢？他說的是農業：
「你們吃過從美國進口的金山橙嗎？有這麼大的個兒。」說到這兒，他誇張地用手比划了個碗口大的樣子，又接著說：「金山橙皮兒薄，用刀子一剝，甜美的汁水四流，真是好吃極了！更妙的是，裡面連一個籽也沒有！」
這演說將一個聽演講的少年口水都引出來。美國教授還補充說這種金山橙，是美國加州的農業專家路斯·卜班克用幾個不同的品種嫁接成的，其中就有四川的廣柑。
「這番演講，聽得我心往神馳，簡直坐不住了，恨不得馬上飛到美國去，拜路斯·卜班克為師，學會嫁接果樹的本領，種出自己的良種橙，到那時候，再也不用萬里迢迢進口美國金山橙了!……去美國的念頭一直縈繞著我，我渴望早一天學到先進的科學知識，好造福於自己的祖國。」第二年少年就去了美國，「我毫不猶豫地選擇了植物學，這當然是金山橙的吸引力了。……我雖然是奔金山橙而來的，想的是『實業救國』，然而眼睛偏偏不作美」，先是看不清顯微鏡下的植物，不能讀生物，接下來到野外檢測標本又老是錯，又學不了地質，不能幫中國把工業搞上去，達到國富民強，於是才改學文科。
振興實業由一部分人的思想，到「五四」時發展為社會思潮，廣泛向青年傳播，令青年大做實業救國夢。這「實業救國」幾個字，跟「科學」這個「五四」口號有很大關係，「五四」青年學生腦中的科學，是跟實業分不清的。
1919年去美國留學的青年，對父親說「我立志要做人，要救國。我不想做生意，也不願考海關或郵局，一定要到美國進大學學科學，將來回國辦實業，教學生，把中國變成一個富強的國家」。由於當時長沙只有幾個專科學校和一個僅有文科課程的雅禮大學，而「我很早就被『科學救國』的呼聲所說服，所以認為要學科學工程一類的學科，一定要離開長沙」。
那時只略知一點科學救國的道理，但是並不明白什麼是科學，或科學如何可以救中國。我僅憑我一個十多歲青年的直覺，選定我認為中國工業化所必需的機械工程。
在美國學工程多年後，他的決心不變，只是認識深了：
美國教授常常提醒我們不可和文科學生一樣重視學位，而忽略了工科學生所必需的實習機會。……進了規模宏大的福特汽車公司，做了三個月的暑期工作，學會了一點技藝，……又到芝加哥和密爾瓦基等大城，參觀了許多機械和電機工廠。我得到有關汽車製造和工廠管理的許多新的知識、新的技能，我才知道我學工程不應以當一名工程師為滿足，而要以全力使中國工業化，使中國人接受西方的科學和科學精神。
西方科學和科學精神包括機械、電機、汽車製造和工廠管理！這就是當時對科學和實業的理解。所以當時的學生去讀農科、工科、地質等等，可以說自己是讀實業，同時也會說是讀科學。百廢待興的時候，行事旨在應付當前急務，無可厚非，所以當時講到科學也以科技或者應用科學為主。
著名物理學家、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嚴濟慈畢業於當年的科學強國法國。他1920年代出國時也是抱著科學救國的宗旨：
我也深認科學對於人類的貢獻，似在宗教、藝術、文學、政治之下，但是立國在今日世界，利彈怪艇咄咄逼人，舍科學無以救國。
但他怪責當時中國的教育家曲解科學的含義：
科學在吾國尚無它應占的地方，那班非牛非馬的教育家、哲學家往往與科學以錯誤的解釋，致無形的加以摧殘阻礙。
所以他認為中國尚須一班哲學科學家，對科學之所以為科學，給予正確的了解，以激起社會的信仰和青年的努力，而不至使學習理科的青年十之八九視研究科學為時髦，一見更時髦的就棄科學而他去。
在深明科學含義的嚴濟慈心中，科學和實業是兩回事，但是需要攜手合作。
科學實業攜手，是戰後各國所最努力以求十分實現的。在我國科學實業幼稚時代，這種人才尤為難得，而實在是最切要的。科學家能為實業家解決疑難問題，實業家能與科學家以種種資助。*
即使20年代中國已有學者如嚴濟慈，在法國這個昔日的科學強國學得科學的精粹，中國的實業救國夢還是持續到40年代。梁啟超的幼子梁思禮1943年轉到工科大學，因為那時「一直想走工業救國之路，覺得中國老受人欺負，將來學一門工業技術，學成回國為中國建設出力就好了」。他後來成為火箭設計專家，回到中國大陸，在導彈和運載火箭上有貢獻。
嚴濟慈大力推薦而去法國留學、入居里夫人研究所的錢三強，是個核物理學家，回國後負責新中國兩彈一星的原子彈、氫彈計劃。
農科、機械工程與核物理學，在科學學科上或許有知識含量的高低之別，但在應付國際局面、增強國力上，最後還是殊途同歸。如果不是要應付越來越厲害的船堅炮利，錢三強等中國科學家可能是理論物理學的世界翹楚。他們的尖端知識用在國家實際的需要上，是中國近代發展的許多無奈狀況之一。
附：最惹笑的救國夢場面
在美國，成績優異的畢業生會獲得學系推薦入費·貝達·加巴榮譽學會（Phi Beta Kappa）。這是美國最古老的兄弟會，於1776年創立。會員將得到一條刻有學會字母簡稱「ΦBK」的金鑰匙，可以佩戴，以示榮譽。金鑰匙的價值相當高，是做自我廣告的好工具，據說還可替代訂婚戒指。語言學家李方桂就曾把它作為定情信物，送給女朋友。
有一次留美學生洪業遇到另一個中國學生，對方脖子上掛著好像榮譽學會的鑰匙，還是特大號的。洪業仔細看，鑰匙上面是倒過來寫的：加巴·貝達·費！
那個掛著假金鑰匙的中國學生在洪業背上重重拍了一下，笑說：「你們分數最好，我們分數最差；你們專心做學問，我們專心賺錢；將來你們辦學校蓋圖書館，就得靠我們賺的錢才成。」
這個學生講的倒是真話。搞經濟、辦實業是留學生設想的一大救國途徑，而救國在在需財，所以努力賺錢也未嘗不是一個方法，只要發了財還記得救國初志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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