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洪君：民族關係激化是蘇聯解體的重要原因之一

作者|於洪君，全國政協外委會委員、中國人民爭取和平與裁軍協會副會長、前駐烏茲別克大使、原中聯部副部長、國家行政學院、中國人民大學等多所高校兼職教授、博士生導師

來源|於洪君授權《首席戰略官》發布

1991年12月，世界第二超級大國蘇聯（全稱為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歷經6年半痛苦不堪的改革，最終失敗，宣告解體。25年來，對於這個橫跨歐亞大陸、擁有豐富資源和巨大發展潛能，長期牽動國際關係發展變化的超級大國為何突然崩塌，國際社會眾說紛紜，國內學者見仁見智。其中較為普遍的看法是，蘇聯亡於危機綜合症。而在長期存在、相互交織、最後同時迸發的多種危機中，民族關係危機是其中一個重要因素。換言之，蘇聯解體之前，這個看似統一的多民族大家庭，民族關係領域已積累許多問題和矛盾。上世紀80年代中期起，以過度民主化和過份自由化為特點的改革全面展開，蘇聯社會各領域的深層次問題紛紛顯現，民族關係危機急劇激化。以國家主體民族大俄羅斯民族為核心層、其他大小民族多層自治的聯邦制國家結構，無法承受危機迭加的蕩滌和衝擊，最後以土崩瓦解的可悲方式退出歷史舞台。

一、民族關係領域問題成堆，執政黨蘇共渾然不覺

原蘇聯是世界上幅員最為遼闊、民族構成極為複雜的國家。全聯盟有130多個民族、3億多人口，劃分為 15個加盟共和國。根據1922年蘇聯成立時簽署的條約和後來通過的憲法，蘇聯各加盟共和國均有自己的憲法、國旗、國歌和首都，並且擁有自由退出聯盟的權利。包括俄羅斯聯邦在內，各加盟共和國為解決其內部民族問題，在少數民族相對集中的地方又設立了不同規模的自治共和國、自治州或自治區。蘇聯由此形成以多種形式和多種層級為基礎的聯邦制結構。

原蘇聯各民族之間，早在沙俄時代就形成了密切的經濟、社會和文化聯繫。十月革命後，作為執政黨的蘇共認為，各民族間這種歷史形成的聯繫因蘇維埃政權消滅了民族壓迫，建立起統一的國民經濟體系而得到加強。蘇聯中央政權為解決歷史上遺留的民族問題，提高主體民族俄羅族以外其他各民族的政治地位、經濟文化及社會發展水平，縮小各民族間的發展差距，曾經做出許多努力。作為蘇聯核心部分的俄羅斯聯邦，因其經濟文化比其他加盟共和國相對發達，貢獻尤為巨大。

始於20年代並在戰後繼續進行的民族國家劃界，當時對拉動各民族經濟增長和文化發展，建立民族知識分子隊伍、民族幹部隊伍並發展民族意識，確實起到了促進作用。但聯盟中央政權在劃界過程中所犯的錯誤，埋下了曠日持久的民族隔閡與衝突的種子，造成了許多「民主方式」無法解決的領土爭議。

30年代至40年代初，斯大林政權為防止戰爭爆發後某些民族集體投敵或通敵，大規模地強制性遷移某些少數民族，將車臣人、印古什人、達格斯坦人、韃靼人、德意志人、朝鮮人等集體驅離，使其失去世代居住的土地或長期生活的家園，此舉對相關民族的民族情感造成了更大的傷害。衛國戰爭時期，蘇聯各民族人民的友誼經受了考驗並進一步鞏固。但由於德國法西斯在波羅的海沿岸、西烏克蘭、白俄羅斯、外高加索等地招募當地居民組建軍隊和警察，對抗蘇軍，蘇軍為解放被佔領的土地，不得不同這些地方的民族主義匪幫進行戰鬥。在這一過程中，有支持「匪軍」嫌疑的當地居民（主要是非俄羅斯族居民），受到廣泛鎮壓，造成了新的敵對情緒和民族衝突。

在赫魯曉夫時代，蘇聯為戰前和戰爭初期被逐出家園的少數民族恢複名譽和權利，又將他們大規模地遷回原來居住的地方。由於各種原因，特別是土地和舊居被外地遷來的「新居民」所佔有，這些回移民族與不久前的遷入民族之間產生了多方面的矛盾和摩擦。為「被驅逐的」和「受迫害的」少數民族恢復歷史權利的工作，進行得很不徹底。克里米亞的韃靼人、伏爾加流域的日耳曼人、喬治亞的土耳其-梅斯赫特人等，曾為重返家園進行了長期抗爭。再加上建新工業部門不斷引進外來勞力，某些工業生產項目嚴重污染環境，以少數民族為主體的當地民眾對蘇聯中央政權的不滿情緒日益加重。

二、人口再生產嚴重失衡，埋下民族衝突的禍根

自50年代末期開始，蘇聯人口和民族人口問題已相當嚴峻，但蘇聯中央政權未能做出綜合的人口發展規劃，對人口和民族關係問題，特別是民族關係領域已經出現的各種問題，譬如整個國家的人口再生產、人口的民族構成與分布、民族區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民族宗教與語言文化的作用、民族遷徙等諸多問題仍充耳不聞，視而不見。相反，基於自欺欺人的所謂「民族融合論」，蘇聯有關部門長期進行虛假宣傳，聲稱蘇聯已經形成了「新的人的共同體」，統一的新民族「蘇聯人」已經形成。

直到上世紀80年代末聯盟解體前夕，「多民族大家族」一直是執政黨蘇聯共產黨的驕傲，就連許多普通蘇聯人也曾為「蘇聯各族人民的團結」而自豪。但是，後來披露的大量事實表明，作為執政黨的蘇聯共產黨，從來沒有真正弄懂過蘇聯的民族問題。其中一個重要標誌，是蘇聯從來沒有以民族人口數據為基礎，制定和實施適應多民族國家特點的經濟社會發展計劃。

蘇聯首次進行全聯盟範圍的人口普查是在1959年。那時，衛國戰爭已經結束多年。但是，受衛國戰爭和戰爭前後各種重大事件的影響，蘇聯的人口狀況和結構嚴重畸形。據統計，1959年初，蘇聯居民中的男女比例為100:122。女多男少、比例失調問題存在於各個民族之中。另一問題是，蘇聯人口總量在下降，白俄羅斯、俄羅斯西北部和中部大部分地區，人口總量遠低於戰前規模。導致蘇聯人口減少的原因很多，除衛國戰爭之外，20-30年代的農業集體化和由此造成的大飢餓、大規模肅反運動、強行遷移某些少數民族，對蘇聯人口增長和人口的民族構成，都有重大影響。

分析一下蘇聯數十年間民族人口發展趨勢，不難「察覺到」蘇聯民族危機局勢的早期癥狀。到20世紀70年代末，俄羅斯、烏克蘭、白俄羅斯三個斯拉夫民族的生育率都很低。其中，俄羅斯族婦女生育率為千分之1773 、烏克蘭族為1823、白俄羅斯族為2006，均遠低於保證人口簡單再生產所需要的千分之2200～2300的水平。這意味著，蘇聯主體民族的人口繁衍有30多年未能得到充分保證。結果是，三個斯拉夫民族佔蘇聯人口的比例持續下降，從1959年的76.3%下降到1989年的69.8%。

起源於伏爾加—烏拉爾地區的芬蘭—烏戈爾和突厥人，由於長期與俄羅斯族混居，其生活方式和人口狀況與俄羅斯族相互類似。無論在民族自治實體之內還是在其外部，60年代，上述民族的平均人口增長率略高於俄羅斯族，後來明顯下降甚至還低於斯拉夫人的整體水平。他們在蘇聯人口中的比例，從1970年的4.93%，下降到了1989年的4.55%。

蘇聯波羅的海沿岸各民族的人口狀況，與中歐和北歐國家的民族非常相似。到70年代末，立陶宛婦女生育率為千分之1795，愛沙尼亞為1599，拉脫維亞為1455名，明顯低於斯拉夫民族。所有波羅的海人在全蘇人口中的比重，從1959年的2.2%下降到1989年的1.94%。上述民族在本民族共和國人口中的比重，也在下降。愛沙尼亞人在愛沙尼亞的比例從1959年的74.6%下降到1989年的61.5%；拉脫維亞人在拉脫維亞的比重從62%下降到52%。只有立陶宛情況略有不同，本地居民的比例相對穩定。

同時期其他少數民族地區，如穆斯林人口占絕大多數的北高加索地區，本地居民大大小小分為50多個民族，普遍出現「人口爆炸」。30年間，這些民族的人口在全蘇人口中的比重增長0.5倍，從1.12%上升到1.65%。在南高加索（也稱外高加索）和中亞地區，各民族人口發展狀況大致相同。喬治亞、亞美尼亞、亞塞拜然三個外高主體民族，始終保持高於全蘇平均水平的人口增長率，其中增長最快的是亞塞拜然，60—80年代30年間，人口增加1.3倍多，即從294萬增加到679.1萬。這一比例雖然也有下降趨勢，從60年代的26.3%下降到80年代的15.6%，但總體上仍大大高於全蘇聯水平。

中亞的「人口爆炸」問題更為突出。哈薩克、烏茲別克、吉爾吉斯、塔吉克、土庫曼5個本地民族，30年間人口增長1.8倍，佔全蘇人口的比例從4.6%上升到9.3%，增長1倍多。據1979年數據，烏茲別克婦女生育率為千分之3293，土庫曼婦女為3297，吉爾古斯婦女為3363，塔吉克婦女為3700。只有很小一部分城市人口實行計劃生育。

出生率高，家庭子女多，青少年比重大，引發一系列問題，首先是就業問題。大部分年輕人長期不從事社會生產勞動。在車臣一印古什共和國等地，到城裡打工的人不斷增多。農村人口大量過剩和無業青年不斷增加，為民族土壤上的社會衝突創造了前提條件。

三、經濟與社會危機推波助瀾，民族獨立運動風起雲湧

蘇聯1985年改革開始後，所謂的「民族移民」問題，首先成為一些加盟共和國政治鬥爭的焦點。在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及立陶宛，奪取了政權的「薩尤季斯」 （爭取改革運動）之類的激進民族主義組織，對待俄語居民，無論是資產階級共和國時期定居此地的還是後來陸續遷入的，態度越來越嚴厲。「公民委員會」等民族主義組織，利用移民問題煽動排外情緒。在大選時甚至對非本地居民實行「語言資格」限制。他們主張在當地只能使用「國語」即共和國主體民族的語言，主張壓縮高等院校中俄語系科的招生數量，日常生活方面的排外氛圍越來越濃。

在這些地方，青年人的就業問題令人憂慮。民族主義政黨和組織充分利用了這個社會問題。他們在失業或無業人員中招募隊伍，組織集會，建立守備隊和戰鬥隊。例如在亞塞拜然，與亞美尼亞人開戰就是由所謂的亞塞拜然民族軍進行的。即使到了這時，蘇聯理論界主流仍認為，蘇共所制定的以俄羅斯、烏克蘭、白俄羅斯三個斯拉夫民族聚集區為中心，全面幫助邊疆地區，逐漸拉平各民族經濟文化發展水平的政策成果豐碩，蘇聯各民族間的差距已經大大縮小了。而且，蘇聯各民族的一體化水平遠遠高於西歐國家建立的歐洲共同體。

但事實是，由於歷史和現實因素相互交織，主客觀因素共同作用，蘇聯的民族不平等問題並沒有消除，也不可能在較短時期間內，在相當複雜和困難的歷史條件下完全消除。斯大林等蘇聯領導人長期積累的錯誤，特別是30年代所犯的錯誤後來被定性為「犯罪」，導致民族關係領域積怨甚深，沉痾難除。但是，即使改革開始後，民族衝突已經隨處可見，蘇共領導人對民族關係中的危機仍估計不足，或故做沉默，錯失了儘快化解矛盾、緩和衝突、避免危機全面迸發的最後時機。

當然，民族關係危機全面激化的最主要原因，還是在經濟社會領域。由於改革遭到失敗，消費市場崩潰，商品全面短缺，通貨膨脹加劇，各民族共和國歷史上形成的經濟聯繫被破壞，以多種層次和多種形式的民族自治為基礎而建立的行政區域，成了經濟割據的堡壘，不同民族地區「各自為政」、「自尋出路」，甚至「斷絕往來」，倒退回「以貨易貨」的自然經濟狀態。

在這種情況下，激進民族主義勢力利用人們對經濟改革的嚴重失望和對聯盟中央軟弱無能的極度不滿，在極端民主化催生的普選制下呼喚民眾，逐漸在波羅的海沿岸、摩爾達維亞（現在稱摩爾多瓦）、亞美尼亞、喬治亞、亞塞拜然等加盟共和國獲得了政權。這些激進勢力宣揚民族利己主義，製造民族排外情緒，鼓吹民族仇恨和偏見，煽動民族對立與衝突，公開將民族分立、直至退出聯盟作為政策取向。

上述進程的發生和發展，進一步加劇了全聯盟經濟和社會危機，全蘇統一的國民經濟加速崩潰。民族分立勢力把持的各加盟共和國，將「經濟主權」上升為「民族主權」和「國家主權」，在背離統一的經濟體和相互聯結的市場化的道路上越走越遠。這時，蘇聯民族關係領域的衝突和對抗已是不可避免的了。許多地方出現了戰鬥隊，出現了血腥的民族屠殺，出現了民族主義的軍事組織和警察部隊。蘇聯解體前最後那幾年，上述現象愈演愈烈，從根本上動搖了蘇聯國家統一的基石。

四、各加盟共和國共產黨領導人全部支持獨立運動，蘇聯中央政權最終不堪一擊

在蘇聯這個多民族國家裡，經濟、政治和文化發展進程始終伴隨著離心力與向心力兩種不同趨向的較量。改革失誤，導致離心力不斷增強、向心力不斷削弱，蘇聯多民族國家的整體性和統一性遭到瓦解、聯盟從局部崩潰走向全面崩潰的危險日前增大。

80年代後期，蘇聯的地方分立運動和民族分裂活動相互助推，勢如潮湧。由於中央政權的軟弱無能，龐大而統一的多民族國家，一夜之間變得風雨飄搖。據當時蘇聯檢察長提供的資料，在蘇聯存在的最後兩年半時間，大約有60萬人因高加索等地發生的衝突而流離失所，民族衝突性質的傷害事件多達4648起，死亡946人，受傷8652人。有些真槍實彈的軍事行動，還動用了重武器和直升機。這些衝突所造成的物質損失，則無法估量。

面對社會不滿加劇、經濟狀況惡化、民族主義政黨和運動滋生蔓延等複雜情況，某些民主派思想理論權威，也包括蘇聯共產黨的一些理論工作者，為迎合社會上的反聯盟反中央勢力，片面解讀歷史，猛烈揭批俄羅斯的大民族主義，斷言俄羅斯的「帝國政策」是民族苦難深重的主要原因。這種自我詆毀和否定，不僅進一步加劇了社會的分裂，更可怕的是加劇了民族間的分裂，加劇了多民族國家土崩瓦解的進程。

戈爾巴喬夫和蘇共領導集團對此反應極為遲鈍。他們一開始就對「薩尤季斯」等民族主義組織的政治綱領缺乏明確認識，輕信它們忠於民主與改革的誓言。對蘇姆蓋特、費爾干納、巴庫、杜尚別、奧什、第比利斯、巴庫等地恣意妄為的極端民族勢力，對破壞蘇聯邊界、襲擊蘇軍和內務部隊等行為，反擊不力，甚至無動於衷。

在這種形勢下，已經獲取地方政權的民族主義勢力，運用各種手段向「非本地」居民施壓，出台一系列損害當地「少數民族」、首先是俄語居民（多數為俄羅斯人）權益的法律法規。目的是純凈本共和國的民族人口構成，最大限度地實現「去俄羅斯化」。當時，蘇聯全境共有6000萬人生活在本民族「自治實體」之外，超過全蘇人口20%，其中俄羅斯人就有2500萬。許多小民族根本就沒有自己的「自治實體」。他們的公民權利受到漠視和破壞，蘇聯中央政權熟視無睹，一籌莫展。

1989-1991年上半年，蘇聯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危機已全面激化，大廈將傾已成有目共睹之勢。在波羅的海沿岸三個共和國、摩爾多瓦以及喬治亞，共產黨人在大選中相繼下野。這些共和國的民族主義新政權無一例外，全部拒絕參加有關革新聯盟的任何談判。在中亞地區，雖然五個「斯坦」國沒有宣布退出聯盟，但也紛紛發表了不同形式的主權宣言。吉爾吉斯斯坦共產黨人已落選交權。烏茲別克依然是共產黨人掌權，但搶先實行總統制。共產黨中央第一書記卡里莫夫1990年率先成為蘇聯境內的共和國級的總統。

在俄羅斯，以葉利欽為代表的激進改革派同戈爾巴喬夫領導的聯盟中央的矛盾發展到不可調和的地步。為了對抗和孤立以戈爾巴喬夫為首的蘇聯中央政權，斷然退出蘇共的葉利欽，1990年起也開始高舉「主權獨立」的大旗。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烏克蘭共產黨中央第一書記克拉夫丘克，見風使舵，不斷屈服於「魯赫」運動等民族主義組織的壓力，最終也成了烏克蘭獨立的支持者。

1991年8月，蘇聯發生了震驚世界的「8·19事件」。以副總統亞納耶夫為首的一些黨政軍高官，不願看到蘇聯的崩潰和瓦解，他們軟禁了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建立了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試圖在莫斯科等部分地區實行緊急狀態，為挽救蘇聯做最後一搏，但很快遭到了失敗。戈爾巴喬夫被民主派「營救」出來後，為洗刷自己與「8·19事件」組織者的關係，竟然宣布退出蘇聯共產黨，要求蘇共自行解散。此時仍處於政權核心的那些加盟共和國共產黨領導人，聽任蘇共自行解散，並且異口同聲地聲討蘇共。他們不僅一夜之間成為反共主義者，同時也全部變成了民族主義領袖，堂而皇之地走上了領導本共和國獨立建國的道路。

蘇聯的瓦解是多種原因所致，但民族問題沒有處理好，民族關係領域中危機深重，共產黨的地方領導人本身就有強烈民族情緒，最後紛紛成為地方運動和民族分裂運動的參與者領導者，這是蘇聯走向全面崩潰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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