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澤厚：阮籍與陶潛

提到魏晉風度，似乎印象里就是瀟洒奔放，狂浪不羈。然而，魏晉風度的深處，是混亂格局下苦悶、無力的內心。李澤厚先生認為，阮籍和陶潛最能代表魏晉風度的深刻精神內涵。

阮籍與陶潛

文/李澤厚

藝術與經濟、政治經常不平衡。如此瀟洒不群飄逸自得的魏晉風度卻產生在充滿動蕩、混亂、災難的社會和時代。因此，有相當多的情況是，表面看來瀟洒風流，骨子裡卻潛藏深埋著巨大的苦惱、恐懼和煩憂。這一點魯迅也早提過。

魏晉這個歷史時期的特徵之一是頻繁的改朝換代。從魏晉到南北朝，皇帝王朝不斷更迭，社會上層爭奪砍殺，政治鬥爭異常殘酷。門閥士族的頭面人物總要被卷進上層政治漩渦，名士們一批又一批地被送上刑場。何晏、嵇康、二陸、張華、潘岳、郭璞、劉琨、謝靈運、范曄、裴頠……這些當時第一流的著名詩人、作家、哲學家，都是被殺戮害死的。應該說，這是一張相當驚人的名單，而這些人不過代表而已，遠不完備。「廣陵散於今絕矣」，「華亭鶴唳不可復聞」，留下來的總是這種痛苦悲哀的傳聞故事。這些門閥貴族們就經常生活在這種既富貴安樂而又滿懷憂禍的境地中，處在身不由己的政治爭奪之中。

「常畏大網羅，憂禍一旦並」（何晏），「心之憂矣，永嘯長吟」（嵇康），是他們作品中經常流露的情緒。正是由於殘酷的身家毀滅，使他們的人生慨嘆夾雜無邊的憂懼和深重的哀傷，從而大大加重了分量。他們的「憂生之嗟」由於這種現實政治內容而更為嚴肅。從而，無論是順應環境、保全性命，或者是尋求山水、安息精神，其中由於總藏存這種人生的憂恐、驚懼，情感實際是處在一種異常矛盾複雜的狀態中。外表儘管裝飾得如何輕視世事，洒脫不凡，內心卻更強烈地執著人生，非常痛苦。這構成了魏晉風度內在的深刻的一面。

阮籍便是這類的典型。「阮旨遙深」（劉勰），「雖然慷慨激昂，但許多意思是隱而不顯的」（魯迅）。阮籍八十二首詠懷詩確乎隱晦之至，但也很明白，從詩的意境情緒中反映出來的，正是這種與當時殘酷政治鬥爭和政治迫害密切聯繫的人生慨嘆和人生哀傷：

繁華有憔悴，堂上生荊杞。

驅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

一身不自保，何況戀妻子。

凝霜被野草，歲暮亦云已。

胸中懷湯火，變化故相招。

萬事無窮極，知謀苦不饒。

但恐須臾間，魂氣隨風飄。

終身履薄冰，誰知我心焦！

感傷、悲痛、恐懼、愛戀、焦急、憂慮，欲求解脫而不可能，逆來順受又不適應。一方面很想長壽延年，「獨有延年術，可以慰吾心」，同時又感到「人言願延年，延年欲焉之」，延年又有什麼用處？

一方面，「一飛沖青天，曠世不再鳴，豈與鶉鷃游，連翩戲中庭」；「抗身青雲中，網羅孰能制，豈與鄉曲士，攜手共言誓」，痛惡環境，蔑視現實，要求解脫；同時，卻又是「寧與燕雀翔，不隨黃鵠飛，黃鵠游四海，中路將安歸」，現實逼他仍得低下頭來，應付環境，以保全性命。所以，一方面被迫為人寫勸進箋，似頗無聊；同時又「口不臧否人物」，極端慎重，並且大醉六十日拒不聯姻……

所有這些，都說明阮籍的詩之所以那麼隱而不顯，實際包含了欲寫又不能寫的巨大矛盾和苦痛。魯迅說向秀的《思舊賦》是剛開頭就煞了尾，指的也是這同一問題。對阮籍的評價、闡解向來做得不夠。總之，別看傳說中他作為竹林名士是那麼放浪瀟洒，其內心的衝突痛苦是異常深沉的，「一為黃雀哀，涕下誰能禁」；「誰雲玉石同，淚下不可禁」……便是一再出現在他筆下的詩句。把受殘酷政治迫害的痛楚哀傷曲折而強烈地抒發出來，大概從來沒有像阮籍寫得這樣深沉美麗。正是這一點，使所謂魏晉風度和人的主題具有了真正深刻的內容，也只有從這一角度去了解，才能更多地發現魏晉風度的積極意義和美學力量之所在。

魏晉風度原是指一較短時期，在這裡則將它擴至晉宋。從而陶潛便可算作它的另一人格化的理想代表。也正如魯迅所一再點出：「在《陶集》里有《述酒》一篇，是說當時政治的」，「由此可知陶潛總不能超於塵世，而且，於朝政還是留心，也不能忘掉『死』」。陶潛的超脫塵世與阮籍的沉湎酒中一樣，只是一種外在現象。超脫人世的陶潛是宋代蘇軾塑造出來的形象。實際的陶潛，與阮籍一樣，是政治鬥爭的迴避者。他雖然沒有阮籍那麼高的閥閱地位，也沒有那樣身不由己地卷進最高層的鬥爭漩渦，但陶潛的家世和少年抱負都使他對政治有過興趣和關係。他的特點是十分自覺地從這裡退了出來。為什麼這樣？

在他的詩文中，響著與阮籍等人頗為相似的音調，可以作為答案：「密網裁而魚駭，宏羅制而鳥驚；彼達人之善覺，乃逃祿而歸耕」；「古時功名土，慷慨爭此場，一旦百歲後，相與還北邙……榮華誠足貴，亦復可憐傷」；「枝條始欲茂，忽值山河改，柯葉自摧折，根株浮滄海……本不植高原，今日復何悔」等等，這些都是具有政治內容的。

由於身份、地位、境況、遭遇的不同，陶潛的這種感嘆不可能有阮籍那麼尖銳沉重，但它仍是使陶潛逃避「誠足貴」的「榮華」，寧肯回到田園去的根本原因。陶潛堅決從上層社會的政治中退了出來，把精神的慰安寄托在農村生活的飲酒、讀書、作詩上，他沒有那種後期封建社會士大夫對整個人生社會的空漠之感，相反，他對人生、生活、社會仍有很高的興緻。他也沒有像後期封建士大夫信仰禪宗，希圖某種透徹了悟。相反，他對生死問題和人生無常仍極為執著、關心，他仍然有著如《十九首》那樣的人生慨嘆：「人生似幻化，終當歸虛無」；「今我不為樂，知有來歲否」。儘管他信天師道（參看陳寅恪《陶淵明之思想與清談之關係》），實際採取的仍是一種無神論和懷疑論的立場，他提出了許多疑問：「夷投老以長飢，回早夭而又貧……雖好學與行義，何死生之苦辛。疑報德之若茲，懼斯言之虛陳」，總結則是「蒼旻遐緬，人事無已，有感有昧，疇測其理」。這種懷疑派的世界觀人生觀也正是阮籍所具有的：「榮名非己寶，聲色焉足娛。採藥無旋返，神仙志不符。逼此良可惑，令我久躊躇。」這些魏晉名士們儘管高談老莊，實際仍是知道「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老莊（無神論）並不能構成他們真正的信仰，人生之謎在他們精神上仍無法排遣或予以解答。所以前述人生無常、生命短促的慨嘆，從《十九首》到陶淵明，從東漢末到晉宋之後，仍然廣泛流行，直到齊梁以後佛教鼎盛，大多數人去皈依佛宗，才似乎解決了這個疑問。

與阮籍一樣，陶潛採取的是一種政治性的退避。但只有他，才真正做到了這種退避，寧願歸耕田園，蔑視功名利祿。「寧固窮以濟意，不委屈而累己。既軒冕之非榮，豈縕袍之為恥。誠謬會以取拙，且欣然而歸止。」不是外在的軒冕榮華、功名學問，而是內在的人格和不委屈以累己的生活，才是正確的人生道路。所以只有他，算是找到了生活快樂和心靈慰安的較為現實的途徑。無論人生感嘆或政治憂傷，都在對自然和對農居生活的質樸的愛戀中得到了安息。陶潛在田園勞動中找到了歸宿和寄託。他把自《十九首》以來的人的覺醒提到了一個遠遠超出同時代人的高度，提到了尋求一種更深沉的人生態度和精神境界的高度。從而，自然景色在他筆下，不再是作為哲理思辨或徒供觀賞的對峙物，而成為詩人生活、興趣的一部分。

「藹藹停雲，蒙蒙時雨」；「順耳無希聲，舉目皓以潔」；「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春雨冬雪，遼闊平野，各種普通的、非常一般的景色在這裡都充滿了生命和情意，而表現得那麼自然、質樸。與謝靈運等人大不相同。山水草木在陶詩中不再是一堆死物，而是情深意真，既平淡無華又生意盎然：

「時復墟曲中，拔草共來往，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桑麻日已長，我土日已廣，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

「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反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願無違。」

「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巔。戶庭無塵雜，虛室有餘閑，久在樊籠里，復得返自然。」

這是真實、平凡而不可企及的美。看來是如此客觀地描繪自然，卻只有通過高度自覺的人的主觀品格才可能達到。

陶潛和阮籍在魏晉時代分別創造了兩種迥然不同的藝術境界：一超然事外，而非「超然世外」，這種「超世」的希冀要到蘇軾才有，平淡沖和；一憂憤無端，慷慨任氣。它們以深刻的形態表現了魏晉風度。應該說，不是建安七子，不是何晏、王弼，不是劉琨、郭璞，不是二王、顏、謝，而他們兩個人，才真正是魏晉風度的最優秀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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