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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氛圍?為什麼一些人更願意在大城市裡生活? | 好奇心大調查




我們打算用一種不那麼艱澀的方式,重新開啟這個有趣、並且有價值的話題:大城市為什麼會吸引人。


Uber 司機王軍對城市的認識部分來自於他過去兩年在上海、杭州見過的近 2000 位乘客。


這份認識和大多數人相似:人們總在車上抱怨生活在城市裡的各種問題——房價過高、且還在飛漲,密集的人口數加大了就業、就學和看病的難度。王軍還發現,人為開發的商圈、住宅區決定了大部分人流和訂單的方向(而在另一些地方可能接單都困難)。儘管隨時可以找到拼車的人,但他們彼此間很少談話,在合作(打車)這件事上也缺乏真正的協作精神,有時可能會因此錯過火車。


這些問題顯而易見,鼓勵著人們加入各種形式的「逃離北上廣」。媒體在過去幾年三番五次的專題策劃和各式的「中國宜居城市榜單」都順應了這股潮流。後者評選出依據多是自然風光,空氣清新,生活閑適,這就不難理解,北京和廣州竟會位列倒數第一和第二。連建築師也開始懷念從前,他們參與建造了城市,不過現在他們自認為是「城市化」的幫凶。去年的深港城市建築雙城雙年展上,主策展人之一建築師劉珩說,她更喜歡過去那個「慢生活」的廣州,那時候的人際關係和生活方式在現在看來都難能可貴。

城市規劃也許確實對這兩件事產生了重大影響,不過,人們對此並不總是抱有田園牧歌式的看法。在城市催生的人際關係上,樂觀主義者看到的是廣泛,悲觀者則認為是膚淺。至於生活節奏呢,接受我們採訪的一位 30 歲出頭的年輕人王阿人說,在北京,為了能見到更多人,我不僅買了車,還買了電動車,方便在堵車的時候進行快速移動。



「好扎堆,扎堆才有創新,才有可能性。」


王阿人說。



人們對城市的看法竟會如此截然不同!

原因之一是,當人們抱怨城市化時,通常夾雜著對政策不合理的抱怨。值得小心的是,現在政策也可能會干擾我們重新深入地認識城市本身。彭博社在最近一篇關於城市人口流向逆轉的報道中援引了中國社科院 4 月發布的一項調查,這項調查顯示,目前農村有半數人口不想搬去城市。同時,政府正在用簡化公司註冊手續、降低稅收、為投資提供便利這些政策引導人們離開大城市。


我們希望盡量剔除這些干擾項。簡單來說,我們打算用一種不那麼艱澀的方式,重新開啟這個有趣、並且有價值的話題:城市為什麼吸引人。


首先,「好奇心研究所」在 9 月底發起了一項關於「你覺得現在的城市達到什麼標準才算『宜居』」的調查,吸引了超過 16000 個人參與,大概是最受歡迎的一次調查了。顯然人們對這個話題很感興趣,並認為它仍然具有可探討性。



王軍提供的另一個版本的故事因此可能更有價值——如果不是 uber 這種新型的工作形式伴隨著城市持續增長的人口密度、快速移動要求、以及分享式的互動出現,王軍說,在 37 歲打算重新找工作時,他身無長物,不知道該怎麼辦。


Uber 在 2014 年進入中國時首選了上海,其亞太區負責人 Sam Gellman 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說:



「根本原因是上海的用戶需求和數量決定了 Uber 應該首先選擇上海。」


Uber 亞太區負責人 Sam Gellman 說



王軍是個上海人,他快速地發現這個新機會,先後在杭州和上海生意最好、補貼最高的時候,在兩座城市分別做了半年和一年。最好的時候,一個月收入超過 2 萬。


一個關於「機會」的、相反的故事卻有可能發生在那些在城市生活多年的回鄉人員身上,他們會發現,自己「不具備在家鄉成功創業所需的社會關係網路」,彭博社補充說。


同時,我們在過去的一個月里採訪了 13 位生活在(或過去生活在)北京、上海、深圳、杭州和成都的年輕人,他們在城市的經歷雖然不能代表全貌,但挺值得一聽。另一些故事則來自我們過去在各個城市採訪過的人,他們同樣對這個問題有自己的想法。


我們認為,這些想法生動且有說服力。一位青年空間的創業者在「宇宙中心」五道口呆了 8 年,他意識到:



「北京,我發現它在這種骯髒的,污濁的生活環境下,有很多涌動的活力和文化,有趣的東西,這些是我年輕的這個階段更渴望的。」


程寶忠



一位常常在小城市裡做報道的前媒體編輯時常想起早上 6 點在廈門的海邊跑步,但她還是認為:



「媒體的渠道業界的資源都在北京上海,你沒得選呀,這是一個擺在面前的現實。」


施鈺涵



一位實驗話劇創作者在城市裡找到了更寬容的演出場地和觀眾,他的故事正在印證愛德華·格萊澤在《城市的勝利》里寫的:



「新的藝術現象首次引起轟動幾乎都是通過劇場表演來實現,很久之後才會通過電子方式加以傳播」。


愛德華·格萊澤



如果城市成本沒有過高的話,城市總會樂意提供這樣的劇場。


幾位正在尋找伴侶的年輕人則表達了相近的看法,他們相信,未來的伴侶更有可能出現在城市。


這些看法通常都和城市的密度、以及近距離帶來的可接近性有關。它時常表現為機會與包容。似乎有點兒難以理解,讓我們介紹下面這幾位年輕人,他們的故事將會向你展現這一點。 







沒人能改變霧霾,只是現階段它不是那麼重要


研究生二年級的程寶忠最近打算拍一個關於五道口的視頻,想討論五道口到底是什麼。


因為五道口地鐵站旁有一個巨大廣告招牌「U-CENTER 五道口」( U 在這裡是 「Universe」,意為「宇宙」),這裡時常被稱為「宇宙中心」。這個說法有調侃的成分,但也不全是——從五道口地鐵站出來,向北走不到 10 分鐘可以看到北京語言大學、中國礦業大學、北京林業大學,向東走 500 米是中國地質大學,往南走右手邊是中國科學院,左手邊就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向西走 10 分鐘左右就能到達清華科技園,谷歌、微軟、搜狐都在其中,向西走不到 2 公里就是北京大學東門,同時這裡也有接地氣的破舊小店,街頭賣藝,麻辣燙和燒烤攤——足夠集中,又足夠複雜。


去年,有 73779 個留學生來到五道口,開始在這座異國大城市的新生活。但和北京每年的外來人口相比,還只是個很小的數目。 2015 年末,北京常住外來人口為 822.6 萬,占常住人口的 37.9% 。



「U-CENTER 五道口」 圖片:lotour


對程寶忠來說,五道口接近於北京。從 2009 年開始在清華大學就讀算起,他在北京呆了8年,一年裡有 340 天在北京,有 300 天都待在五道口。他對這裡的感情就跟他對這座城市差不多,讓人覺得自在,但「很難看清」。


畢業時他一心想回老家,只覺得北京「人挺多,空氣差,也沒朋友」。現在再提起回老家的事,程寶忠說他根本不敢想。空氣質量不見好轉,五道口地鐵站時常排起長隊,不過,「我發現它在這種骯髒的,污濁的生活環境下,它有很多涌動的活力和文化,有趣的東西,」 程寶忠說,「這些是我年輕的這個階段更渴望的。」


2012 年程寶忠和幾個同學在五道口創立了 706 青年空間(以下簡稱 706 )後,北京開始變得有意思了。706 最初只是幾個志願者幫忙組織定期的講座交流和分享會,開始運營青年文化交流,聯合辦公,社區公寓和青年旅遊業務。現在每周末這個在五道口的青年空間從早上到晚上能舉辦 6 場活動,兩三百人參加。 程寶忠和合伙人還一起在五道口一個小區里租下了 7 套房子,方便來北京短暫實習或者工作的人快速在 706 社區里認識朋友。


去年,這幾個年輕人正式成立了一家公司。這意味著,類似的需求可能大量存在——他們都是那種不喜歡飯局,喜歡話劇和獨立書店的年輕人。「因為興趣愛好上相對符合,學歷和工作水平也相當」,他們無一例外地發現北京是個更好的選擇,就連感情上也是,已經有 5 對人通過 706 認識並結婚,其中還包括一對同性伴侶。



706 空間里年輕人們正在練習速寫


王阿人和程寶忠的想法有些類似,他在北京一家風險投資公司工作,因為相信「人產生的價值來源就在於你每天和多少人協作,我需要增加這個量」 ,他認為吐槽霧霾、買車搖號、堵車沒有任何意義。他同時拒絕住在郊區,「我的工作是只有在短時間內比你同行見更多的人,更多創業者,我才能撈到更好的項目,對接最好的資源。」 為了能見到更多人,他不僅買了車,還買了電動車,方便他在堵車的時候進行快速移動。



「人產生的價值來源就在於你每天和多少人協作,我需要增加這個量。」 


王阿人



愛德華 2011 年發表在《大西洋月刊》的一篇文章中提出過類似的說法,「密集的城市比郊區生產力更高,提供更多高收入的工作。」不過,他的另一個觀點「高度(修建高樓)是讓房價便宜和生活條件更高的最好辦法」正受到挑戰。在中國的大城市,房價正變得讓人難以忍受。


從美國華盛頓到中國工作的 Doug 就遇到了麻煩。今年 6 月畢業後他搬來上海工作, 最棘手的事就是找到住的地方。第一天 Doug 去看了 13 個公寓,他打算用 3000 元的預算租一個單人住的工作室,當晚他就放棄這個想法了。最後他將自己的預算提到 4000 元租下了一間靜安寺附近的工作室,這是他能承受的最大限度了。雖然他並不喜歡住在 1 樓,「門外就是大家停放自行車電動車的地方,很吵很鬧,每天早上總是有人會把別人車子的警報弄響,我很氣惱。」


如果說上海有什麼讓 Doug 興奮的地方,他能感受到空氣中的「氛圍」,感覺一切隨時都在變,每個見到的人都在嘗試新的東西:



「就像你走進一間有很多快樂或者悲傷的人的房間,那種感覺是會傳染的。你不需要認識他們或者了解他們正在經歷什麼,但城市能給你這種感覺,有什麼事情正在這裡發生。」


Doug 說



在比利時作家亨利·皮雷納的筆下,這被稱作「城市的空氣」,在《中世紀的城市》一書中,他論述了歐洲城市的興起過程,他認為城市是商業和經濟發展到一定條件下水到渠成的副產品,市民階級壯大而貴族退卻,最終——



「城市的空氣使人自由。」 


比利時作家亨利·皮雷納








一起平等地工作,輕而易舉地跳槽


1981 年生的李崢在北京工作了 10 年,換過 6 家公司,最長的幹了 5 年,最短的幹了 不到 1 年。老家保定的親戚朋友衡量工作的標準是離家近,掙錢差不多就可以,所 以「每次跳槽跟他們解釋的時候都會比較奇怪,『你為什麼想換工作,那不挺好的嗎?』」 


當她告訴他們,自己最近加入了一家做聯合辦公空間的創業公司時,他們說「那就是裝修的唄?」「我說不是。他說那是做房地產的嗎?」


自從第一家聯合辦公空間在舊金山誕生,這差不多成了近幾年最熱門的概念之一。根據福布斯的報道,到 2010 年全世界有共計 600 多家類似空間,今年達到了 7000 家。 



夢想加聯合辦公空間


毫無疑問,這也是一個和城市的發展直接相關的概念。聯合辦公空間(coworking)一詞來源於「一起平等地工作」。比起成熟的商業地產項目,聯合辦公空間允許城市裡不同背景的人在同一個空間辦公,單價相對便宜。但同時,它經常分布在最熱門的商業區域且離地鐵站近,能讓租用者在城市各處活動時迅速找到辦公地點,因此聚集了很多創業者、自由職業者和藝術家,在這些空間里不僅辦公,也舉行藝術展,沙龍,講座,把有創意和活躍的人聚攏在一起,共享知識和資源,像一個社區。如果幸運,這些人會是產業鏈上下游的關係,合作也從這裡開始。


至於李崢,她也沒想到自己會加入這樣一家公司,也沒想到會成為「跳槽專業戶」。不過,李崢的這幾次跳槽看起來都很順理成章,代表公關公司去騰訊競標被騰訊聘用,在騰訊接觸到天使投資公司,經朋友推薦順利通過面試,在投資公司給夢想加做市場顧問指導,最後決定自己上。 


最重要的是,她不擔心這個城市裡有人會因為跳槽而評判她。



聯合辦公空間一角


王阿人的跳槽經歷和李崢相似。


2013 年王阿人一個人到北京的時候沒有大學本科文憑,也沒有任何工作經驗。找工作的第一個月非常崩潰,「這個城市太大,你沒有任何熟人,根本無從下手。」


過去靠關係網尋找工作機會的方法失效了。王阿人在知乎上看資料,通過拉勾和 boss 直聘找到了第一份工作,一般人在這些平台上的通過率是 30%,王阿人的通過率可能連 10% 都不到,但如果不是通過互聯網平台,他的幾率可能接近於 0。根據知乎 2014 年的數據,北京、上海和廣州是知乎用戶排名最靠前的三個城市,而 boss 直聘用戶排名前三的是北京,上海和深圳。


王阿人這幾年從來沒有裸辭過,最近的兩個工作機會是參加類似 Someet 這樣的城市青年活動平台認識的朋友介紹的。


工作的第二年他搬到北京大學附近那種上下鋪的群租房,成了一名蹭課生。他第一次驚奇地看到一堂 40 個人的哲學課,有小 10 個人都是來蹭課的。



「這種經歷在小城市是不可能擁有的,我現在說起來覺得特別平淡無所謂,但當時對我來說,去北大蹭課或者第一次去聽話劇都是一件特別震撼的事情。」


王阿人








我做的事情沒有商業價值,但在城市裡我能活下來


施鈺涵是新一線城市研究所的前編輯, 她關注的「新一線城市」指的是除去北上廣深之外,這幾年被跨國公司看好的二、三線城市。之所以稱之為「新一線」,是因為這些城市的物質生活條件基本接近北上廣深,如果排去房子和交通成本,甚至比一線城市生活消費更高,消費潛力更大。蘇州、成都、南京、廈門,珠海通常被認為在此列。


如果人們更看重生活的舒適度,喜歡休閑的氛圍,討厭競爭和人際關係的維護,理所當然地,他們會選擇住在這些城市裡。施鈺涵此前對跑步的調查顯示,跑步團體最多的是北上廣,但這裡的人均跑步里程卻很少。在昆明、廈門,相反,跑團不多,但里程卻很多。施鈺涵認為,這是因為,他們並不是為了社交而跑步,是一種生活習慣。


這位年輕的前媒體編輯正在向後一種生活方式傾,她對廈門、珠海充滿嚮往,也不排除去「農村搞個房子住一住,養養花、養養草」。但事實上,施鈺涵目前還是選擇留在上海,因為「媒體的渠道業界的資源都在北京上海,你沒得選呀,這是一個擺在面前的現實。」


張淵以前在上海話劇中心工作,一段時間後他感到這些話劇太過保守,沒辦法直接談論現代人的生活,於是 2010 年他一個人到日本跟著一位舞蹈大師學習生活和創作方式,回來後他覺得自己「渾身都是能量」。


張淵曾經和朋友策划了一個叫「一致通過」的方案,他們 5 個人在人民廣場的上一站上車,佔好五人座位,當廣播通知人民廣場到站時,五人突然一齊鼓掌。這樣的表演很小眾,它既不是話劇也不是音樂劇,「別人也不知道你什麼東西,他怎麼賣票?」 


幸運的是,上海城區西南角有一處叫下河迷倉的小劇場能免費讓張淵和朋友們排練,這是個外表看起來破舊不堪的四層倉庫,主要接納實驗戲劇的演出,只對業餘劇團開放,張淵在那裡排練了幾年直到 2012 年關閉。 


城市有足夠多的觀眾,能分擔試驗的風險。城市成本的上升正在傷害這種試驗性,也是個不爭的事實。在北京,Livehouse 接連關閉,以畫畫和戲劇表演為生的人聚集在五環和六環之間的草場地。但這不一定是以地理空間區分的,在上海,年輕的畫家常常也租住在市中心一些木質結構的老房子頂樓,一個狹小的面積里。


正當張淵愁下一步怎麼走時,上海的私人美術館這幾年多了起來。和大劇場不同,這些新興的演出場地能接受張淵的新式創作,它們能夠發揮城市裡演出場地的根本作用——「新的藝術現象首次引起轟動幾乎都是通過劇場表演來實現,很久之後才會通過電子方式加以傳播」。


張淵曾經設計的一場表演上身一絲不掛,畫了一個大 ×,傳統劇場指責有過多不必要的裸露,但私人美術館能讓他和其他藝術家在這裡駐留 5-10 天進行試驗創作,馬上他還會有自己的出版物。 



張淵製作的《鳥林匹克》在明當代美術館參展



張淵在下河迷倉進行排練







城市呈現了更多潛在的隱患和多元的幸福感,這有時候會叫人慌張


李崢的家保定離北京只有 100 公里高速的距離,但李崢卻感覺那裡很遙遠。她的大多數同學都在老家保定買了一套房子、兩輛車,有很穩定的工作單位,也有了孩子,在小城市裡過著按部就班的生活。他們不太理解這個 35 歲還單身的姑娘:「你每天加班到 10,11 點,都在忙什麼呢?你到底在做什麼事情?」


李崢挺忙的。她在北京買了房子,一個人打理好房子裝修的所有事情,覺得很多男生還沒她幹得好。她也有過長時間的交往,但結束後她認為「我完成人生價值的方式不是通過結婚,或者依賴一個男人……我覺得我自己可能過於獨立,我自己可以做很多事情,我甚至覺得我自己可以生孩子,所以我為什麼一定要把自己拴在婚姻里?」她很嚮往一對好朋友的生活,兩人都是當代藝術家,50 多歲都沒有結婚,她認為他們的狀態和理念是在嘲笑婚姻制度。


一個經典的城市理論認為,人口密集的大城市裡我們更容易找到志趣相同的朋友,「比例失調的單身人口使城市成了一個更加容易找到自己終生伴侶的婚姻市場」。


事實比這複雜。除了存在更多的潛在伴侶,城市呈現了更多潛在的隱患和多元的幸福感。


這有時候會叫人慌張。28 歲的胡蝶兩年前來到上海,現在還是單身。她認為,至少得花半年時間同居才能了解對方。胡蝶給自己在周末安排滿了活動,展覽,騎車,滑板,講座,攝影,書店……隨後她發現,這座城市裡認識人的成本很低,但了解一個人的成本卻很高。大家忙於工作,沒有時間關注感情,「除了相親還有什麼路子?或者是(交友軟體)『探探』找一找,有時候我覺得很可悲。」 


但一些人知道如何利用城市的包容性和活躍度。王阿人通過同志社交軟體 blueD 認識了自己的男朋友,已經交往 1 年多。他現在毫不避諱自己是 gay,但在老家山西他不敢這麼做,因為他知道小城鎮的生活壓力和社會規範,他必須很小心才不會被人當成眾矢之的。



同志是城市動物。


華東師範大學副教授魏偉



魏偉是華東師範大學社會發展學院副教授。去年,他出版一本《酷讀中國社會》,書中重點研究了城市、空間以及同性戀三者的關係。


他認為,同志是城市動物,在城市空間里才能享受更大的自由。這是因為城市很異質,有各種各樣的人,一個越異質的大城市越能容納邊緣群體,也更容易找到同類。美國的同志聚集區就像中國城、義大利城、黑人區一樣是 「少數民族區」,他們最開始聚集在城市中心一塊無人問津的角落,被稱作「過渡區」。這個詞通常也用來指代新移民的聚集地。


他們當然有可能等來主流化的那一天。魏教授認識一對同志伴侶,賣掉上海嘉定區一套一百平米的房,到市中心新華路附近換了一間 13 平米的房,因為住在郊區參加展覽、聚會、活動等都太遠了。「同性戀不養孩子,少了柴米油鹽的事,他就更迫切地往市中心聚集。」


現在周末時間,王阿人和男朋友會一起看話劇,打羽毛球,買書……雖然買房不在計劃之內,但他們不準備搬到其他地方了,因為「我離開這種地方,信息源太少了我會有恐懼感,我必須要生活在那種大城市,才有足夠的安全感。」


一擁而上,很快希望破滅。可下一件新鮮事還是會最先出現在這裡。


Uber 司機王軍看起來不像 40 歲的人,皮膚黑黑的但很有精神,2 年前他做生意蝕了本,他打算找新的機會,但這並沒有他想的那麼容易。


就像開頭說的,城市並沒有讓他失望,總是有新的工作機會出現,可能還是一份沒有年齡限制的工作。他最終選擇了做 Uber 司機,因為這是個不需要太大投入,收益也不錯的選擇。也許還能搭上一個老闆,僱傭他做私人司機。王軍成了最早一批在上海「吃螃蟹」的司機。選擇不止一個,根據收入數額和穩定性的不同,他還可以選擇另外兩款競品:滴滴和易到。



圖片:caranddriver


不過,王軍正在考慮找份新工作。今年春節後,來上海的外地司機突然多了起來,租車公司參與其中,分颳了部分利益。他們把車租給司機,司機每個月給他們交 2000 元,接著租賃平台又開始收取 5% 的平台管理費,和類似保險的供保基金費,解決專車的監管問題。


一周前,王軍參加了平時認識的 Uber 司機的聚會,這幫人有的在市場好的時候買車,現在被每月 6500 的貸款套住,有的把車退給租賃公司不開了,這可能是他們的最後一次聚會。他們不知道王軍的真名,只叫他「6865」(王軍的車牌號)。


王軍現在認為,城市變化太快,短時間一擁而上,也能短時間希望破滅。「以前偷懶你可以拿(每月)7000 - 8000 元,現在很賣力很賣力才拿 4000 多」。他有點兒不知道下一份工作會是什麼。


如果有一技之長,王軍也許就可以在城市的變化中表現得更主動一些。施鈺涵最近剛離職,準備做一段時間自由撰稿人。和聯合辦公空間類似的,為數不少的自由職業者正在城市裡出現,他們相信,城市可以提供足夠多的工作機會和上升空間,並足夠支付高昂的生活成本,和足夠有趣的生活方式。


不過,某種程度上和王軍一樣,沒人知道新的機會什麼時候會出現。唯一可以確定的是,下一件新鮮事還是會最先出現在城市裡。


題圖來源:wallnerock, wallpaperscraft、wikipedia


本文同時參考了趙益民在 10 月 3 日為《好奇心日報》讀者推薦的城市主題書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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