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元竹：費孝通之所以成為費孝通
社科報 人物
原題：費孝通之所以成為費孝通
作者：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決策諮詢部副主任 丁元竹
今年是費孝通先生「江村調查」80周年，我們今天應當如何來認識費孝通？
在當代多元文化的意境下,他在20世紀後期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的至理名言，顯示了其思想和理論的巨大穿透力；在歷史發展的脈絡中，他淵源於中國近代社會的思想和理論告訴人們，一個學者思想的生命力和穿透力根植於民族的發展和民族的命運。
費
孝通的世界觀
他把個人選擇納入全體中國人的共同要求
費孝通是在20世紀30年代踏上學術研究征程的，這恰恰是近代國際上的各種經濟、文化、社會思潮進入中國，與中國文化發生衝突、融合的年代。此時正是費孝通思想風格及理論與方法形成的時期,這些不能不在費孝通的思想中留下烙印。
從20世紀30年代至今，東西方文化的討論、思考和探索就一直沒有停止過，其實質就是人類對自己發展道路的探索不斷深入。追述五四運動以來關於東西方文化的探索，考慮處在人類進入全球化的新的歷史階段，處理東西文化的關係就顯得尤為重要。費孝通在晚年對這個問題看得比較清楚，他寫道：「中西文化碰了頭，中西文化的比較，就一直是中國知識分子關注的問題，他們圍繞著中華民族的命運和中國的社會變遷，爭論不休，可以說至今還在繼續中。」這種繼續的背後就是中國知識分子所特有的使命感和歷史責任感。
從中國社會及其文化背景僅僅對費孝通的學術研究行為做了一個方面的說明，另一個方面的說明必須從他生活的環境及變動中的社會中去尋找。
五四運動至1927年大革命期間，各種激化的社會矛盾，使蛻變中的中國社會陷入深深的危機之中，尋求中國的出路幾乎成了每一個先進中國人的要求。1927年大革命的失敗也喚起了先進的中國知識分子的革命熱情，他們在悲痛中冷靜地思索著中國的未來和個人的前途。
費孝通在五十年以後談到這個問題時說：「1928年，我畢業於東吳附中……這是1927年大革命失敗，白色恐怖的一年，我當時在中學讀書，跟著許多進步同學鬧學生運動。北伐軍進蘇州後，我參加了當地民報副刊的編輯工作。革命的潮流激起了像我一樣的許多青年的熱情和憧憬。但曇花一現，革命失敗了。許多朋友，抓的抓，走的走，散了……。真是樹欲靜而風不止。社會上不合理的現象還是不斷地刺激我。學校里又發生了學潮，又有不少平時在一起的同學被開除或被迫轉學了。我安不下心，坐不安了。我想，醫生固然能治病，病源卻不在個人而在社會，治病人得先治社會，學醫既然先學生理，治社會者先學會社會學原理，這樣，我才轉學到燕大開始學社會學的。」
20世紀後期，在與美國人類學家巴博德的談話及許多場合，他都認為，1927年大革命是他一生經歷的一件大事。大革命深深地影響了費孝通的世界觀，可以這樣說，這場革命是費孝通成為人類學家和社會學家的開始。從此，他和千千萬萬先進的中國人一道，轉向對中國社會出路的求索。
從
西方文化到中國問題
「必須從全盤吸收西方文化轉向對中國問題的深入研究」
五四運動始於1919年，完成於1927年。以反全盤西化為標誌的新啟蒙運動便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發生的。新啟蒙運動在一個更高的層次上展開了如何對待西方的社會科學和文化的討論。
胡適和陳序經代表了全盤西化派，潘光旦和吳景超則代表了反全盤西化派。「全盤西化派」和「反全盤西化派」的鬥爭表面上看是如何對待西方文化問題，實質上是如何看待各國的社會發展規律問題，即承認不承認每個國家、每個社會都有自己的特點。
這場爭論中的反全盤西化派的主將之一潘光旦後來對費孝通影響甚大。1985年5月，費孝通在談到這個問題時說，潘光旦是燕京和清華時期接觸最多的教授之一，是他們「把我帶到這個學術領域的」。當時燕大社會學系教授，如吳文藻、楊開道、許仕廉等人與清華教授，像陳達、吳景超、潘光旦等關係甚密，而他們中間的聯繫主要靠兩系的學生，如費孝通，以及後來成為美國匹茨堡大學教授的楊慶堃，以及林耀華、黃迪，等等。
潘光旦
費孝通的學士論文《親近婚俗之研究》曾得到潘光旦的指導，可見，在入清華之前費孝通就與潘光旦有交往並受其影響。在清華期間，費孝通與潘光旦接觸甚多，差不多「每個禮拜總有機會見面，交談」，從中「看他們怎麼生活，如何待人」。
費孝通從潘光旦身上「不僅學到了做學問這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做人的這一方面」。他說：「我深刻體會到在他們腦子裡經常在想的是怎麼把中國搞好，人民富起來，別的都是次要事情。我相信這幾位老師做學問的主要目的還是在這個地方。這是他們做人的精神支柱。」潘光旦以及其他教授使費孝通明白，搞社會學不是為了其他東西，就是為了使中國更好。
如果說，「全盤西化」和「反全盤西化」的鬥爭打破了自「五四」運動以來隱含在中國社會科學研究中的一個基本假定：世界服從於一個統一的模式，西方社會是人類社會發展的高級階段的話，那麼發生在20世紀30年代前後的學術上的論戰則表明，中國社會科學已經開始從實際上研究中國的情況。
這些論戰對費孝通學術思想的發展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儘管他對這場爭論中的方法及方法論問題持有不同態度。
1937年初，在致鄭安侖的信中，費孝通明確地批評了中國社會科學研究中的「問題式」方法和利用外來理論套用中國社會的傾向，他寫道：「現在中國的社會科學，因為外來書籍文字的輸入，以為靠了些國外學者在實地所得的知識，所以用來推想中國的情形。他們其實假定著文化到處都是相同的原則，而這些原則本身，在我們看來，就是需要加以事實證明的。而且這假定根本就抹煞了加以詳細研究的必要。若是我們一定要有一個假定的話，不如先認為文化並不是到處都相同的，因為是不相同，所以我們推究它們不同的地方，而同時，亦不敢隨意接受不是從本土事實中歸納出來的結論。這樣我們可以不必和人家爭論中國文化現象是否尚處在封建階段或是半封建階段，我們的回答是且慢用外國名詞來形容中國事實，我們先得實地詳細它。」
為
天地立心 為生民立命
1937年，費孝通在讀了冀朝鼎的《中國歷史上的主要經濟區：公共水利系統發展》(Key Economlc Areas in China History:As River-led in the Devlopment of public work for water control,1936)後，認為冀朝鼎的社會史研究在方法上是有創造的，但也存在著難以克服的困難。
費孝通寫道：「我對於中國社會史研究，老實說，有一些十分反感」。他認為，當時中國社會史的討論在方法上是一種「配格子」式的，這種方法的特點如上所述是以國外理論作框架，將中國的情況套入，並不能真正解決中國的問題。
伴隨著對西方文化模式認識的反思，從實地研究的角度來認識中國社會已經成為中國社會科學發展的一個趨勢。中國實地研究在20世紀30年代前後得到蓬勃發展。「到實地去」成為獻身於社會研究人們的一個口號。
費孝通和他的戰友們認識到，「要使社會科學成為民族自救的手段，」「必須先根本上了解中國國家本身的內容，可若要了解我國社會的內容，非從社會調查入手不可。」如果說，在1935年以前，「到實地去」還是一句口號，那麼從1935年起，這個口號在社會學社變成了實際行動。
人們各自在自己的田野中作出了成績：除了王同惠的《花藍瑤社會組織》和費孝通的《江村經濟》外，林耀華寫出了《金翼》，廖太初寫出了《汶上縣的私塾組織》。到達英倫後，費孝通依然與社會學社保持密切的聯繫，直到抗日戰爭爆發止。費孝通在致友人的一封信中指出：到實地去「是我們認為最正確的求學之道。這一點也許和我國傳統的見解不十分相合」。
這個學術團體影響了費孝通，費孝通也給這個團體注入了生機，「他的繼續不斷的努力成了同人興趣的中心」。社會學社譽他是「一隻陷井壓不死的活老虎，到處給人奇特和驚奇，他的能力是我們早已知道的，還有那看不見的能量，朋友們都敬重他」。從這裡也可以看到，20世紀30年代中期，費孝通和他所處的社會學共同體的意義。這個社會學共同體既影響了費孝通個人，也影響了社會學的發展，反之亦然。理解這個共同體的目標、氣氛是理解費孝通思想風格的一個不可缺少的部分。馬林諾斯基將其稱為「現代中國社會學派」。
20世紀末年，在回顧自己幾十年來走過的路程時，費孝通說：「我對於中國的社會調查在中國開創了一種新的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即用實證方法、通過研究者和研究對象的直接接觸中吸取研究材料，進行分析研究取得理解，進而按照自己的認識想方設法去提高各民族人民對於自己發展道路的理解。」這也包括，他晚年提出的「文化自覺」的思想。他在2002年寫到：「我在提出『文化自覺』時，並非從東西文化的比較中，看到了中國文化有什麼危機，而是在對少數民族地區的實地研究中首先接觸到了這個問題。」
費孝通在民族危亡之際踏上學術探索的道路，緊緊貼近民族命運探索中國的出路。改革開放後，他將恢復中國社會學與國家改革開放密切結合，探索邁向人民的中國社會學。晚年，他關注國家發展與世界命運，提出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這一集學術思想與美好願望於一體的具有時代性和穿透力的思想命題。這裡，我們想起了宋代思想家張載的著名「四為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學者只有把自己的學術認識與民族和人類的命運緊緊聯繫在一起，才會使學術具有無限的生命力和強大的穿透力。
今天，我們是站在不同的歷史起點上研究費孝通這樣一個在民族危難之時立志以學術探索中華民族前途命運的學者。眼下，中華民族從來沒有像過去那樣更加接近實現民族的偉大復興。與費孝通踏上學術研究征程初期比較，時代已經不是那個時代，學者也不是那代學者，但是，中國學者的使命卻從來未曾改變過。（原載於社科報總1528期）
生平與著述
費孝通（1910年11月2日-2005年4月24日），漢族，江蘇吳江人，是著名社會學家、人類學家、民族學家、社會活動家，中國社會學和人類學的奠基人之一，第七、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六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
1928年入東吳大學（現蘇州大學），讀完兩年醫學預科，因受當時革命思想影響，決定不再學醫，而學社會科學。1930年到北平入燕京大學社會學系，1933年畢業後，考入清華大學社會學及人類學系研究生，1935年通過畢業考試，並取得公費留學。
1936年秋，費孝通抵英，師從布·馬林諾斯基完成博士學業，根據其在吳江的調查結果寫出論文《江村經濟》，該書被譽為「人類學實地調查和理論工作發展中的一個里程碑」，成為國際人類學界的經典之作。
1938年，費孝通從英國返回中國。1938年至1946年，任雲南大學社會學系教授，主持雲南大學和燕京大學合辦的社會學研究室。1952年-1957年，任中央民族學院副院長、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
1957年反右運動，費孝通被錯劃為中國著名的大右派，是人類學界、民族學界的著名五右派之一。
1972年，回到中央民族學院，和吳文藻、謝冰心等翻譯海斯及穆恩的《世界史》和韋爾斯的《世界史綱》。
1979年，任中國社會學會會長，著手重建中國社會學。
1980年，在美國丹佛獲國際應用人類學會馬林諾夫斯基名譽獎，並被列為該會會員。
1982年，任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1985年3月，他發起成立北京大學社會學研究所，並任所長。
1986年2月，費孝通寫了《小商品大市場》文章，使得溫州人的形象在全國範圍內引起關注。1994年，費孝通第二次考察溫州，再次發表《家底實創新業》。1998年，費孝通就溫州三次發文《築碼頭闖天下》。三篇文章，影響深遠。
1988年，費孝通當選為第七屆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同年費孝通獲「大英百科全書獎」。90年代中後期，在繼續進行實地調查的同時，開始進行一生學術工作的總結，並結集出版《費孝通文集》(16卷)。
2005年4月24日22時38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4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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