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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不人道的終極想像,我們能從砍頭中學到什麼?


關於不人道的終極想像,我們能從砍頭中學到什麼?


1895年,收藏家霍雷肖·羅布利與他收藏的毛利人的頭顱坐在一起。(倫敦維爾康姆圖書館)


人類歷史上塞滿了砍下的頭顱。「獵取人頭」(headhunting)這個詞讓人不由得想起那些遠離文明並奇異、古怪且危險的世界,但實際情況是,人頭長期以來就在離家不遠的地方被人們炫示。說到獵取人頭,我們有我們自己的獨特傳統,而且,千百年來,人頭就幾乎一直裝飾著我們社會的各個方面,從斷頭台到大教堂,從解剖室到畫廊。我們的斬首傳統源遠流長,甚至到今天依然存在,儘管是心照不宣的存在。


獵頭傳統與斬首欣賞


被砍下的頭顱長期以來就在我們的社會中有一定的價值,或者說有一席之地;縱然這一價值遭到質疑,或者令人煩惱。人頭過去一直以科學、戰爭、宗教、藝術、正義和政治的名義被展示,在某些情況下至今依舊如此。士兵們把人頭當作戰利品,此事並非年代久遠,而就發生在我們的有生之年。最近這些年,恐怖分子和殺人犯把斬首的視頻傳到網上,數百萬歐洲人和美國人在自己家裡下載觀看。醫學生必須面對解剖被砍之頭的任務,他們當中絕大多數人發現,這是一次頗有教益的經歷。朝聖者們千里跋涉,去仔細端詳歐洲各地教堂里展示的聖徒頭顱。藝術家們在解剖室和太平間里尋找靈感,面對別人的屍體和被切下的頭顱陷入沉思。有人請求死後把自己的頭顱切下並封凍保存,他們相信未來某一天,有可能圍繞一個人的頭腦重新生長出第二個軀體,從而起死回生。在現代文明的神殿——博物館裡,有數不清的經過防腐保存、乾癟皺縮、裝在瓶子里、剝皮去肉的頭顱,被向滿懷熱情的參觀者展示。



關於不人道的終極想像,我們能從砍頭中學到什麼?

1949年,坎農·霍勒斯·威爾金森拿著克倫威爾的頭。(劍橋大學)



有人取下別人的頭,有人捐獻自己的頭;有人展示頭顱,有人觀看頭顱:當你動身前去觀看的時候,被砍下的頭顱隨處可見,而且就在此時此刻。最大的收藏擁有數以千計的人類顱骨——偶爾有經過防腐保存、連皮帶肉的頭顱——它們被陳設在世界各地博物館的儲藏架子上。在這裡,這陰暗的隱蔽之處,擺放著一排排人頭,成為無聲的證詞,見證著我們祖先的獵頭傳統。


展示人頭並不像我們所認為的那樣遠離21世紀的城市生活。不能簡單地把砍下的人頭放逐到野蠻的過去,或原始的「他者」。相反,獵頭的歷史也在此處,就在我們的眼皮底下。其全部的歷史讓我仔細思考這樣一個讓人很不舒服、卻十分基本的問題:關於我們的共同人性,關於不人道的終極想像,我們從這裡能夠學到什麼?


千百年來,各種公開處決一直是深受社會「各個階層」歡迎的娛樂消遣,正如薩克雷在1840年庫瓦西耶被絞死時所指出的那樣:「小偷和貴族,同樣都被此情此景逗得樂不可支,他們同樣都有著對血的隱秘渴望,這種渴望一直影響著我們人類。」直至20世紀,很多科學人士依然為了他們的智力事業,沉湎於收穫人頭的骯髒勾當中。今天,外科醫生習以為常地打開人的顱骨,插入探針或切除腫瘤,有時候還一邊跟那個腦袋被探查的患者談著話。醫學博物館的管理員悉心照料被砍下的人頭,它們漂浮在裝滿防腐劑的容器里,偶爾更換新鮮溶液,必要的時候調整儲藏條件。何種行為被認為是可以接受的,這因時而異,因地不同。


關於不人道的終極想像,我們能從砍頭中學到什麼?


藉助水確定顱腔的容量。(美國陸軍醫學博物館)




關於不人道的終極想像,我們能從砍頭中學到什麼?


20世紀初期,皇家外科學院的一位女工正在擦拭人類頭蓋骨收藏。(英國皇家外殼學院亨特博物館)


項上人頭,亦人亦物


即使當一顆人頭被完全合法地砍下,這一行為也有著令人恐怖的力量,恐怖的部分原因在於:一顆被砍下的人頭是如此地有魔力。死人的臉是一個迷人的女妖:危險,卻誘人。我曾在醫學博物館裡看過那些被切下的嬰兒頭。他們是來自另一個時代的孩子,大概是一百年前,如今為了教學目的被保存在防腐溶液里,懸浮而扭曲。我讀到他們是如何死去的——殺嬰、墮胎、疾病或畸形——帶著一種麻木的卻心照不宣的謙恭和順從,對它們的謙恭,對我自己陰暗慾望的順從。我很想知道,我是不是推著自己走得太遠,會不會做噩夢,但我無法抵制它們那令人窒息的凝視。它們是時間的旅行者,從19世紀來到21世紀;它們居住在活人和死者的國度;既有生命,又沒有生命。正是他們的臉——那張臉的外形有著平生所見過的最富有表情的皮膚和肌肉——讓我不由自主努力去聯想,並成功地讓它們更堅定地寄住於活人的世界,而不是在博物館其他任何的「標本」中。在排列成牆的所有人體部件——腎和肺、頭和腳——當中,正是臉把參觀者吸引過來,探索他們自己的震驚感。


我們只要面對另一個人的頭,就不能不產生這樣一種理解:臉對臉,我們是在凝視自己。我們像被強行通了電一樣,對一個人的面部表情作出反應,不由自主地、不知不覺地作出反應。看到一張悲傷、快樂、憤怒或痛苦的臉,我們便經歷一種自發且迅速的神經反應,這導致我們會無意識地模仿它的表情。如果那是一張沒有身體的頭臉,我們身體上的本能反應——那是一種本能的移情作用——與這樣一個認識相衝突:這個人必定已經死了。畢竟,缺失的東西就像留下的東西一樣重要,這個人已丟失的軀體在它缺失的時候就像身體在但頭不在一樣讓人無法抵抗。


關於不人道的終極想像,我們能從砍頭中學到什麼?


泰奧多爾·席里柯的油畫《被砍下的人頭》,1818年。(斯德哥爾摩國家博物館)



從一個陣亡敵人的骷髏,到一個捐獻者的人頭,前者被描彩上色,在軍隊的兵營里用作燭台,後者經過防腐處理,從兩眼的中間鋸開,用薄紗包著,貼上標籤,放在醫學解剖室的架子上。一顆被砍下的人頭,打亂了我們的輕鬆分類,因為它同時是一個人和一樣東西。每一種狀態都重申另一者,並否定另一者。它就在這裡跟我們一起,然而卻完全陌生。被砍下的人頭是不可抵抗的——也是令人恐懼的——因為它否認了我們用來理解這個世界的最基本的二分法之一——人和物品的界定彼此針鋒相對。它提出了一種明顯不可能的二元性。


一顆被砍下的人頭可以是很多種東西:一個惹人喜愛的東西,一件戰利品、科學材料、犯罪證據、一件教具、一件宗教遺物、一個藝術靈感之源,一個惡作劇。它可以是一宗生意、一個交流助手、一件政治抵押物,或者一件傳家寶;它可以同時是很多這樣的東西。它的定義很不穩定,這些定義戲劇性地搖擺變動,這正是人的遺存為什麼擁有讓我們心煩意亂的力量的原因之一。它們把自己強加給我們,挑戰我們的假說,沒有任何東西比人頭更加如此,它們的目光與我們自己的目光相遇。一顆被砍下的人頭,不管是保存完好,還是變成了一具骷髏,它都從另一個世界看著我們,我們所有人都註定要去那裡。它讓死亡對生命施加壓力。用一句經典格言來說,這具顱骨是在宣布:「爾之今日,正像我之從前;我之現在,恰如爾之將來。」



關於不人道的終極想像,我們能從砍頭中學到什麼?



二戰期間,鳳凰城戰時工人娜塔莉·尼克森正在給她在海軍服役的男朋友寫信,感謝他寄給自己一個日本士兵的骷髏,那是他在新幾內亞作戰期間作為戰利品搜集的。(《生活》雜誌,1944年5月)


有大量合理的生理學理由可以說明人們為什麼覺得人頭如此迷人、如此有力,讓人忍不住把它取下。人頭是生物體的動力源,是一種視覺愉悅。它容納了我們五種感官能力的四種:視覺、嗅覺、聽覺和味覺。它裝著大腦,這是我們神經系統的核心。它吸入我們呼吸的空氣,傳達我們說出的話語。正如進化生物學家丹尼爾?利伯曼所寫的那樣:「幾乎每一個進入你身體中的微粒,要麼養育你,要麼提供關於這個世界的信息,而這都是通過頭部進入的,而且,幾乎每一種活動,都涉及你的頭部里正在發生的事情。」


最殘酷也最人道,最可怕也最誘人


刀起頭落,一擊而中,這樣的絕技由於其絕對的速度而獲得了它的文化力量,這一身體技藝的力量挑戰了不可捉摸的死亡瞬間,因為死亡被認為是瞬間發生的,即使砍頭對於科學來說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一個不解之謎。歷史學家達尼埃爾·阿拉斯曾描述過斷頭機——它把砍頭變成了一種效率模式——如何「架設在我們的眼前,卻不能在死亡發生的瞬間看見死亡,它準確,卻無法分辨。」令人驚訝的是,當我們思考死亡的神秘時,我們很容易忘掉,斬首是根本看不見的。


斬首是一件極其血腥的事,這就是西方國家不再用它執行死刑的原因之一,即使它是我們可以用到的最人道的技術之一。跟絞刑、注射、電擊或毒氣比起來,斬首更快,也更加可以預期,但這樣的場面太過殘酷,我們敏感的神經受不了。斬首說起來確實是一個矛盾,因為它既殘忍,又高效。斬首是一項兇殘而挑釁的野蠻行徑,與此同時,可能有很好的生物學理由,來說明人頭為什麼成為一件頗有吸引力的獎品:砍頭的威力部分程度上源自於我們沒有能力背過臉去。即使在一個民主的、城市化的社會中,總是會有人想去觀看這樣的展示。同樣,砍下的頭顱本身常常讓人們聚到一起,在強烈情緒化的狀態中讓他們興奮起來,而不是——或者說同時也是——讓他們反感。砍頭是終極的暴虐;但它也是一個創造性的行為,因為,儘管它很殘忍,但它產生了一件格外有威力的人工製品,它迫使我們不得不注意它,我們喜歡也好,不喜歡也罷。



關於不人道的終極想像,我們能從砍頭中學到什麼?



1939年,德國罪犯歐根·魏德曼在法國的凡爾賽被執行死刑。在鏡頭之外,另有幾百名觀眾聚集在第二條警戒線後面。(Roger-Viollet/The Image Works)


就連劊子手與被害人之間的關係也可能帶來驚奇,因為有時候,有一種古怪的親密互動,偶爾還摻進了幽默以及徹頭徹尾的殘忍。每一次在不同的場合遭遇一顆被砍下的人頭——不管它的語境是戰爭、犯罪、醫學,還是宗教——都可能改變我們對這一行為本身的理解。人們已經發展出了數不清的方法,來證明被砍之頭有著可怕的吸引力並非沒有道理。其對活著的人所發揮的威力很可能是普遍的。儘管它們具有令人憎惡的特性,但那些被砍下的頭顱也很有啟發性:它們驅使人們去研究,去祈禱、玩笑、書寫、背過臉去或更貼近地觀看,去反思人性的局限。(文/Frances Larson)



關於不人道的終極想像,我們能從砍頭中學到什麼?



本文節選自《人類砍頭小史》一書(弗蘭西斯·拉爾森 著,秦傳安 譯,海南出版社),經斯坦威圖書授權發布,較原文有刪節,小標題系編輯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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