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揭露美國頂尖智庫與政客、金主之間的權錢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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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對美國政治生態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大大小小智庫的興盛是美國政治獨特的景觀。長期以來，智庫自詡「沒有學生的大學」（universities without students），標榜自己的「獨立/中立」、「客觀」等等。這種清白高潔的公眾形象與那些拿錢辦事、滿身銅臭味、缺乏立場和原則的說客（lobbyists）形成鮮明的對比。由此，智庫在美國的公共政策辯論中發揮了巨大影響力。

然而，《紐約時報》於8月7號和8月8號先後刊登了兩篇報道：《智庫是如何放大企業界影響力的》（How Think Tanks Amplify Corporate America』s Influence）與《智庫學者還是公司顧問？看情況》（Think Tank Scholar or Corporate Consultant? It Depends on the Day），揭露智庫表面「客觀」、「中立」，實際卻接受企業界的資助，然後替他們說話，甚至有很多智庫學者一身多任，既享受智庫學者「客觀」、「中立」的美名，同時又是職業說客或者在關聯企業擔任職務。其中就包括美國最負盛名的智庫之一：布魯金斯學會（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這無疑徹底顛覆了智庫的公眾形象。

一、智庫不過是拿錢辦事的說客？

在其報道中，《紐約時報》挖掘了布魯金斯和若干其他智庫與多家企業之間的利益交換關係。根據報道，這種利益交換關係的基本方式之一，就是企業給智庫捐款，智庫則發布符合企業利益需要的報告、研究。《紐約時報》文章稱，有些研究者尚在寫作過程中就會與捐贈人（即便只是潛在捐贈人）預先討論研究結論，研究初稿也會與捐贈人共享，以便根據他們的意見形成最終報告。然後企業就可以拿著這些研究去遊說政策制定者，證明自己的訴求並不是出於一己私利，而有著客觀依據。另外，得到企業資助的智庫學者也經常向國會提供有利於企業利益的證詞。而且，企業給智庫的捐款通常冠以慈善捐贈的名義，因此能獲得免稅待遇。

例如，自2010年以來，房地產商萊納（Lennar）公司生產屋頂太陽能系統的分部SunStreet Energy已經給布魯金斯累計捐款40萬美元，於是布魯金斯就發布了一份關於屋頂太陽能產業的研究報告。

又比如，聯邦快遞與一家專門研究國際關係的智庫「大西洋理事會」（Atlantic Council）合作於2014年底發布了一份支持國際自由貿易的報告，這份報告的結論與聯邦快遞在國會極力兜售的論點如出一轍，包括削減跨大西洋關稅與增加免稅貨物。原因很簡單，自由貿易會增加聯邦快遞的業務量。聯邦快遞的執行副總裁拉傑什·蘇布拉馬尼亞姆（Rajesh Subramaniam）出席了在該智庫華盛頓總部舉行的慶祝報告發布的活動。作為關鍵的支持者，眾議員埃里克·保爾森（Erik Paulsen）也出席了這次活動。而據該智庫主席弗雷德里克·肯普（Frederick Kempe）所說，聯邦快遞為這份報告捐贈了2萬美元。

第二種典型方式，就是企業給智庫捐錢，然後智庫創立項目，幫助企業宣傳造勢，或者組織會議，邀請相關政府部門的官員來參加會議，這樣企業就可以直接與相關政府官員接觸了。

例如，2004年，布魯金斯創立了「都市政策項目」（Metropolitan Policy Program），旨在刺激城市的經濟增長。《紐約時報》認為，從一開始，這個項目就混合了各方勢力關於城市問題的看法，包括公司、非營利組織、政府官員。流向這個項目的捐款飛速增加，從2005年的430萬美元激增到2013年的1250萬美元，占布魯金斯當年全部項目開支的將近20%。

2010年7月，布魯金斯為該項目最大的捐贈人——萊納公司——建立了「都市領導力理事會」（Metropolitan Leadership Council），萊納公司加入該理事會。當時，萊納公司正試圖開發舊金山的獵人角並四處尋找投資人，但面臨該地區居民和聯邦環境保護署的反對。布魯金斯隨後就稱萊納公司的項目是全美三項「最具革新意義的投資」之一。其備忘錄顯示，布魯金斯希望獲得萊納公司2014年的5萬美元捐贈，於是準備「使用我們的號召力、研究專長、關係網路和創新實踐的知識，幫助推動萊納項目的最終成功」，並「通過全國和地方媒體報道為舊金山項目提供公共論證」。

日立是布魯金斯「都市」項目的另一個大金主。布魯金斯文件顯示，日立公司在過去10年里一共給布魯金斯捐贈了180萬美元。作為回報，布魯金斯為日立組織過有奧巴馬政府高級官員參加的公共活動，以便日立高管向奧巴馬政府推銷他們的產品。而在過去6個月內，布魯金斯就與日立水務、交通運輸、數據業務等部門的高管舉辦了9場會議，以便他們充分說明和推銷日立的「智能城市」（Smart City）概念。

又比如，通用電氣希望資助關於鐵路網和清潔能源的研究，這兩塊都是它的核心業務，於是布魯金斯就為通用電氣安排了一場有白宮和國會官員參加的會議。全球投資公司K.K.R.給布魯金斯捐了45萬美元，其中部分資金是對布魯金斯為K.K.R.組織其高管與費城和底特律當地的社區領袖會見的報酬，因為這家公司計劃在當地投資房地產項目。此外，布魯金斯還應該公司經理的請求，在該公司官網上發布了一篇報告，為其在新澤西的一個基礎設施建設項目背書。

企業與智庫之間利益輸送的第三種典型方式，就是相互之間的交叉任職或曰「旋轉門」。《紐約時報》考察了75個智庫，發現很多智庫學者同時還是註冊說客（registered lobbyists）、公司董事會成員或者外部顧問，卻只零星披露自己的「雙重角色」。也有很多智庫樂意聘請說客、前政府官員為「非駐所學者」（nonresident scholar）。

例如，小斯圖爾特·沃德里（C. Stewart Verdery Jr.）是美國國土安全部的前高級官員，現在則是華盛頓最有名的智庫之一「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的高級研究員（senior associate）。去年12月，他主持了一個C-Span頻道公開直播的專家小組會議，討論一項由美國政府機構在國外機場進行邊境檢查以加強邊境管理的聯邦計劃。在這次會議上，沃德里介紹了加拿大大多倫多機場管理局主任霍華德·恩格（Howard Eng）發言。

據《紐約時報》報道，沃德里和恩格之間就存在典型的利益輸送關係。沃德里除了擔任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研究員，自己也開了一家遊說公司「紀念碑政策小組」（the Monument Policy Group），而恩格的機場管理局就是這家遊說公司的客戶。多倫多機場方面希望美國方面增加人員和設備，避免入境檢查不時帶來的瓶頸問題，加快通關程序。光去年，他們一共就付了13萬美元給沃德里的遊說公司，請他們影響奧巴馬政府和國會的邊境檢查政策。當問及一個智庫學者利用智庫會議為自己的客戶服務是否合適時，沃德里覺得這很常見。

雖然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並不給沃德里發薪水，但他還是從這個頭銜得到很多好處，因為客戶喜歡由「學者」作出的研究。這也是為什麼像沃德里之類的顧問、說客都削尖了腦袋想得到一個智庫學者的頭銜。據《紐約時報》統計，截止去年年底，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官網列出的學者中，有70名不付薪高級顧問和研究員（unpaid senior advisers and associates）同時具有外部顧問職位，另外有7名高級顧問和研究員在過去5年供職於中心的同時，還是註冊說客（registered corporate lobbyists）。

二、布魯金斯的反擊

對此，布魯金斯學會三天之後就在其官網上以學會主席斯特羅布·塔爾博特（Strobe Talbott）的名義發布了一篇文章《紐約時報的指責與我們的回應》（New York Times allegations and our response），摘出《紐約時報》文章中一些指名道姓針對布魯金斯的片段並逐一作出15點回應。

根據筆者不甚精確的初步歸納，布魯金斯的15點回應大致可以歸為三類。

第一類是指出《紐約時報》報道的事實錯誤或者否認《紐約時報》報道的指責，大致包括第三、第五、第六、第七、第十、第十二、第十三點。

譬如，《紐約時報》說布魯金斯聘請萊納公司主管舊金山開發項目的科菲·邦納（Kofi Bonner）為「高級研究員」（senior fellow），但實際上布魯金斯只聘請他為「非駐所高級研究員」（Non-Resident Senior Fellow），這是非全職職位，而且只聘請了一年。

又如，《紐約時報》在聲稱智庫經常為自己的金主進行品牌營銷活動時，舉了布魯金斯和摩根大通（JPMorgan Chase）的例子。布魯金斯回應稱，布魯金斯禁止在自己舉辦的會議上使用公司標誌，目的就是為了避免給人造成為自己捐贈人進行營銷的印象。《紐約時報》報道里提到的標誌，是專門為「全球城市行動」（Global Cities Initiative）設計的logo，這是GCI活動中使用的唯一logo，而不是摩根大通公司的標誌。

再如，《紐約時報》說布魯金斯的城市政策項目（Metropolitan Policy Program ）從萊納公司的分部SunStreet Energy獲得過捐贈，作為交換，布魯金斯發布了有利於其屋頂太陽能產品的報告。布魯金斯回應稱，布魯金斯該項目從來沒有獲得過SunStreet Energy的捐贈；這家公司給布魯金斯的唯一一筆捐贈是2016年1月資助「治理研究」項目（the Governance Studies program）的5萬美元，而布魯金斯研究屋頂太陽能系統的學者與SunStreet Energy沒有任何關係，甚至不知道它在資助布魯金斯的項目。

第二類是批評紐約時報的報道選擇性陳述（cherry-pick），甚至誤讀、歪曲，大致包括第二、第四、第十一、第十二、第十四點。

例如，《紐約時報》報道援引兩名律師的觀點認為，布魯金斯可能存在稅收不當行為，因為很多企業給布魯金斯的捐贈都得到稅收減免待遇，但前提是智庫的研究工作致力於公共利益，可布魯金斯卻為企業謀私利。布魯金斯回應稱，布魯金斯聘請了一個頂尖稅法專家道格拉斯·瓦利（Douglas Varley）來核查自己的財務，《紐約時報》說他是「我們的律師」（one of our lawyers），卻不提他是一位先前與布魯金斯沒有任何關係的外部專家，而布魯金斯在《紐約時報》記者採訪時曾反覆向對方強調這一點。而且，布魯金斯之前已經給紐約時報的記者提供了充足的資料，可他們故意選擇性引用瓦利的觀點，而略去另一些，也不採訪瓦利。布魯金斯猜測，大概是因為如果引用那些觀點，就會打消他們所說的「疑問」吧。

又如，《紐約時報》認為，根據布魯金斯的數百份內部文件——給摩根大通的情況報告（status reports）、準備與銀行經理會晤的內部報告、請求捐款的正式文件——都顯示，布魯金斯的「全球城市行動」項目是為摩根大通進行品牌營銷的活動。布魯金斯回應道，《紐約時報》記者從內部工作文件的草稿里摘取了一些句子，給人造成一種誤導性的印象，而這些文件草稿只體現了工作早期頭腦風暴階段的想法。事實上，為確保GCI項目的獨立性，布魯金斯制定了嚴格的規章政策，比如除說明摩根大通提供資助以外，禁止GCI廣告里使用摩根大通的標誌；布魯金斯在新聞發布會上介紹自己的研究時，不得引用摩根大通員工或代表的話。

第三類是表明布魯金斯實行嚴格的監管政策，自己的各個項目、研究以及人事任命都符合規則、符合法律，自己的學者和研究都是獨立、客觀的，大致包括第一、第六、第八、第九、第十五點。

例如，《紐約時報》報道暗示布魯金斯聘請科菲·邦納是為了得到萊納公司的資助。但布魯金斯回應稱，布魯金斯的研究項目經常聘請的外部專家來擔任非駐所職位，是看重他們的專業知識和經驗以及對某一研究領域的持續參與。科菲·邦納是一位全國知名的開發商，他擁有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城市規劃和開發碩士學位與在奧克蘭和舊金山市政府擔任高級官員的經歷，完全具備擔任布魯金斯非駐所學者的資格。而且，《紐約時報》記者沒有提出任何證據證明邦納利用他在布魯金斯的職位促進萊納公司的利益。

當然，布魯金斯也意識到，這些非駐所屬員（non-resident affiliates）可能參與別處的有償活動，而這會危及布魯金斯的獨立性標準。有鑒於此，布魯金斯建立了利益衝突委員會（Conflicts of Interest Committee）並在2015年底頒布了附加規則規制非駐所屬員的活動或者要求公開信息，以避免利益衝突或者利益衝突的表象。

結語

布魯金斯的反應速度至少說明他們對《紐約時報》報道的分量是心知肚明的。用彼得森研究所（the Peterson Institute）主席亞當·博森（Adam S. Posen）的話說，「我們的名譽建立在我們的可信度（credibility）基礎上，如果不被大家視為可信和客觀，我們的研究就會被扔進垃圾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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