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紀之憾：國共兩黨上世紀八十年代的秘密談判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在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主持下，一系列開明的對台政策相繼出台，給台灣國民黨當局以巨大衝擊。對此，國民黨主席蔣經國也感受到了，並在其生命歷程的最後10年里一直關注著兩岸統一大業，使兩岸關係有了重大突破。

武力對抗在兩岸悄然消失

新中國成立後，海峽兩岸長期處於緊張的軍事對峙。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敏感的人們發現，已喊了30年的「解放台灣」的口號正悄悄地從新聞媒體中消失。1978年10月，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在會見日本文藝評論家江藤淳時指出：「如果實現祖國統一，我們對台灣的政策將根據台灣的現實來處理。」同年11月，鄧小平在會見緬甸總統吳奈溫時再次表示：「在解決台灣問題時，我們會尊重台灣的現實。比如，台灣的某些制度可以不動，美日在台灣的投資可以不動，那邊的生活可以不動。但是要統一。」

1978年12月16日，中國政府就中美建交舉行中外記者招待會，闡述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新的對台政策：「台灣是我國的神聖領土。台灣人民是我們的骨肉同胞。台灣回到祖國的懷抱，實現祖國統一大業是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全國人民的共同願望。我們的一貫政策是愛國一家，愛國不分先後；我們希望台灣同胞和全國人民包括港澳同咆、海外僑胞，一起為祖國統一大業繼續做出貢獻。」這段答記者問的重要性，就在於中國政府第一次在正式公開場合沒有使用傳統的「解放台灣」的提法，反映了大陸對台政策即將作出重大調整。

1981年9月30日，中國共產黨為了推動祖國和平統一進程，由葉劍英委員長發表了關於台灣的重要講話，即著名的「葉九條」。他真摯地表示：「我們希望國民黨當局堅持一個中國、反對『兩個中國』的立場，以民族大義為重，捐棄前嫌，同我們攜起手來，共同完成統一祖國大業，實現振興中華的宏圖，為列祖列宗爭光，為子孫後代造福，在中華民族歷史上譜寫新的光輝篇章!」

「葉九條」發表後，廣大台灣同胞、海外僑胞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採取和平手段解決台灣問題的做法表示歡迎，要求台灣當局順應歷史潮流，對中共的和平舉動予以積極響應，結束兩岸軍事嚴重對抗狀態，走向統一。許多台灣同胞認為中共的政策是寬厚的、具體的，照顧到台灣各方面的利益，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誠意。台灣媒體和民眾表示，國民黨對談判不必「深閉固拒」，國共和談不失為國家統一之手段，「不妨一試」。

面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提出的和平統一方針，國民黨當局也悄悄更改了對大陸的方針。1981年3月29日至4月5日，國民黨召開了第十二次黨員代表大會，蔣經國主持大會通過了「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案」，強調「建設台灣與統一中國是不可分的，惟有建設台灣，才能實現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也惟有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才能使台灣永遠保持安定與進步」；並要求國民黨以「三分軍事，七分政治；三分敵前，七分敵後」和「以政治為前導，以軍事為後盾」等為最高指導原則。這次大會顯示國民黨已經放棄了武力「反攻大陸，復興建國」的大陸政策，並針對中國共產黨和平統一祖國的方針，將其大陸政策調整為以「實現三民主義」的和平方式「統一中國」。蔣經國並多次宣稱「中華民國統一大陸的主要憑藉是三民主義而非武力」，「光復大陸並非要靠軍事手段才能實現，這完全是一個政治問題」，統一「將不是由武力完成，而是由政治、社會和經濟方法來達成」。

隨著中國共產黨人和平統一台灣思想的逐漸成熟，武力解放台灣的口號被代之而起的開展「第三次國共合作」和平統一台灣的務實政策所代替。與此同時，國民黨在中共和平統一方針政策和島內外形勢的影響下，也開始調整其大陸政策，放棄了武力「反攻大陸」的方針，從而使兩岸關係結束了30年軍事對抗的局面，進入了和平對峙時期。

走到台前的蔣經國原機要秘書

為紀念辛亥革命70周年，中國共產黨決定在1981年10月9日召開規模宏大的紀念大會。會議召開之前，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發函邀請蔣經國、宋美齡、蔣緯國、何應欽、陳立夫、張學良以及其他台灣各界人士參加紀念大會，請他們回大陸和家鄉看一看，並明確表示：蔣經國等先生來大陸和故鄉遊覽時，「願意談談心當然好，暫時不想談也一樣歡迎」。

在應邀與會的人士中，有一位來自香港的新聞界人士沈誠最為顯眼。他當時雖是《新香港時報》的社長兼總編輯，但卻很有台方背景。沈誠是蔣經國的同鄉，曾在蔣經國於抗戰時期苦心建立起來的青年軍中任師長，少將軍銜，到台灣曾擔任蔣經國的機要秘書，與小蔣淵源很深。退職後到香港辦了一家《新香港時報》，此次亦在應邀參加紀念辛亥革命紀念大會的嘉賓之列。但由於自己的特殊背景，沈誠對是否去大陸一度猶豫，後專程去台灣，向蔣經國當面請示機宜。蔣經國對沈誠此行「既不鼓勵亦不禁止」，實際是同意沈誠去北京，而且還囑託沈誠一定要代他到溪口老家看看，「最好能拍一些現場照片」。

沈誠到了北京後，受到了熱情接待，並被安排到溪口一游，拍到了蔣介石故居和祖宗墳墓保護完好的大量照片。他在北京逗留期間，還受到了葉劍英委員長的接見。葉劍英同他探討了國共和談的可能性，並要他向蔣經國轉達中共的和談誠意。隨後，鄧穎超也接見了沈誠，探討國共和談問題。沈誠熟知蔣經國的態度，在回話中「暗示今天台北的氣候，還不是談判時機」。

儘管蔣經國堅持「偏安拒和」的政策，但鄧小平、陳雲等中共領導人卻在各種場合表達了舉行國共和談的願望：認為現在「兩邊雖然吵架，但都堅持只有一個中國，反對台灣獨立的立場。在這一點上，我們兩邊是一致的」，「將來我們這邊的老一輩人不在了，接我們班的人仍然會堅持這個立場，並且能夠堅持下去。但他們那邊的老人不在時，接他們班的人是否會堅持這個立場；如果堅持，客觀上是否能堅持住，這些就很難說。因此，要趁我們這些老人還在的時候，早做打算，果決心，先把國家統一起來」。這些發自肺腑的話，果被台灣以後的政治變局所證實。

在中共的誠意麵前，蔣經國又一次默許沈誠成為其探聽大陸政策的「密使」。蔣經國的這位原機要秘書就這樣走到台前，在80年代前期往返於大陸、香港、台灣三地，成為國共兩党進行聯繫和溝通的一個重要渠道。但是，此時的沈誠只是肩負著了解大陸對台的政策、動態的使命。蔣經國還沒有與中共和談的意圖。

為呼籲國共兩党進行和平談判，1982年7月24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廖承志致信蔣經國、蔣方良、蔣緯國等，呼籲台灣當局依時順勢，毅然和談，達成國家的統一。信中說：「三年以來，我黨一再倡議貴我兩黨舉行談判，同捐前嫌，共竟祖國統一大業。惟弟一再聲言『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余期期以為不可。」「祖國和平統一，乃千秋功業。台灣終必回歸祖國，早日解決對各方有利。台灣同胞可安居樂業，兩岸各族人民可免骨肉分離之痛，在台諸前輩及大陸去台人員亦可各得其所，且有利於亞太地區局勢穩定和世界和平。」「倘能於吾弟手中成此偉業，必為舉國尊敬，世人推崇，功在國家，名留青史。」「至於『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云云，識者皆以為太不現實，未免自欺欺人。」「試為貴黨計，如能依時順勢，負起歷史責任，毅然和談，達成國家統一，則兩黨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共圖振興中華之大業。否則，偏安之局，焉能自保。」「和平統一純屬內政。外人巧言令色，意在圖我台灣，此世人能共知，當斷不斷，必受其亂。」信中最後表示：「人到高年，愈加懷舊，如弟方便，余當束裝就道，前往台北探望。」

廖承志的這封信雖為私人通信，但言真意切，曉之以理，動之以情，表達了祖國大陸10億人民盼望和平統一的願望。

蔣經國同意對等談判

從1986年開始，台灣島內與國際上的一系列新的變化衝擊著國民黨「永不與中共談判」的政策，其一意孤行的反共、拒和政策越來越受到孤立，國民黨的獨裁統治也受到了來自各方的越來越多的批評。因此，蔣經國不得不改變政策，開始考慮與中共接觸，沈誠也因此受蔣經國之命先擬出一個方案。沈根據多次與中共方面接觸及中共方面的建議，於1986年夏在台北擬定「國是建言」呈交蔣經國，並在此基礎上形成「國是建議備忘錄」於當年8月交給中共方面。蔣經國默許的這份「備忘錄」的主要內容有：(1)分析兩岸兩黨對當前「國是」在觀點上的異同；(2)雙方對意識形態上的差距和互相執著；(3)經濟制度、社會結構的分歧；(4)如何在「國家至上、民族第一」的大目標下，共同為和平共存，國家統一而努力奮鬥；(5)國家一定統一，手段必須和平；(6)實行國共兩黨第三次合作。沈誠的「備忘錄」一經提出，立即得到中共高層領導人的高度重視。

1987年3月，中共中央在對「國是建議備忘錄」進行充分商議的基礎上，邀請沈誠到北京晤談。赴京前，沈誠又一次去台灣向蔣經國請示。蔣經國表示：「目前階段暫時還只能採取『官民有別』政策，對純粹民間之接觸、交流，政府新的『三不政策』是『不鼓勵』、『不支持』、『不壓制』。」這一積極表示實際上已經改變了原先僵硬的「三不政策」。

3月14日，楊尚昆接見沈誠時詢問蔣經國對「國是建議備忘錄」的反應。沈誠說：「經國先生對於兩岸、兩黨問題，深信必定能夠在理念認同下求得解決。因此，他希望在求實、求同原則下能夠突破。所以，他雖然看到我的『國是建議備忘錄』後，還沒正面表示什麼意見，從他那次找我談話中，略約可以看到還是認可的。」對此，楊尚昆說：「國共兩黨在歷史上看來，合則兩利、國家興旺，分則兩敗俱傷、國家衰敗。經國先生秉承蔣老先生之民族大義，堅定一個中國政策，我們十分欽佩，希望國共兩黨能夠第三次合作，共創光明的前途。」

在這次會談中，沈誠要求中共方面拿出國共第三次合作的腹案，以便他向蔣經國「請示機宜」。楊尚昆提出中共中央關於談判的基本原則是：「第一，雙方談判主題：中國共產黨對中國國民黨。因為今天以兩個政府來談，諸多不便，可能產生不對等的現象，你們可能有困難。而黨對黨談起來就靈活多了。所以我們還特別說明，黨對黨中還加以強調：(1)中央層次；(2)對等地位。這兩點，以示對你黨的尊重。」「第二，談判主題：先談合作，後談統一，我們的目的是希望兩岸人民能由互相交流而團結起來，而各取所長，共同合作，如利用台灣財源、科技、智慧等來配合大陸資源、人力、市場，共同振興實業，發展國家經濟，慢慢再求政治上達成國家統一。」

沈誠對楊尚昆提出的和談原則很滿意，當晚便通過香港將這次談話的內容報告給蔣經國。兩天後台北傳來消息：蔣經國同意「兩黨對等談判、中央層次」的模式。箭已上弦：中共高層發給蔣經國的一封密信

儘管蔣經國同意兩黨談判，但他對中國共產黨仍抱有極強的戒心。蔣經國曾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過去我們曾與中共有過多次和談，得到了慘重的教訓，所以1949年以後絕不再與中共和談。」國民黨拒絕和平統一談判的關鍵因素還在於他們普遍持有的一種觀念：大陸大，台灣小，國際社會不承認台灣當局，中共主導談判，談判的結果將是台灣被中共統一掉。因此，蔣經國及國民黨內不少人都對第三次國共合作持懷疑態度，在答覆同意兩黨談判的同時表示「在技術上還希望正式有個具體表達」。沈誠立即將此消息轉達給中共中央領導人。

幾天後，鄧小平親自接見沈誠，在談話中對蔣經國希望的技術上的「具體表達」作了完整的闡述，那就是「實行一國兩制，完成祖國統一大業問題」。鄧小平明確指出：「由於歷史原因，台灣、香港、澳門一直沒有回到祖國懷抱中來。實現祖國統一，本著從實際出發，尊重歷史事實，我們出了一個恰當的、雙方都能接受的解決辦法，就是採取『一個國家，兩種制度』，所謂『一國兩制』就是在祖國統——後，台灣、香港、澳門可以實行同大陸不同的制度，他們可以搞資本主義，大陸搞社會主義，但是國家是一個統一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鄧小平的回答，沈誠十分感動，立即把消息反饋給台灣，對國共兩黨對等談判的開展十分有信心。

3月25日，中共中央領導人經研究決定，以楊尚昆的名義致函蔣經國，並由沈誠秘密轉至台灣，邀請國民黨派代表到北京參加兩黨談判。密函內容如下：經國先生大鑒：

近聞先生身體健康，不勝欣慰

沈君數次來訪，道及先生於國家統一之設想，昆等印象良深。祖國統一，民族振興，誠我中華民族之崇高願望，亦歷史賦予國共兩黨之神聖使命。對此，我黨主張通過兩黨平等談判而謀其實現。今自沈君得悉先生高瞻遠矚，吾人深為讚歎!唯願能早付諸實施，使統一大業能在你我這一代人手中完成。

為早日實現雙方領導人的直接談判計，昆謹代表中共中央邀請貴黨派出負責代表進行初步協商。望早日決斷，書不盡意，臨穎神馳，佇候佳音。

密信由沈誠攜至台北面交蔣經國。蔣經國在接密函之時滿臉笑容地握住沈誠的手說：「則明弟，你辛苦了。」4月4日，蔣經國約見沈誠說：「我對於他們的來函，已仔細看過，大致上他們還是有誠意的，至於在時機上，他們好像操之過急。」「黨對黨談判是準確的，最重要的是大家認同大家的『黨中央』，能以『中央層次』對等談判，才不使雙方有尊卑的感覺」。「以後要談判，也要在我們自己黨內求得共識，因為黨內一部分人還持著反對態度，他們的理由是黨對黨談，台灣人民會不贊成。」並向沈誠表示「以後視形勢發展，為了配合兩岸關係，我們一定會在政府部門成立一個協調黨政工作的機構來動作。」接到密函不久，蔣經國就取消了在台灣實施長達38年之久的「戒嚴體制」。

世紀之憾：國共和談的正式代表即將派出

1987年9月，沈誠又一次赴台北，探視久病不愈的蔣經國。病榻之上，蔣經國告誡沈誠：「我正研究他們來的那封信的處理問題。信已給老夫人(宋美齡)看了，她表示好好研究一下再作決策。」沈誠乘機建議蔣經國給中共方面捎個信，然後再作具體規劃。蔣經國搖手拒絕：「今天的一切，主動在他們，我看回不回信在其次，重要的是下一步的具體工作應如何開展。」並向沈誠透露自己正在考慮下一步赴大陸與中共談判的人選問題。

就在國民黨方面的國共和談正式代表即將派出之時，蔣經國的病情突然惡化，於1988年1月13日去世。這個子承父業的台島政治強人的去世，使秘密進行的兩岸接觸突然中斷，兩岸兩黨正式對等談判的美好設想也因此未實現。

1997年2月19日，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一國兩制」的倡導者鄧小平在北京逝世，海峽兩岸統一的偉業未能在他有生之年實現，把深深的遺憾留在了這個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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