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暉：連續的歷史，循環的怪圈

連續的歷史，循環的怪圈

摘要：這樣一種以私制私、設事防事、亂極立法、法密生亂、用人而疑、疑人而用、六道輪迴、循環千年的政治怪圈，豈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樣溫情脈脈的理論所能解釋的？應當說，這種吏治上的精巧設計在傳統政治條件下確實是十分成熟、甚至是十分「現代化」的或高度「理性」的，當西方中世紀的封主與封臣間還是一片混沌的「忠誠」時，中國人早已把防人之術發展得爐火純青了。

作者丨秦暉（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教授）

文章來源於網路

一、古代「制衡之術」背後的性惡論

明亡之後，當時的一些思想家痛定思痛，從儒家立場對法家吏治提出了深刻的批判。其中除天下為公的大道理外，涉及治術的以黃宗羲的如下見解最為精闢：

「後世之法，藏天下於筐篋者也。利不欲其遺於下，福必欲其斂於上。用一人焉則疑其私，而又用一人以制其私。行一事焉則慮其可欺，而又設一事以防其欺。天下之人共知其筐篋之所在，吾亦鰓鰓然惟筐篋是虞。故其法不得不密，法愈密而天下之亂即生於法之中，所謂非法之法也。」

如上所述，這種以人制人、設事防事的制衡之術也是源自人性觀念上中國式的「性惡論」——猶如西方的權力制衡論源自西方傳統的性惡論一般。都說儒家傳統講究人「性本善」，可是在儒表法里的中國，人們對人性的真實看法實際上更近似於韓非。

於是咱們的疑人之心與防人之法也發展到人類諸文明中如果不是惟一的、至少也是罕見的程度。在這方面人們與其從「四書五經」中、不如從更講「大實話」、更普及也更對社會有實際影響的那些從娃娃教起的「蒙學」作品中去探尋真正的「傳統」：「經典」上講讀書做官是為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而蒙學作品《神童詩》的大實話是「書中自有千鍾粟」，「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經典」上講性善論，而蒙學作品《增廣賢文》的大實話是「知人知面不知心」、「防人之心不可無」，「逢人只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守口如瓶，防意如城」，「山中有直樹，世上無直人」，「人情似紙張張北，「誰人背後無人說，哪個人前不說人」，「人善被人欺，馬善被人騎」……

蒙學作品是面同大眾的，而統治大眾的「精英」，尤其是精英中之最「精」者皇上自然決不能比大眾更傻，他們的「人君南面之術」更是以極端的性惡論為基礎的。歐洲中世紀的統治結構是以封主與封臣之間的層層「效忠」為原則的，於是每一級封主都似乎很放心地讓效忠他的封臣在其領地內專斷一切，形成那種「我主子的主子不是我的主子」的傻乎乎的制度。

這在咱們的皇上看來簡直太愚蠢了。「世上無直人，朝中無忠臣」，家奴總是要通姦的，於是只有把他們閹了；朝臣總是要結黨營私的，於是除了靠閹奴（宦官）當特務來監視他們外還要靠身邊的親信秘書來分他們的權，形成了「內朝」（從漢之尚書直到明清的內閣、軍機處）架空外朝的制度；地方官總是要割據稱雄的，於是不斷派中央工作組去分他們的權，形成了巡察之官架空常設之官的制度；人心莫測而必分其權，政出多門辦不成事又不得不集中事權，形成了集權—分權往複循環之例。千年以來我國傳統政治中的許多特色現象，如宦官專權、外戚干政等等，都與這種極端性惡論導出來的防人之術有關。

二、三種主要的制衡循環

這種由法家式的性惡論傳統產生的「分權制」愈演愈烈。分相權、分朝官之權、分外官之權，除分兵、民、財、法諸權外，在明代司法之權也由刑部、都察院、大理寺等「三法司」分掌，兵權則由兵部、五軍都督府及非常設總兵分掌。甚至出現監察之監察、特務之特務：先設錦衣衛以監視百官，又設東廠以監視錦衣衛，再設西廠，最後又設內行廠並錦衣衛及東西廠皆歸其監視之。由於皇上什麼人都不相信，又什麼事都想管，於是總無萬全之制，事權分而復始，形成中國歷史上獨特的「分權循環」。

一是內外朝的循環。歷代皇帝總疑心朝臣搞鬼，宰相弄奸，因而用身邊的親信秘書（內朝）分外朝之權，乃至架空外朝而取代之。然而這些原先的近侍奴才一旦權重事繁，又演變為新的「外朝」，引起皇帝的疑心。於是皇帝又另建一個秘書班子來架空之。如漢之丞相統公卿而主朝政，皇帝便培植「尚書」（原僅為管理文牘的秘書）而分其權。演變為漢以後至隋朝之尚書省，秘書已成了新的宰相，於是是唐帝又重用「同中書門下」的近臣，使其架空尚書省。到宋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簡稱同平章事或平章）又演變新的宰相併出現以他為首的外朝「中書省」，於是明代皇帝又用身邊的一些「大學士」組成「內閣」來架空中書省，乃至取消丞相。然而明代後期「內閣」又已坐大，像嚴嵩、張居正那樣的「大學士」又已從秘書變成了實際上的宰相乃至「權相」。於是清朝又出現了南書房、軍機處之類的秘書班子，以架空內閣。許多史書說軍機處之設「最終」解決了相權問題，其實漢武帝時的尚書之制當初不也以為是最終的解決么？若無辛亥之變，可以想見以秘書架空外朝的遊戲還會周而復始地循環下去——即使有了辛亥，我們不是在60多年後又一次看到了以一個秘書班子「中央文革」架空政治局並威脅相權的事嗎？

這種循環可以圖示如下：

二是中央巡視員與地方「諸侯」的循環。歷代皇上總認為地方官居心叵測，不斷派出中央代表巡行地方並授予欽差重權。於是這些中央代表便由干預地方政務發展為越俎代庖，由分諸侯之權到架空諸侯，臨時的特派員成了地頭蛇，又演變為新一代諸侯。而皇上又要派新的中央代表來巡視這個地盤了。如秦之郡縣本為正式的地方政府，皇上不放心，到漢時設十三州刺史以巡察各郡，那時十三州本為監察責任區，刺史亦為巡行之官而非常設官。但漢末刺史權漸重，由過江龍變成了坐地虎，終於由中央代表演變為新的地方官，州也由巡查區變為郡以上的又一級行政區了。於是中央又開始擔心州刺史尾大不掉，到唐代新設諸道按察使分巡各州，至宋則由「道」而「路」，又成為州之上的一級行政區，路官（安撫使等）也由巡視官變成一方父母了。於是朝廷又疑其奸，派員到諸路「行中書省事」，亦即作為中央代表行中央特派之事。南宋陸遊有「往者行省臨秦中，我亦急服叨從容」的詩句，這時「行省」還只是巡行的中書省官員而已。到元代，行省便發展成路之上的一級行政區，「行省平章」成了新的諸侯。於是新的中央特派員又來了：這就是明朝中葉的巡撫。「巡撫」者，代天子巡行安撫地方之臨時差使也。其全稱是

「巡撫××地方都察院副都御史（或僉都御史）」，有時還加兵部侍郎銜，俗稱「部院」。其稱呼便表明他是中央監察機構（都察院）或軍事機構（兵部）的派出官員。然而到明末，巡撫由巡行漸變為常設，而且事權愈重，行省正式官員（布政使等）反成虛設，入清後巡撫終於又成了一省之父母官。

這種循環可以圖示如下：

三是地方分權與地方集權之循環。同樣由於皇上對「諸侯」的猜疑，歷代朝廷常常分割地方事權，將軍事、民政、財政、司法諸權分授不同的官員並使之互不統屬，各自平行隸屬於中央的相應上級，以使其想到牽制。然而這樣的體制往往極無效率，平時政出多門，終日扯皮，一旦有事則相互推諉，甚至造成政府職能癱瘓。於是不得不另設一首長總掌諸政，統一事權。然而這樣又導致尾大不掉，威脅中央集權，不久又不得不再度分權。秦漢時的郡一級本是分權的：郡守掌行政、郡尉主軍事、監御史管司法與監察，「三權分立」而互不相屬。然而到東漢至隋，州刺史（州牧）便大權獨攬，兼統軍民，自專財政與司法，儼然一方之土皇帝。於是到宋時在路一級分設帥司（安撫使）、漕司（轉運使）與憲司（提點刑獄使），路下的州軍又設通判以分知州知軍之權，實行了典型的地方分權制。到了元代之行省，事權再度集中，行省平章為一省軍民之共主，據地自雄，早在元中葉便發生了諸行省軍互相攻伐的

天曆之亂」，元末更釀成了行省軍閥群雄割據之局。於是明鑒元弊，廢行省平章之職而在一省分設三司，即隸屬於中書的布政使司（藩司）掌民政，隸屬於都察院的按察使司（臬司）掌刑獄，隸屬於五軍都督府的都指揮使司（都司）掌軍政。三司分立而互不相屬。然而割據之弊雖除，扯皮內耗之弊又生，到明末不得不普遍設立巡撫以統一三司的事權，入清後巡撫（以及同時增設的總督）遂成威震一方的封疆大吏，延及清末民初又成軍閥割據之勢……

這種循環也可以圖示如下：

此外還有不少類似的循環，如政權末梢與基層自治的循環等等。歷代朝廷按法家「編戶齊民」的觀念重視把自上而下的科層管理延伸至鄉村的每個民戶。但這樣不僅「一管就死」，法密生亂，而且行政成本也大得難以承受。於是不得不改行基層自治，政權末梢回縮一兩個層級。然而這樣一來「豪強武斷於鄉曲」的局面又會形成，專制朝廷對社會的控制出現問題。於是又一次延伸政權末梢……秦時法家歷行分異令，不許「族居」，並設置了複雜的鄉、亭機構和「閭里什五」之制。那時的「鄉里少吏」多是有酬職，常以並無鄉土德望卻強悍可用之人（如亭長劉邦就是個「亡賴」）乃至外鄉籍人充任，國家定有爵級，行使的完全是官方任務。但到東漢時地方宗族興起，里制衰亡，鄉村精英成了不從上命而承民俗的「宗主」。到了北魏時為了重新控制基層，又實行「廢宗主，立三長」的鄉治改革，建立了鄰長、里長、黨長的的政權末梢組織。延至隋唐，鄉里組織又逐漸鄉土化自治化，於是北宋王安石又行保甲法，再次把鄉里社會編製起來。此後元代的里社制、明代的里甲制直到民國年間，都為斷地出現這種「政權末梢與基層自治的循環」。

三、輝煌成就與大破壞

這樣一種以私制私、設事防事、亂極立法、法密生亂、用人而疑、疑人而用、六道輪迴、循環千年的政治怪圈，豈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樣溫情脈脈的理論所能解釋的？應當說，這種吏治上的精巧設計在傳統政治條件下確實是十分成熟、甚至是十分「現代化」的或高度「理性」的，當西方中世紀的封主與封臣間還是一片混沌的「忠誠」時，中國人早已把防人之術發展得爐火純青了。而西方的文官制之取代貴族制，不僅時代遠晚於我國的科舉官僚制之取代門閥士族制，形式上也借鑒了我國科舉的某些做法，而且最終也拉不下面子，沒有派出大兵來一對一的盯住應考者，以防他們為「千鍾粟」、「黃金屋」與「顏如玉」而偷奸耍滑。

然而這兩種「性惡論」與「權力制衡」畢竟是形雖略同而質全異。法家的「性惡論」導出的是極端專制——比貴族制更專制，而近代西方的「性惡論」導出的是反專制——比貴族制更民主。法家的「權力制衡」是皇權本位的，如黃宗羲所見，以私制私、設事防事是為了「藏天下於筐篋」，即置天下於一家之私囊而不允許他人染指；而近代西方的「權力制衡」是民權本位的，以權力制約權力是為了防止獨夫們壟斷公共領域。前者捍衛的是神授皇權，而後者捍衛的是天賦人權。

因此毫不奇怪：這兩種「性惡論」、兩種「權力制衡」之間的距離，比它們各自與性善論及和諧論（我國的宗法倫理與歐洲中古的恩主—附庸關係）的距離還要得多——因此不難理解：當我們在那個「批儒揚法」的時代把儒家仁義之說與溫良恭儉讓的「傳統」反掉之後，我們離民主與憲政卻不是更近、而是更遠了。

但從實用角度講，這樣的「理性化」制度卻在兩方面經受了世界歷史中罕見的時間考驗：從正方面講，它由於高度重視行政安全而具有突出的生命力，同時它的十分複雜的分權機制雖然主要是基於政治防範，但對規範吏治、抑制官吏個人的害民行為也還是有一定的積極作用。這兩點使得這一制度從秦以來一直延續了兩千多年而沒有遇到真正可以取代的另外的選擇，並在長時期的延續中積累了輝煌的成就。但從反面講，這個制度內在的根本缺陷是不可解決的，因而它的延續並不是在「長治久安」，而是在上述的幾重循環中實現的。而這些循環實際上是弊端長期積累後的大釋放，它造成的大破壞與中國的文明成就同樣驚人，兩千多年的歷史就是這樣一次次重演這種「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亂極生治，治極生亂」的活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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