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帝「發飆」如何引發官場大地震
作者|馮翊
乾隆十三年（1748年），官僚機器遭遇了一場大地震。
這一年，兩名內閣大學士一個被處死，一個差點喪命。兩名總督，一個自盡，一個被處死，還有一名巡撫自盡。刑部多數堂官或革職或罰俸，湖南、湖北、江蘇等地一批高級官員被革職。皇室也遭了殃，大阿哥、三阿哥因為「不孝」，提前告別儲君大位。
如此慘狀，乃因官員惹怒皇帝。而皇帝的雷霆之怒，根源於這一年的家庭變故與軍事失敗。
三月十一日，二十二年的髮妻、皇后富察氏於東巡途中病亡，此前，又死了皇七子永琮，皇帝悲痛至極。與此同時，清廷大軍圍剿大小金川叛亂，勞師無功，遭遇重挫，令其相當鬱悶。
諸事不順，情緒糟糕透頂，皇帝動輒暴怒，動輒作出極端決定，親人與臣僕成了出氣筒。
這一年，是皇帝的「發飆」之年。
|皇后之死
幾乎所有現存史料都告訴我們，乾隆帝與髮妻富察氏的感情很深。
富察氏是名門之後，曾祖父隨皇太極征戰有功，順治時任一品內大臣、議政大臣，祖父米思翰是康熙帝親信，父親官至察哈爾總管，兄長當過巡撫，其弟又是當時的政治新星傅恆。一家四代衍成滿洲貴族。
皇后富察氏肖像。郎世寧繪。
在皇帝眼中，皇后孝順太后，又「崇節儉，」史稱其不戴「珠翠」等金貴首飾，視皇帝荷包上的「金銀」鑲嵌為「暴殄用物」。帝、後相互敬愛，感情特好。大學士阿桂曾提及，乾隆帝因患病調養期間，皇后每天在寢宮外服侍。皇帝誇她「德鍾勛族」，並非套話。
恩愛秀盡，卻躲不過家庭悲劇。早前，皇后所生兩位皇子皆是皇太子之選，卻均未成年即夭折，其中一位皇子永琮僅兩歲，恰死於乾隆十三年東巡之前。
連喪幼子，皇后哀痛不已，皇帝意圖東巡轉移注意力，然事與願違，皇后含悲上路，突然逝去，與喪子之痛不無關係。乾隆帝後來嘆息，「一女悲何恃，雙男痛早亡」「早知失子兼亡母，何必當初盼夢熊」。
皇后死後第2天，皇帝告知群臣「永失內佐、痛何忍言」，11天後，又「良深痛悼」，賦詩抒懷，「聖慈深憶孝，宮壺盡稱賢」，「恩情廿二載，內治十三年」「愁喜惟予共，寒暄無刻忘」，又作《述悲賦》思念，「嗚呼！悲莫悲兮生別離，失內佐兮孰予隨？入椒房兮闐寂，握鳳幄兮空垂」。詩作水平一般，但情真意切。
皇帝的心情，官員不必揣摩即可知，但偏不能阻止其更進一步。皇后死後第8天，總理喪儀的大臣建議各省文武官員應在聖旨到達之日起，「摘冠纓，齊集公所，哭臨三日」，二十七天後脫下喪服，隨後又建議，「在京王公百官，咸縞素二十七日，百日剃頭」，皇后喪期一百天後，方准剃頭。皇帝「依議」。
官員以為喪儀越重，越能迎合上意，不料卻提醒了皇帝對於「剃頭」之俗的注意，日後的遭遇，算是「自討苦吃」。
|雷霆之怒
點燃皇帝怒火的第一根柴，是皇室至親。
皇后去世，由於並非生母，皇長子永璜沒有哀傷。皇帝大怒，訓斥他「於皇后大事。伊一切舉動，尚堪入目乎？父母同幸山東，惟父一人迴鑾至京，稍具人心之子，當如何哀痛，乃大阿哥全不介意，祇如照常當差，並無哀慕之忱，」「於孝道禮儀，未克盡出甚多」。而「三阿哥」亦於「人子之道毫不能盡」，「年已十四歲全無知識」。為人為學都比不上當年的自己。「夫不孝之人，豈可以承大統？」便提前剝奪其繼承權，並告誡不許亂動：「朕以父子之情，不忍殺伊等，伊等當知保全之恩，安分度日。」
揆諸情理，對非生母去世盡子職之哀，要麼是報撫育之恩的真情流露，要麼就是弄虛作假的表演。涉世未深的大阿哥、三阿哥做不到這一點，實屬正常。乾隆帝以其十二歲時恪盡孝道為例反駁盡孝無關閱歷，屬於舉例失當，因為他之盡孝對象是生父，而阿哥不是，既無大錯情形，皇帝以其未能哀傷而責以「不孝之罪」，甚至說出「不忍殺伊等」的話，實在是小題大做，反應過度。
阿克敦因翻譯錯誤而為翰林院背鍋，後經皇帝回心轉意予以釋放。
乾隆帝還對官員的一些小過失吹毛求疵，且懲罰甚重。光祿寺準備的祭禮用桌，皇帝嫌不幹凈，五名官員降級。工部製作的「皇后冊寶」，皇帝覺得「甚屬粗陋」，尚書哈達哈革職留任（官職免去，仍留任所辦事），四名侍郎革職、降級。皇帝發現江蘇巡撫安寧對皇后之喪「漠不關心」，將其解任。老臣張廷玉亦未能倖免，其因翰林院的一篇皇后祭文用詞不當而被罰俸。
最倒霉的是翰林院學士阿克敦。皇帝在翰林院提交的皇后冊文內，看到「皇妣」滿文譯成了「先太后」，認為是一處錯誤，正待要叫住阿克敦問話，他卻提前跑了。皇帝大發脾氣，認為他因「不得升用」而心懷怨望，實屬「大不敬」，立即將他革職，交刑部擬罪。刑部會意，以「增減制書違例律」擬絞監候，已是重罪，但皇帝很不滿意，發諭旨長篇大論，斥責刑部官員與阿克敦結黨，將諭旨當耳旁風。刑部遂照「大不敬」罪改，終獲准，但麻煩並未結束，皇帝又追究了其擬罪時「故為寬縱」的責任，一眾刑部尚書、侍郎等官員遭革職留任。
|詭譎之辯
喪期百日後，皇帝並沒有捋平內心的傷痕，一件「剃髮」案再度讓他發飆。
六月十二日，接舉報，山東沂州營都司姜興漢、奉天錦州府知府金文淳在百日內剃頭，乾隆帝立即聲稱這是違背「祖制」的大罪：
本朝定製，遇有國恤，百日以內，均不剃頭。倘違例私犯，祖制立即處斬，亦如進關時令漢人薙髮，不薙髮者，無不處斬之理，此百餘年來人所共遵。
滿洲舊俗，頂發周邊長出來的頭髮，須時時剃掉，若遇到父母或國喪之事，可以不剃。這就是所謂「定製」、「祖制」。
清代辮子髮型演變。
但乾隆帝所說並不屬實。
縱觀自努爾哈赤至乾隆帝150多年的實錄，並沒有國喪期間百日內不準剃頭的「定製」。唯一一次事例僅見於康熙五十六年的諭旨。當時康熙帝嫡母孝惠皇太后去世，皇帝為表悲痛，要求在京王以下官員喪期百天後才能剃頭，但並未說明違者作何懲罰。然而此例距乾隆朝不過30年，不存在所謂「百餘年來人所共遵」的「定製」、「祖制」。
皇帝也承認，「定製」，「會典事例並無明文」，但仍狡辯稱，修《會典》時，是在明朝的基礎上進行增損，原來沒有的，咱也沒加上去，因為百日內禁止剃頭是「理法所必當然」，如子孫孝敬父母般天經地義，不必先等記入律例之後再實行。
這一狡辯很荒謬，因為習俗不等於法令，既未見任何要全體臣民遵守的諭旨，金文淳等人剃頭充其量算是違背習俗。所謂的「祖制」，乃無中生有。
儘管如此，乾隆帝起初仍要硬著頭皮力行，不過後來發現，違規剃髮者大有人在，不光是漢人，連杭州、盛京、四川等地的滿洲兵丁，也剃了發。若嚴格執行勢必會打擊面太大，皇帝有些犯難，便找了個台階下：
然自朕思之，律例會典究無明文，而部文究未傳諭，其所以未經聲明者，亦因其為眾所共知。今既欲明正其違犯之罪，又當曲體其愚昧犯法之情，且或遠方僻陋，拘於二十七日除服之文，實有陷於不知，或見他人剃頭者，即為事屬可行冒昧觸網，此等情節，又不得不格外矜原。
更恐外省見有此兩案諭旨，慮蹈徇隱之愆，紛紛查奏，國家亦無此體制，可傳諭各督撫提鎮學政欽差各官等，此旨未到之前，或現在已經查出之案，自當參處，不當廢法姑縱，其餘未發覺者，概不另行飭查。
皇帝解釋稱，既然「定製」連會典都未載，金文淳並不知情，他有可能是看到別人剃了，也跟著剃，屬於無知犯法，「不得不格外矜原」，若有類似事件，僅「遲其升遷」就好。
此案高舉輕放，或有更深層次的考量，若執行這項連滿洲人都未必清楚的「祖制」，勢必導致各省爭相舉報，更多人頭將落地。熟讀史書的乾隆帝，一定不會忘記清初「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的統治危機，因而又特別說明，截止六月十二日，「其餘未發覺者，概不另行飭查」，「定製」記入《會典》，試圖到此為止。
皇帝很快食言了。
|督撫之隱
閏七月十六日，皇后去世四個多月。福州將軍新柱舉報前福州巡撫、現江南河總督周學健違制剃頭。他告訴乾隆帝，路過淮安時，「周學健因已剃頭，恐被知覺，即借查河之名，避不相見。」皇帝起初不信，後來江蘇巡撫安寧亦秘密舉報此事，皇帝信了，於是大發雷霆，下旨罵他「喪心悖逆」，意欲處罰，但又想起「未發覺者不必深究」有言在先，為免被指食言，便解釋稱「朕原因微員人數眾多，所犯又系重罪……是以姑從寬免，」話鋒一轉，「不意封疆大吏，猶有如是者，實出意想之外」。更惱火的是，周學健的20多名下屬也跟著剃，「上下成風，深可駭異」，而他竟然還「處之泰然，希圖矇混掩飾」，「揆之國憲，實所難逭」，必須嚴懲。皇帝抄了周學健的家，將其逮捕至京問罪。周學健科舉同年兩江總督尹繼善被指「明知不奏」，「有心欺隱」，被罵「託名科目好名無恥之徒」，一度被逼到丟官的邊緣。
不料，正待要將周學健問斬，另一起剃頭案冒出來了，湖廣總督塞楞額及其下屬湖南巡撫楊錫紱、湖北巡撫彭樹葵俱在百日內剃頭。
事情敗露並非他人檢舉，而是自首。塞楞額在接到六月十二日皇帝不繼續追究的諭旨後，本來不想上報，意圖率屬下一同過關，但被嚇破了膽的楊錫紱與之「意見不同」，他認為最好自行檢舉，以減輕罪行，幾經勸說，遭到塞楞額拒絕。楊錫紱遂撇開塞楞額自行上奏，「臣……於二十七日服除後迷妄剃頭……悔恨無極」，賽楞額見狀，坐不住了，帶著彭樹葵一同請罪。
清代出殯禮。
塞楞額的行為立即招來乾隆帝的衝天怒火。閏七月二十一日，皇帝怒斥賽楞額「滿洲大臣，歷任督撫有年，乃如此喪心病狂，實非意想所及！」「實乃全不知君臣大義！」
事實上，對於滿人違制一事，乾隆帝早有心理準備，還在六月十七日，皇帝接報稱不少旗人已剃頭，對於「滿洲……受國厚恩。遇此大事，即不能格外盡禮」，「朕心實為嘆息」。賽楞額再犯法，更讓皇帝堅信滿洲習俗「不可不亟為整頓」，因而塞楞額的處罰特重，其他漢官則特輕，理由是：
剃頭案……豈知督撫大員中，又有周學健，則更無怪乎金文淳。豈知滿洲大臣中，乃有塞楞額，則又無怪乎周學健矣……
意思是，作為表率的上級都剃了頭，下級如金文淳效而行之，就不奇怪了。連滿洲大臣都剃了頭，就沒理由苛責漢人了。最終，塞楞額被抄家、賜自盡，周學健、金文淳、楊錫紱等人均被革職，發往直隸做苦力。
若無性命之憂，官員可以等待再起之日。周學健卻沒有那麼好的運氣，皇帝另派人查出了貪污，賜令自盡。
|情緒治國
歷時半年之久的官場大地震，終於塞楞額的「剃頭之罪」，這場大案中，100多名大員受到懲罰，大學士、尚書、侍郎、總督，或罰俸、或革職、或賜死、或斬立決。
如此吹毛求疵、小題大做、輕罪重判，實與乾隆帝執政之初標榜的「寬政」大相徑庭，以一種近乎變態的心理處理國事，確是悲痛情緒之下的極端舉動。
不過，促發皇帝糟糕情緒的不僅是喪偶之痛，還有另一層因素，那就是幾乎與此同時，清廷在四川經歷的一場失敗。
為平定大小金川，皇帝投入大量財力，派遣重臣內閣大學士訥親、平苗亂有功的川陝總督張廣泗指揮重兵大舉進攻，卻屢屢失利，遭遇重挫。
中年乾隆帝。
喪偶與失敗的事實，凝成兩股負能量集於帝心，在戰場與官場掀起兩股整肅狂潮。於是，大批將帥遭軍法處置，大批官員遭到嚴處，即便平日甚為信賴的大學士訥親與戰功赫赫的川陝總督張廣泗，也未能逃過死刑的命運。
這年年底，從高亢的發飆中冷靜下來的乾隆帝向臣子剖白：「自去年除夕，今年三月，迭遭變故，而金川用兵，遂有訥親、張廣泗兩人之案，輾轉乖謬，至不可解免，實為大不稱心。」就這樣，萬民之上的皇帝不開心，官僚機器戰戰兢兢地陪他折騰了大半年，情緒治國的威力，可見一斑。
|參考文獻：
《清高宗實錄》乾隆十三年三月丙申條，三月癸卯、丙午條，四月癸酉、丙子條，五月丙戌、庚寅、辛卯、壬寅條，六月乙丑、庚午、甲戌，閏七月十六日戊辰、癸酉、己卯，九月戊午條，十二月癸卯條。《大清會典》。《乾隆御制詩》。昭璉《嘯亭雜錄》。《史料旬刊》第18期。章開沅等主編《清通鑒·乾隆朝》。朱誠如主編《清朝通史·乾隆朝分卷》。戴逸《清代人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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