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清末第一漢奸」，李鴻章的最大怨念是什麼？

圖註：李鴻章訪英期間留影

出訪歐美，李鴻章深感西方「政治之道」優越，怨念直指本國政體

甲午之敗，論者恆謂乃李鴻章「以一人敵一國」，其實不確。嚴格說來，李氏當日，實乃「以一人敵兩國」。故馬關議和，曾對伊藤博文大發感嘆：「貴大臣之所為，皆系本大臣所願為，然使易地而處，即知我國之難為，有不可勝言者。」李氏尤其羨慕明治天皇「能聽善言」，能「使諸臣之志願得舒」，其怨念所向，不問可知。

此種怨念由來已久。早在1870年代，李氏就已意識到，從農耕文明向工商文明轉型，乃國人救亡的必然路徑——「國人……不諳世事，默守陳法，藏身於文字之間而卑視工商。豈知世界文明，工商業較重於文字。窺東西各國之強盛，無獨不然。」但20餘年光陰匆匆，及至甲午慘敗，中國近代工商業，其發展仍近乎為零。

馬關議和後，愛國分子贈聯李氏：「楊三已死無蘇丑，李二先生是漢奸」。稍後，李氏奉命使俄，並訪問歐美諸國。其革新思想，卻又大進一步。歸國後，李氏如此描述其見聞感想：

「（西人）立國政教，今人纂述中，郭、曾、薛三《日記》所言，頗得涯略。此行轍跡所經，視數君為廣，而時日則太促。然詳咨博考，已覺所見過於所聞。其扼要處，實在上下一心，故能齊力合作，無事不舉，積富為強。中國則政雜言龐，而生財之法又不逮遠甚。每於縱觀之際，時增內顧之憂。胡文忠云：使我多財，天下事尚可為。昔嘗嘆味其言，然猶是第二義也。」

失勢之境，李氏言語、行事均極謹小慎微。但此番對吳永所言，雖有隱晦，亦不難窺見真意。李氏曾對西媒坦言，此行重要目的，乃在「博考諸國政治之道」，以便他日回國，能夠「改弦而更張」。李氏自承，之前了解「諸國政治之道」，全依賴郭嵩燾、曾紀澤、薛福成等人的間接陳述，此番西行，親身觀摩，才發現「所見過於所聞」。言下之意，即是在高度認同郭、薛等人的同時，又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至於郭、薛等人的意見，試以薛福成為例——薛氏出洋，奉朝廷之命，留有六卷17萬餘言出使日記。在日記里，薛氏集中表達了兩重訴求：1、呼籲清國實行經濟體制改革，摒棄「以農立國」，向「工商立國」轉型。2、呼籲清國實施政治體制改革，效仿英國、義大利等國，實施「君民共主」。由此，不難了解李氏的政治立場。

深感政體改革對救亡圖存的必要性，李鴻章終於與清廷越走越遠

唯李鴻章對友人談論此次歐美之行的書信甚多，無一封提及政體改革。不過，「（西國）上下一心，故能齊力合作，無事不舉」一節，卻被反覆申說。個中深意，不難體會——郭、薛等人已詳細闡明，政體改革，乃達成「上下一心」的必須手段；而李氏將「生財之法」定為「第二義」，用今人之言，無疑是說：政治改革必須先行，否則經濟改革亦難成功。

因見識及此，戊戌維新期間，李氏曾一再給予康黨協助，並自嘆「康有為吾不如也，廢制義（科舉）事，吾欲為數十年而不能，彼竟能之，吾深深愧焉。」及至康黨倒台，政敵彈劾李氏乃是康黨，慈禧以此質問，李氏竟能回答：「臣實是康黨，廢立之事，臣不與聞，六部誠可廢，若舊法能富強，中國之強久矣，何待今日。主張變法者即指為康黨，臣無可逃，實是康黨。」其後主政兩廣，雖受命捕捉康、梁，卻暗中多所保全，並長期保持秘密聯絡。

但李氏對康黨的支持，實緣自濃厚的悲觀。他曾在書信中，多次與長子李經方談論維新前途，其結論是：「朝廷……講求變法，近日明詔多由康有為、梁啟超等慫恿而出，但法非人不行，因循衰憊者豈有任事之才，不過敷衍門面而已。」對於康黨的政治學問，李氏的評價也很低：「（皇上）每日與樞廷討論者，多學堂、工商等事，惜瘦駑庸懦輩不足贊襄，致康有為輩竊東西洋皮毛，言聽計從。近來詔書皆康黨條陳，藉以敷衍耳目，究之無一事能實做者。」

李氏悲觀若此，仍不惜冒被政敵指為「康黨」的風險，與康、梁往來，其根源，乃在痛心中國新式人才匱乏。誠如其對伊藤博文所言：「康有為日後可大有作為，惟據目下觀之，了無異能耳」；梁啟超出亡後，李氏亦託人勉勵其「精研西學，歷練才幹，以待他日效力國事」。怨念若彼，期望如此，「漢奸」李鴻章，甲午之後，在思想層面上，正離清廷越來越遠，終於在1900年，一度計劃與革命黨人聯手策劃「兩廣獨立」。

注釋

中國歷史研究社編：《東行三錄》，上海書店出版社1982，P240。李鴻章家書：《示兒》，該信約寫於1872年幼童留美前後。復蓮池書院山長吳（光緒二十二年九月初一日），收錄於《李鴻章全集·信函八》，安徽教育出版社，P109-110。李氏另在其餘多封致友人信函中，表達過完全相同的見解。諶旭彬：《薛福成呼籲清廷實施政體改革》，轉型中國1890。孫寶諠：《日益齋日記》，轉引自茅海建：《從甲午到戊戌：康有為鑒注·序言》。致李經方（光緒二十四年五月二十八日）；致李經方（光緒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九日），收錄於《李鴻章全集·信函八》，P184，P188。《李傅相與日本伊藤侯問答》，《戊戌變法》(三)，P448。《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五》， P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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