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個十分像人的人-豐子愷人生哲學

文史 11-11

做一個十分像人的人-豐子愷人生哲學

豐子愷（1898~1975）

豐子愷，浙江桐鄉人。我國現代著名畫家、文學家、翻譯家、美術教育家，上海中國畫院的首任院長。早年師從李叔同學習繪畫、音樂，深受其佛學思想影響。五四後，開始漫畫創作。早期漫畫作品多取用現實題材，帶有「溫情的諷刺」，後期常作古詩新畫，特別喜愛選取兒童題材。他的漫畫風格簡易樸實、意境雋永含蓄，是中國現代漫畫的奠基人之一，代表作有《護生畫集》、《緣緣堂隨筆》等。

1914年，豐子愷考入了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遇到了對其一生有著重大影響的老師李叔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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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叔同（1880~1942）

李叔同，浙江平湖人，我國近現代著名音樂家、美術教育家、書法家、戲劇活動家，中國話劇的早期開拓者之一，後剃度為僧，法名演音，號弘一，被人尊稱為弘一法師。

在豐子愷的描述里，「他博學多能，其國文比國文先生更高，其英文比英文先生更高，其歷史比歷史先生更高，其常識比博物先生更富，又是書法金石的專家，中國話劇的鼻祖。」而就為人的品格而言，「他（李叔同）當教師不為名利，為當教師而當教師，用全副精力去當教師。」年輕的豐子愷為李叔同的非凡才華所深深折服，崇拜得五體投地，矢志以李叔同為榜樣，要做「一個十分像人的人」。

護生即護心

就在弘一法師與豐子愷這段短暫的相聚時光里，弘一首次提出想與豐子愷合作一本由豐子愷作畫、他自己配詩的《護生畫集》，目的是為了「以藝術作方便，人道為宗趣」，規勸世人應戒殺護生，慈悲為懷。二人一拍即合，很快豐子愷便全身心地投入到了《護生畫集》的構思創作中。

起初，畫冊模仿「二十四孝圖」的形式，畫了二十四幅。準備出版時，有人提議應當增加畫作的幅數。時近1930年，豐子愷想到弘一法師五十壽誕在即，意欲畫成50幅再出版，以此作為獻給恩師的壽禮。豐子愷把這個想法告訴了弘一，得到了弘一的贊成。就這樣，豐子愷繼續畫了下去，畫滿整整50幅，並請來國學大家馬一浮為畫冊作序。

1929年，第一冊《護生畫集》正式出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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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生畫集》的內容淺顯易懂，用簡練的詩句和生動的畫面來勸誡人們要關愛生靈，不可傷及其他生命。這是弘一與豐子愷對佛法戒殺之律的最直觀感受，也在向世人宣揚著「護生即護心」，倡導世間應當保有仁愛、維護和平。第一冊畫集甫一問世，即受到當時社會的廣泛歡迎，人們爭相購買以至常常供不應求；印刷廠不得不加緊趕製，畫冊前後共印製發行了二十餘萬冊。

1937年，抗戰爆發，豐子愷無奈舉家遷徙避難。一路顛沛，先後駐足桂林、重慶等地，以教書謀生。戰火紛飛的動蕩年代，豐子愷仍不忘恩師教誨，克服重重艱難，又畫了60幅作品集成《續護生畫集》，寄給了遠在泉州開元寺的弘一法師，以作敬祝弘一六十歲的賀禮。看到續集繪成後，弘一十分欣慰，即復函豐子愷，希望他能將這件事長期地做下去。他在給豐子愷的信中寫道：「朽人七十歲時，請仁者作護生畫第三集，共七十幅；八十歲時，作第四集，共八十幅；九十歲時，作第五集，共九十幅；百歲時，作第六集，共百幅。護生畫功德於此圓滿。」

讀完弘一的來信，豐子愷為恩師如此地看重而深深感動。但時值戰亂，他顛沛失所，前途生死難卜，能不能實現這一美好願望，豐子愷實是沒有太大把握的。於是，對於老師的重託，豐子愷在回信中恭謹寫道：「世壽所許，定當遵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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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三十年代，豐子愷一家在烏鎮時留影

傷逝中的寄懷

1942年秋，弘一法師病重，身體已極虛弱。他自知來日無多，但心裡始終放不下《護生畫集》的事，於是寫信給幾位至友，希望他們能鼎力協助豐子愷。信中道：「務乞仁者垂念朽人殷誠之願力，而儘力輔助，必期其（豐子愷）能圓滿成就，感激無量……」

不久，弘一在福建泉州圓寂。當時豐子愷正避難遵義，噩耗傳來，豐子愷內心悲痛欲絕，但他並沒有哭，而是在窗下靜默了很久，然後說：「我敬愛弘一法師，希望他在這世間久住；但我確定弘一法師必有離去的一日……我時時刻刻防他離去，同時時刻刻防我自己一樣。」回到重慶後，豐子愷為弘一繪製了百餘幅遺像，分送給各地信善；又撰寫《為青年說弘一法師》一文，繼承法師的遺衣，宣揚佛法，以銘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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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子愷繪弘一法師造像

1949年解放前夕，豐子愷專程來到泉州，拜謁了弘一法師的圓寂之地。睹物思人，豐子愷想起了曾經追隨恩師的段段過往，不禁感慨萬千；又想到弘一的七十冥壽即到來，於是豐子愷決定立即開始繪製《護生畫集》第三集。

為專心作畫，豐子愷謝絕了一切往來，遷居到廈門，一住就是三個月。他不分日夜地閉關作畫，終於在法師壽誕來臨前完成了《護生畫集》第三集的全部七十幅畫稿，此時離弘一法師圓寂已有七個年頭。為了能和之前兩集畫冊的形式相同，豐子愷專程將畫稿送往香港，請精通佛學的葉恭綽配寫詩文。最終畫集得以出版了。從那時起，與老師定下的盟約就成為了豐子愷一生最大的精神支柱，他時時刻刻惦念恩師的囑託，下定決心要將之完成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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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子愷在家中作畫（攝於20世紀六十年代）

隱忍與堅守

新中國成立後，豐子愷回到上海，出任上海中國畫院的第一任院長。繁忙的公務之餘，他開始了《護生畫集》第四集的創作。

受當時政治制度的影響，社會上已有一些人把佛教思想當作是封建迷信來看待，因此畫集已不可能在國內出版發行，甚至連繪製工作也很難展開。豐子愷只得偷偷選材作畫，再將完成後的畫稿陸續寄給在新加坡的弘一生前好友廣洽法師處，托其在海外募集資金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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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子愷在上海的寓所前留影

1965年，豐子愷似乎預感到浩劫將至，遂提早就將本應在1970年出版的《護生畫集》第五集的全部90幅畫稿完成，也同樣是在新加坡出版。

果不其然，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豐子愷被列為「上海市級十大重點批鬥對象」，被剝奪了一切寫作和作畫的自由。而《護生畫集》也被列為「反動書刊」而禁止傳播。無休止的批鬥和勞動改造逐漸耗空了豐子愷的身體，病魔悄悄向他襲來。但此時的豐子愷已將個人的一切都拋在了腦後，心中只為與老師定下的盟約，只差這最後一集便可功德圓滿。

豐子愷怕自己的身體堅持不到「文革」結束，也無法等到1980年弘一法師的百歲冥壽再去畫。於是，他白天到「牛棚」受折磨，夜晚就拖著病體在家中的閣樓上冒險作畫。當時豐子愷的肺病已十分嚴重，但為了守護與老師的約定，他咬著牙拼了命地堅持；每次受批鬥回來，也顧不上與家人訴說苦悶，只是要了黃酒來喝，喝完繼續埋頭作畫......終於，在1973年提前了七年將第六集完成。

他預感大限將至，擔心自己不能看到畫集的出版，就在每一幅畫上都標明了頁碼，防止出版時弄錯順序。豐子愷想讓朱幼蘭居士書寫詩文，又怕連累他，就對他說：「繪《護生畫集》是擔著很大風險的，為報師恩，為踐前約，也就再所不計了……此集題詞，本想煩你，因為風險太大了，還是後來再說吧。」朱幼蘭深為豐子愷的精神感動，當即表示願意承擔風險，並在極保密的情況下配好了每一頁的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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