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辯護人》《實尾島》《阿修羅》：韓國政治電影與電影人的抗爭史
「光州事件」之後，韓國以政治為主題的電影開始興起。當下動蕩的政局或許就是明天最好的電影素材。這個時代有些糟糕，但韓國電影人很樂觀。正如奉俊昊所說：「沒有獨裁，沒有審查，我們這一代電影人是幸運的。」
《辯護人》的導演梁宇錫和我提起過電影中的一個細節：「電影里，男主角名叫『宋宇錫』，這個名字由我的名字和主演宋康昊的姓氏組成，是由一位我非常敬重的前輩提議的。他說，你們要負責任，為電影負責，也為歷史負責。」
2013年，《辯護人》在韓國上映，這部根據20世紀80年代「釜林事件」改編的電影收穫了1137萬人次的票房，成為當年最賣座的國產片。
《辯護人》劇照
因為其特殊的政治背景，《辯護人》傳到中國時，被進一步神話了。電影上映不久，「釜林事件」二審宣判，當年的5名被告被判無罪，這次遲來的審判距離一審判決已有33年。「他們有改變國家的電影。」媒體如此盛讚《辯護人》。「不，不，審判和電影沒有關係。」梁宇錫連忙澄清誤會，「審判早就有了定論，這只是個巧合。」
儘管梁宇錫理智地撇清了《辯護人》與案件本身的關聯，但他將韓國電影與政治之間的關係做了另一番比喻：「電影從來不是，也永遠不會是改變歷史的林肯，但它可以是那個『發動戰爭的小婦人』。」1852年，美國女作家斯托夫人的小說《湯姆叔叔的小屋》發表，這部反奴隸制小說一定程度上喚起了美國社會對農奴制的關注。9年後，美國南北戰爭爆發，林肯曾接見斯托夫人，說她是「引發了一場大戰的小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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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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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當然不是政治題材電影產量最高的國家，美國人更熱衷於在電影中討論政治，且有更寬鬆的市場環境。但從電影的比例和質量來看，韓國的政治題材電影是影史中不可忽略的存在。
普通中國觀眾對韓國的政治電影有所認知大概是從2000年前後開始的，1999年拍攝的以韓國和朝鮮諜戰為背景的《生死諜變》以及2003年上映的《實尾島》是最早引起國人關注的韓國政治電影。上世紀90年代，韓國的電影分級制度徹底取代了審查制度，隨著一些歷史事件的相繼解密，韓國電影人開始直面國家的政治傷痛。
事實上，《生死諜變》《實尾島》和《辯護人》一類與國家命運相連接的電影有一個更寬泛的歸類——民族電影。韓國的民族電影運動起源於上世紀80年代，相較於關注邊緣群體、貧困人群和弱勢勞工的主題，政治電影是民族電影中起步較晚的一個類型。
《實尾島》劇照
「光州事件」是政治電影的突破口。1979年，全斗煥軍事獨裁政府開始統治韓國，次年，韓國各地工人和學生展開遊行示威，要求撤銷戒嚴令，並呼籲全斗煥下台。當時，光州的3萬學生與市民也參與了遊行示威活動，並與戒嚴軍發生了衝突。隨後，光州地區的戒嚴軍開始大規模抓捕、毆打學生和市民，並在美國的默許下，調派軍隊鎮壓民眾，在大規模屠殺、逮捕和拘禁後，奪回了光州的統治權。這一歷史事件被定義為「光州事件」。
1995年，韓國兩位前總統盧泰愚和全斗煥先後入獄，時任總統金泳三提議重新調查「光州事件」。至此，「光州事件」的諸多事實被公開，研究和展現這段歷史也不再是禁忌，這一具有強烈戲劇張力和反思意義的事件就成了韓國電影人最熱衷於表達的政治主題。
1996年，導演張賢祐最先拍攝了以「光州事件」為主題的電影《花瓣》，從那之後，以這一事件為主題的電影開始扎堆出現。
其中，對「光州事件」展現得最赤裸裸的是上映於2007年的《華麗的休假》。電影以一對兄弟的思想、情感轉變為中心。計程車司機姜民宇與弟弟姜振宇過著平凡的生活，兩人在一次電影放映中目擊了一場暴力事件，事件本身的衝擊力和同學的死讓姜振宇義無反顧地加入了遊行示威，而哥哥姜民宇卻苦心勸阻弟弟遠離政治。直到弟弟死在軍隊槍下，姜民宇才決心反抗，成為反擊軍隊的核心成員。電影在一場平民與軍隊的槍戰中結束，姜民宇也死在軍隊的亂槍下。
《華麗的休假》劇照
儘管韓國的電影審查制度已經取消，但像《華麗的休假》一樣大膽的表達依然少有，畢竟，不是所有導演都有金志勛的運氣。同樣以「光州事件」為背景的電影《26年》就曾因題材敏感而陷入投資方臨時撤資的窘境，最終，劇組不得不向網民募款，靠眾籌得來的7億韓元完成了餘下的拍攝和後期製作。
更多創作者傾向於像梁宇錫拍攝《辯護人》一樣，選擇一個合適的角度切入，側面展現政治事件和參與其中的人。《辯護人》中的男主角宋宇錫以前總統盧武鉉為原型，講述了身為律師的他經過內心掙扎，放棄安定生活，為「釜林事件」中被捕的學生辯護的故事。而李滄東導演的《薄荷糖》更加含蓄，電影塑造了一個對生活絕望的中年男人形象，用他失落的一生來貫穿上世紀70年代以來韓國的重要政治事件，其中，「光州事件」註定了人物的悲劇命運。
除「光州事件」之外，韓朝關係也是韓國電影樂於使用的政治背景，相較於內部矛盾，這一背景表達起來更無所顧忌。諜戰、離散和返鄉是這類電影最重要的主題，其中，最著名的是拍攝於2003年的《實尾島》和2004年的《太極旗飄揚》。
「實尾島事件」也是「二戰」之後韓國國內最具爭議性的政治事件之一。上世紀60年代，韓國和朝鮮之間局勢緊張，雙方都展開了間諜、反間諜與刺殺活動。1968年，朝鮮軍隊成立了由31人組成的敢死隊，潛入韓國漢城（首爾），直逼青瓦台，準備刺殺當時的總統朴正熙。雖然朝鮮的刺殺行動以失敗告終，但這次事件後，韓國組建了一支名為「684北派部隊」的特種兵組織，常年在實尾島訓練，隨時準備襲擊朝鮮。隨著《南北和平共同聲明》的順利推進，「684」的存在成為隱患，韓國軍方和情報局暗示，讓這支由三教九流組成的「684北派部隊」徹底消失。韓國當局的態度激怒了島上的訓練兵，他們登上仁川碼頭，一路逼向漢城。最終，訓練兵被剿滅，由於當局的遮掩，「實尾島事件」在32年後才真相大白。
實尾島敢死隊員合影
同名電影《實尾島》就以這段歷史為依據，雖然運用了諸多戲劇化的手法，但對「實尾島事件」的重現幾乎是真實的。這部電影是韓國電影進入「大製作」時代後最具票房號召力的作品，它令韓國電影的觀影人數第一次突破了1000萬人次。觀眾有了解這段歷史的需求，而電影中的動作場面也攢足了商業元素，足夠吸引眼球。
隨後上映的《太極旗飄揚》幾乎是展現韓朝關係的電影中最成功的案例。這部電影耗資130億韓元，從故事類型化程度、演員配置到CG等後期技術的使用就可以看出，這是一部標準的大片，擁有好萊塢的故事結構和呈現方式，卻不失韓國民族電影的精神內核。
近幾年，韓國政治電影找到了更刺激、更當下的主題——政治腐敗。有數據顯示，韓國的腐敗指數在4至7之間，屬於中等腐敗國家。韓國民眾對國內的腐敗問題也憂心忡忡，連中學生都認為「韓國是個腐敗的國家」。上映於2015年的《局內人》和今年剛剛上映的《阿修羅》就以「政治腐敗」為背景，再套用黑幫電影的敘事結構，講一個複雜、黑暗的政治鬥爭故事。
但與之前的政治題材相比，政治腐敗更像是《局內人》和《阿修羅》的噱頭，民族電影的精神內核被弱化，取而代之的是血腥、暴力、情色等犯罪題材電影所必需的要素。畢竟，看曹丞佑與李承憲拳拳相向比高喊「大韓民國萬歲」來得更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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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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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民族電影的主題從來不是政治，我們最在乎的還是故事，這是我們與好萊塢大片相抗衡的根基——韓國人總是能講好自己的民族故事。」導演梁宇錫說，他選擇拍《辯護人》並非單純的愛國主義，也不是以真實事件做賣點，而是看中了前總統盧武鉉人生轉變的「決定性瞬間」。
「所以，我選擇的點很小，為『釜林事件』中的學生辯護是他政治生涯中的一件小事，但這件事讓他從一個市儈律師變成了維權鬥士。在電影感上，這件事拍攝起來比大選、當總統更有層次。」早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梁宇錫就開始關注「釜林事件」和盧武鉉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當他把這個故事寫成劇本時，盧武鉉恰好大選勝出，成為新一任總統，「再拍就有拍馬屁的嫌疑了」。
這個故事擱置了將近20年，終於在2013年上映。「基於真實事件，但電影化的改編是必要的。」梁宇錫把真實事件中的20多個學生簡化為不到10個，以求「在群像的呈現上更遊刃有餘」。以盧武鉉為原型的男主角宋宇錫並非臉譜化地呈現，在電影前三分之一，梁宇錫把男主角塑造成一個精明、市儈的律師，身上帶著「鳳凰男」的驕傲與自卑，隨著情節的展開，男主角在幾件事上表現了他善良的一面，為隨後轉身成為維權律師做足鋪墊。
《辯護人》劇照
儘管《辯護人》是一部注重內心戲的電影，但其中也不乏商業元素。梁宇錫並不是一個固執的導演，像很多理性的韓國導演一樣，他看重票房，也重視觀眾的反饋。「你們說《辯護人》是政治題材，我卻把它當成驚悚片拍。」他在電影中加入了很多暴力場面和懸疑元素，致力於消滅一切不穩定因素的車東英警官不動聲色地虐打學生，走出暗室後卻右手撫胸，虔誠地站立在國歌聲中，這是《辯護人》最震撼人心的場面之一，電影中沒有絕對的好人和壞人，反面角色也有複雜性。
梁宇錫反對好萊塢式的套路，但這並不是說韓國電影沒有套路。在很多政治題材電影中，我們都能找到一個精神內核——恨，當然，如果擴展開來討論，「恨」是絕大部分韓國民族電影的靈魂。《華麗的休假》中，平庸的計程車司機姜民宇因仇恨殺害弟弟的軍隊而加入反抗，《實尾島》中的訓練兵因憎恨國家的背叛而造反，《薄荷糖》中的金永浩因恨自己而站上鐵軌，高喊「我要回去」。《辯護人》中也有恨，警官車東英因父親在暴力事件中喪生而痛恨一切不穩定因素，從而沾染了「平庸之惡」，成為一名劊子手式的暴力警察。
另一個套路是幽默元素。不論是多沉重的題材，韓國導演和編劇都喜歡在劇本中適當地加入幽默橋段，以調節電影節奏。在劇本中塑造一個嬉皮笑臉、善良卻小毛病不斷的小丑式角色是設置幽默橋段最常用的方法。《華麗的休假》中有一對活寶仁峰和龍大，兩人從冤家變成並肩作戰的好兄弟，即便面對軍隊的真槍實彈，兩人也無法嚴肅應對，連最後的告別都讓人淚中帶笑。這類角色常常在電影氛圍陷入絕望時出場，用來安撫觀眾的情緒。《阿修羅》中，「政治流氓」安尚久和檢察官於章勛的對手戲也並非嚴肅的對峙和結盟，導演禹民鎬在處理兩人關係時，用互相調侃卻又彼此遷就的細節製造了很多幽默橋段，為殘酷的政治鬥爭保留一絲溫暖。
《華麗的休假》劇照
政治題材電影很多時候都是以群戲的形式呈現，在展現群體狀態時，導演大多會渲染一段美好的（至少是不太差勁的）舊時光，以襯託故事急轉直下時的絕望感。其中，《實尾島》的處理方式最動人。一群死囚犯被發配實尾島，成為訓練兵，明知未來有一天會成為死士，他們卻依然在殘酷的訓練之餘偷得了一些好時光。導演以紀錄式的手法呈現31名訓練兵在島上的日常生活，在表現殘酷的訓練場面時，有好萊塢戰爭片的影子，而在展現訓練兵的兄弟情時，就用回了韓國電影擅長的溫情和幽默。
到了近兩年的《阿修羅》和《局內人》，這類展現韓國政治的電影就變得更類型化。這兩部電影以揭露韓國政治腐敗為名，用的卻是犯罪題材電影和香港黑幫片的呈現方式。《局內人》里的幾段配樂與杜琪峰的電影《槍火》中的配樂如出一轍，劇中的色情、剁手、虐打等場面更是好萊塢犯罪片中的標配。
韓國政治題材電影雖多，但真正的佳作卻不如想像中多。包括《華麗的休假》和《實尾島》在內，很多電影的政治背景和民族電影包袱太重，電影對歷史事件過分依賴，過度的煽情反而削弱了表現力。民族情結是韓國電影的特色，也很可能是他們的枷鎖。近幾年，韓國「根據真實事件改編」的電影收穫了票房和口碑的雙重好評，這類電影也成了韓國電影走向世界的砝碼。在市場的誘惑下，越來越多真實的社會事件、政治事件被改編成電影，佳作當然有，但其中套路化，甚至是投機的作品似乎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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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的自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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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往年的熱鬧，今年的釜山電影節略顯冷清。去年，電影節不顧釜山政府反對，堅持在電影節期間放映了以「世越號沉船事件」為主題的紀錄片《潛水鐘》。隨後，釜山政府採取措施，削減釜山電影節預算，並撤換了電影節主席兼創始人之一李庸觀。政府與電影人的矛盾持續到2016年的釜山電影節。為了反對政府行為，謀求電影的自由表達，包括韓國電影製作協會、韓國電影導演協會在內的9個團體決定聯合起來，成立「守護釜山電影節韓國電影人非常對策委員會」，發起抵制活動。他們對外發表聲明：「釜山國際電影節不屬於釜山市政府。儘管政府在經濟上支持電影節，但電影節擁有獨立運行的權利，不應受到任何外力干涉。」除聲明外，抵制活動還要求釜山市長徐秉洙辭去電影節委員會委員長職務，並撤銷對68位電影節委員的處分。
韓國電影人與韓國政府的關係向來不和諧，最近一次嚴重的意見不合與「世越號沉船事件」有關。2014年事件發生之後，韓國眾多演藝界人士聲援民間組織，要求徹底調查事件始末。今年10月，韓國《韓國日報》和以英語發行的姊妹報《韓國時報》登出文章，曝光了一份包括朴贊郁、宋康昊、金惠秀、奉俊昊等一線電影人在內的千人黑名單，入選理由包括「要求政府為『歲月號』悲劇負責」「支持在野黨候選人朴元淳」「抨擊政府」等。
宋康昊（左）、金惠秀等在黑名單之列
如今，這份名單的真偽不得而知，但從中透露出的當局政府與文化界人士日益緊張的關係卻是真實的。「韓國電影人表達的自由是靠團結和常年的爭取得來的。」梁宇錫說，當初拍攝《辯護人》時他也曾擔心受到來自官方的阻礙，「如果這個故事拍不出來，那我們社會的民主一定是後退了吧。還好，它最終順利上映了。」
梁宇錫口中的「抗爭」有對內的抗爭，也有對外的抗爭。對內要在曾經嚴格的審查制度下謀求生存空間，對外要抵禦好萊塢大片對於本土電影市場的掠奪。「我們今天的生存環境比前輩們好太多了。」梁宇錫和我聊起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韓國電影制度，當時，朴正熙統治下的政府對電影審查的管控尤其嚴苛，在朴正熙上台之前，韓國沒有電影法，而朴正熙政府所制定的電影法基本是為宣傳意識形態服務。電影法以企業化政策和進口配額製為核心，只允許當時的20家電影公司製作和引進外國電影，不允許製作與現存體制內容相悖的電影。配額制原本是要鼓勵本土電影的發展——在引進好萊塢大片的同時，要以製作一定量的本土電影作為引進交換條件。但現實情況適得其反，這一政策執行得差強人意，投資人鑽了空子，導致本土電影投資大幅度削減，韓國的本土電影在70年代到80年代陷入大蕭條。
轉機依然出現在「光州事件」之後。結束了獨裁統治的韓國開始進入市場競爭體系，言論自由也大幅度放寬。1988年，政府還廢除了電影投拍前要預先審理劇本的制度，這一政策性轉變讓韓國電影開始涉獵更多主題和形式。
「光州事件」現場老照片
在政策逐漸開放的過程中，韓國電影人並非被動接受，而是不止一次地主動爭取。1993年，業內人士建立了電影配額檢查團，義務監督配額制度的實行。在檢查團的監督下，韓國的國產電影份額的確有了一定程度的上升。
國內創作環境寬鬆後，美國好萊塢電影對韓國本土電影的威脅又讓韓國電影人團結起來。1997年，美國要求廢除電影配額制度，韓國電影人集體反對，100多位製片人、導演和學生當街剃光頭，開始了持續5年的「光頭運動」，準備死守電影配額制。
這兩件電影人捍衛權益的運動加重了韓國觀眾的國產片情結，韓國人的民族意識讓他們與國產電影更為親近，放眼全球，韓國是除美國外本土電影比例最高的國家之一。韓國人對本土電影的偏好，使得投資人願意將大筆投資用於本土電影的創作，觀眾、創作者與投資者的良性互動，讓韓國電影在2000年前後進入了一段繁榮期。
最近幾年，韓國電影的出口份額快速增長，尤其是那些以政治和社會事件為背景的民族電影，更受到了中國和部分美國市場的歡迎。相較於國內電影人對好萊塢的熱情，很多成熟的韓國電影人對此持警惕態度。採訪韓國導演奉俊昊時，他曾表示：「我與好萊塢保持著若即若離的關係。《殺人回憶》為什麼有一個開放式結尾？我不想得出一個工整的結論，那是好萊塢喜歡做的事。有個對比很有趣，我要找宋康昊拍電影，不需要通過經紀人、律師和助理，給他打個電話就行了。與好萊塢嚴格的商業化相比，韓國電影圈有它不那麼專業的一面，卻充滿人情味。」
（參考資料：《韓國電影：歷史、反抗與民主的想像》《1987～1992年間韓國電影的政治審查制度與政治合法性》。實習生肖楚舟對本文亦有貢獻。圖片來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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