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道平：一個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的風範

撰文：高全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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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的"雷震案"在1949年之後的台灣政治史和20世紀的中國自由主義思想史上都留下了濃重的墨跡。自1949年台海分隔之後，台灣在蔣氏父子和國民黨的控制之下走上了不同於大陸的"戒嚴戡亂"體制--這是不同於大陸的"非常政治"的另一種"非常政治"。台北的《自由中國》雜誌自1949年11月20日創刊至1960年9月4日被台灣"警備總部"借"雷震案"查禁，十一年間共出版二十三卷二百四十九期（第二十三卷只有五期），在台灣當年"風雨如晦，雞鳴不已"的政治氛圍中團結溝通了島內整整一批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上自掛名或出資支持的胡適、杭立武、王世傑、毛子水等政學兩界的名人，下到實際負責的雷震、殷海光、夏道平，外加上張佛泉、周德偉、聶華苓、許冠三、傅正等撰稿人或參與討論者，在"風雨晦冥期"（夏道平語）的台灣島內形成了一個獨樹一幟的自由主義知識人團體。

1960年10月8日 雷震 在一審判決前從容的表現。

在《自由中國》雜誌的實際主持團隊之中，雷震和殷海光的大名現在已在大陸學界廣為傳播，尤其是殷海光的著作十幾年前就已在大陸印行流傳，雷震的事迹也藉由范泓先生的傳記而為很多大陸知識分子所熟知。大陸人所不甚了解的，乃是《自由中國》雜誌的實際主持人之中，除了雷震和殷海光兩位，還有一位經濟學家和政論家、翻譯家夏道平。

台北的《自由中國》雜誌

夏道平曾任《自由中國》雜誌主筆，與胡適、雷震和殷海光並稱為《自由中國》雜誌的四大撰稿人，一生以倡導自由民主和經濟自由理念為職志，是台灣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代表人物。夏道平生前將自己的經濟學論文和政論編成《夏道平文存》三卷在台灣出版，分別是《自由經濟的思路》、《自由經濟學家的思與言》、和《我在》。2013年初，大陸版的《夏道平文集》終於由長春出版社出版。大陸版《夏道平文集》由華中師範大學歷史學教授何卓恩和夏道平在大陸的孫子、湖北經濟學院教授夏明聯袂編輯，是選輯了台灣版《夏道平文存》中若干通俗的文章，並新收入《文存》之外的一些文章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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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道平（1907年－1995年12月23日），湖北大冶人，夏家家境殷實，自小接受良好的私塾國學教育。他在國學教師杜星符的教導下，殿定良好的舊學基礎。1929年，夏道平以同等學力考入武漢大學文學預科，1931年升入武漢大學本科的時候放棄第一志願哲學系而進入第二志願經濟學系，因為這一偶然的契機而開始系統接受經濟學訓練。1935年畢業後留校擔任助教，在抗戰爆發後跟隨武漢大學遷到四川樂山。

抗戰中期，夏道平曾至洛陽郭寄嶠部軍隊擔任文職軍官。到抗戰後期，因為戰區人事變動而至重慶，任職於戰時"國民參政會"下的"經濟建設策進會"，任研究室主任。夏道平自承，自己走上自由經濟的思路，不是在武漢大學求學時，更不是從軍階段，而是在"國民參政會"任職期間。因為"國民參政會"的副秘書長雷震對夏道平很賞識，兩人成為好友。抗戰結束後，國民政府還都南京，夏道平到達南京後經雷震介紹結識胡適，就此進入以胡適為中心的自由主義圈子。1949年，夏道平隨"國民政府"撤退到台北，與雷震等人在台北創辦《自由中國》半月刊，因為《自由中國》的圈子而結識殷海光、張佛泉和周德偉等自由主義的政治學家、經濟學家。

《自由中國》在創刊初期具有很強的官方色彩。蔣介石當時之所以要支持這群自由主義者及其刊物，主要還是希望擺出一個開明的姿態，以獲取民心支持，更重要的是獲得美國的支持，以挽救頹亡的局面。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高層基本上是不相信自由民主這一套政治話語的，在他們這裡，民主和自由只是一種話語操縱，用以維護既得權力和利益。所以，《自由中國》旗下的知識分子與台灣蔣介石政權之間的關係本就是一種臨時的結合，分道揚鑣只是個時間問題。早在創刊初期，這批知識分子就對蔣介石政府心存戒心，因此才堅持要拉胡適來做"保護傘"。他們並不是完全依附於蔣介石或者國民黨的有機知識分子，他們也不屑於創辦又一份機關報，成為國民黨的喉舌。所幸，正是這種貌合神離的關係，潛伏下了這個刊物及其知識分子群與蔣介石統治集團越來越多的衝突，從而也造就了作為二十世紀中國自由主義一面旗幟的《自由中國》。

《自由中國》出版發行十一年間，夏道平與雷震、殷海光等人一樣，厥功甚偉；同時，夏道平的個人命運也與《自由中國》的命運息息相關。按照夏道平後來對聶華苓的講法，《自由中國》之所以能維持十一年，是因為有一把"保護傘"和一輛"火車頭"，"保護傘"是胡適，"火車頭"是雷震。但根據聶華苓的分析，《自由中國》的維持與運作，也離不開夏道平的不溫不火和折中斡旋。夏道平一度是在雷震、殷海光的激進和毛子水等人的溫和保守之間進行協調斡旋，而雷震作為也明了夏道平在《自由中國》同人中間的這一功能與功勞，在《自由中國》刊發重大現實題材的文章時，必找夏道平共同商議策劃。

《自由中國》十一年間總共出刊249期，社論共有429篇，其中116篇出自夏道平之手，其他尚有不少夏道平以本名或筆名寫的和譯的，以及早期刊出的若干短評。此次大陸版《夏道平文集》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夏道平執筆，於1951年6月刊登在《自由中國》第4卷第11期的一篇社論《政府不可誘民入罪》。這一篇文章是《自由中國》十一年歷史中的一次重大事件。該文揭露政府情治機關以金融票據做局，事先設計誘民入罪的案件，一旦有人上鉤就立即以擾亂金融類罪名逮捕送交軍事審判，然後向上級套取獎金，並按規定百分比截留被捕者的"贓款"。

《政府不可誘民入罪》刊發之後，《自由中國》遭受到台灣"保安司令部"等軍方單位巨大的壓力，最後不得不寫了一篇新社論《再論經濟管制》並經陶希聖大加修改，發表在《自由中國》第4卷第12期上，作為有悔過色彩的"遵命文學"。遠在美國的胡適對《再論經濟管制》的"遵命"色彩十分不滿，連寫兩封信給雷震，要辭去發行人的頭銜以示抗議。

胡適指出，《政府不可誘民入罪》是創刊以來"數一數二的好文字，夠得上《自由中國》的招牌"，《再論》一文一定是迫於當局壓力寫出來的文章，"自由中國不可沒有自由，不可沒有言論自由。"胡適此信，某種意義上是給《自由中國》撐腰，雷震等人把此信公開發表在《自由中國》雜誌上，以強烈抗議當局壓制言論自由的做法。當時的台灣蔣介石政權正在藉助胡適爭取美方援助，而且政府內部陳誠正與掌控情治系統的蔣經國發生角力，所以此事最終以政府當局的妥協告終。

1960年9月，蔣介石謀求"總統"三連任，官方放出的試探信息遭到強烈反彈，雷震等自由主義者試圖籌組反對黨。此時夏道平在《自由中國》上以社論形式發表了一系列文章來諷諫當局，標題有《蔣總統不會做錯了決定吧？》、《好一個舞文弄法的謬論--所謂修改臨時條款並不是修改憲法本身》、《敬向蔣總統作一最後的忠告》、《敬告我們的過大代表--團結、法統、政治買賣》、《怎樣才使國大的紛爭平息了的！》、《蔣總統如何向歷史交代》。

"雷震案"發後，台灣戒嚴警備當局查禁《自由中國》雜誌。此後夏道生低調退出政治，而專心於譯介奧地利經濟學派的著作，先後在台灣政治大學、東海大學、輔仁大學、東吳大學等高校任教，傳播奧地利學派的自由經濟理念。從大學退休之後，在"中華經濟研究院"擔任特約研究員，1989年因病退隱。晚年的夏道平與晚年的殷海光相同，由研究奧地利學派的自由主義而進入信仰領域，皈依基督教。在去世前一年的1994年7月，夏道平在台灣"中華經濟研究院"的《經濟前瞻》雜誌上發表《自由主義與宗教》一文，坦承自己是由知識層面通往信仰層面，將基督信仰作為自己求知慾的最後歸宿。此次大陸版《夏道平文集》就收入了這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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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道平的平生行跡，大致可以概括成參與二十世紀中國自由主義思潮活動和譯介奧地利學派的自由主義經濟學著作兩端，而這兩端，又統一於自由主義的理念和旗號之下。上文勾勒了夏道平1949年之前在大陸與雷震、胡適等人過從以及1949年後在台灣參與《自由中國》辦刊事迹的過程。下文我們簡單介紹一下奧地利學派經濟學的理念與主張。

無論是古代的家政學，還是近代的政治經濟學與國民經濟學，還是19世紀末"邊際革命"以來的現代經濟學，都有著各自嚴格的社會政治哲學的基礎。宏觀上說來，奧地利學派經濟學的哲學基礎可以概括為以下四點：

首先，奧地利學派在經濟學性質上主張主觀主義，反對客觀主義。自19世紀末"邊際革命"以來，主流經濟學大量採用數學和數理邏輯作為經濟學的哲學基礎，試圖以與物理學相同的範式和方法來處理人類社會的經濟事務。這種物理學式的社會政治哲學方法就被稱為自然主義或者邏輯實證主義，而奧派經濟學人稱之為客觀主義。所以奧派在經濟學中主張的"主觀主義"，不是我們日常作為貶義詞來說的主觀主義，而是反對將經濟學物理學化這個意義上的主觀主義。奧派經濟學的"主觀主義"實際是以人的科學和人的行為（human action）反對社會政治哲學領域內的物理主義和邏輯實證主義。

其次，奧地利學派的經濟學以方法論的個人主義來反對方法論的集體主義，主張對個體意義上的人的行為（human action）的研究，反對統計學意義上的集體考察和目的論意義上的歷史集體主義。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是一種末世論的歷史集體主義的經濟學，西方主流的凱恩斯主義的經濟學也有賴於建立在宏觀經濟和統計學基礎上的集體主義。奧派經濟學在這裡倒是旗幟鮮明的主張個體主義的哲學視角，在此與霍布斯和洛克的個體主義政治哲學有異曲同工之妙。

第三，反對歷史主義，主張人的行為本身所具有的理論演繹結構。奧地利經濟學派創始人門格爾之所以開宗立派，就是在19世紀末與德國社會政治哲學領域的歷史主義思潮針鋒相對，旗幟鮮明地反對將社會事物包括經濟事物化約為歷史主義的時代演變。到了奧派後學、哈耶克的老師米塞斯那裡，提出了"人的行為"（human action）的概念，認為人的行為本身具有與歷史變遷無涉的先驗的理性結構。米塞斯著有Human Action一書，夏道平先生在七十年代嘔心瀝血四年，將之譯為八十萬字的中文本在台灣出版。中文世界通常將human action翻譯為"人的行動"或"人類行動"，但是夏道平先生在其中譯者序言中特意說明，奧地利派學說中的human action有其獨到意義，按照奧派語境譯為"人的行為"更為貼切。"《人的行為》譯者序"就收入《夏道平文集》第185-189頁。

第四，在對人的行為（human action）的研究方面，奧地利學派始終與哲學上的先驗論和心理主義有糾纏，始終面對先驗演繹與經驗內容的關係問題。奧派創始人門格爾在此主張的是亞里士多德主義上的實在論和本質論；第二代維塞爾堅持康德主義和心理主義（"應用心理學"）；第三代米塞斯開闢形式主義的先驗論路線，主張行為（human action）與理性的同質，認為行為的先驗邏輯結構與思想的先驗邏輯聯繫在一起；第四代傳人哈耶克偏離米塞斯的形式主義先驗論，走向卡爾波普的證偽理論；另一位第四代傳人拉克曼則主張奧派方法與韋伯的"理解的方法"的融合。當代奧派有些人主張奧派方法是"解釋學的方法"，走向多元主義的局面。

以上四個要點中，前三點是對於中國人比較清楚的，在政治哲學範圍內基本上能得到理解；第四點則涉及到哲學史上新康德主義、心理主義、現象學和邏輯實證主義幾派的關係，不能不說華人世界的奧地利學派研究尚不能深入這個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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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道平譯介奧地利學派的經濟學和社會政治哲學著作始於1957年。當時他的友人詹紹啟從美國寄來的雜誌中有介紹米塞斯《反資本主義心境》一書的摘要，引起夏道平的興趣，他開始著手翻譯米塞斯的著作。米塞斯六本英文著作中，有三本經夏道平中譯在台灣出版。循著米塞斯的路徑，夏道平先生也進入了哈耶克的思想與學術。他陸續翻譯了哈耶克的著作《個人主義與經濟秩序》（Individualism and Economic Order）和奧派另一位經濟學家洛卜克（Wilhelm Roepke）的《自由社會的經濟學》（Economics of the Free Society）。因為譯介奧派經濟學和社會政治哲學著作的緣故，夏道平與哈耶克在華人世界的幾大弟子周德偉、蔣碩傑以及林毓生等人交遊較多，從而在國民黨統治下的台灣形成了一個華人奧派學術圈。

蔣碩傑是哈耶克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時期的弟子，也是台灣經濟學界惟一一個始終追隨哈耶克思想，從理論上不斷批評凱恩斯學派的華人學者，並因此廣受國際經濟學學術界矚目。蔣碩傑(1918－1993)，湖北應城人，辛亥革命元老蔣作賓先生之四子，早年留學日本慶應大學，後留學英國，1945年以流動分析理論探討經濟發展，在倫敦經濟學院獲得經濟學博士。1945年冬蔣碩傑返回中國。1946年出任北京大學經濟學系教授，1949年以後歷任台灣大學教授、台灣經濟研究院首任院長、台灣中華經濟研究院首任院長、中央研究院院士、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研究員等職。

在純粹學術的層面，蔣碩傑是將新古典經濟學派與重貨幣學派的思潮帶進台灣經濟學界的經濟學泰斗級人物，他的經濟學理念深深影響了台灣近50年的經濟發展。在現實的經濟決策中，蔣碩傑一貫反對通貨膨脹、反對各種經濟管制以及人為干預市場。自1954年至1960年，台灣當局根據蔣碩傑教授的建議，先是改采高利率政策以對抗通貨膨脹，接著廢除複式匯率，改采單一匯率，讓新台幣貶值到市場能夠承受的價位。這樣推動貿易自由化、鼓勵出口、推進國內外工業合理分工的自由經濟政策，為台灣的經濟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在現實研究的意義上，蔣碩傑的《台灣經濟發展的啟示--穩定中的增長》是一部深深影響了台灣發展的自由經濟學著作，被幾代台灣學人解讀為經濟發展的正確路徑之研究。

夏道平還與哈耶克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時期的另一位親炙弟子周德偉過往甚密。

周德偉（1902-1986），字子若，長沙人。1920-1924年肄業於北京大學經濟學系，1933年以公費赴英留學，入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研究生院，參加哈耶克主持的"貨幣理論及經濟循環"研究班。1935年轉赴德國柏林大學哲學研究院攻讀。1937年因抗戰爆發而返國，任湖南大學教授兼經濟系主任，1940年當選為第二屆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後在重慶任職於中央大學。1950年後在台灣大學任教授，曾任台灣關務署的署長、台灣外匯貿易改革委員會副主任，在當時的國民黨政界高層中有一定地位。1975年後，周先生旅居洛杉磯，曾寫下自傳《落筆驚風雨：我的一生與國民黨的點滴》，書中有很多第一手回憶。

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周德偉任職台灣關務署署長時的官邸紫藤廬，乃是以《自由中國》學人和台大師生圈子形成的自由主義學者的聚會場所，張佛泉、殷海光、夏道平、徐道鄰等十餘位學術界人士每隔兩周在此聚會討論，有系統地介紹哈耶克的思想。當時在台大就讀的學生李敖、陳鼓應、林毓生、張灝等，經常來紫藤廬與前輩觀摩交流。當時的這些年輕人都是殷海光、夏道平和周德偉先生的學生一輩。周德偉於1974年在台灣譯出哈耶克的政治哲學巨著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中譯書名為《自由的憲章》，此書後來在大陸的譯本就是鄧正來翻譯的《自由秩序原理》。至於該書中譯名的翻譯另當別論，我們此處需要提的是，周德偉一生思想與實踐皆力求以中國傳統文化道統融貫自由主義傳統，始終以維新改革、憲政法治為指向。

因為旨趣相同，夏道平與周德偉之間的友情長達20年，為學術和時政問題時相討論，兩個人的通信密集，從未中斷，積累下來的信件多達百封，其中有的書信討論經濟學學術思想，篇幅達到幾萬字的長篇巨制，堪稱讀書人之間的書卷之誼。1986年周德偉逝世於美國洛杉磯。噩耗傳來，八十高齡的夏道平寫下悼念文章《周德偉先生未受重視的一項業績》，認為周先生在學術思想上有兩大業績，一是為中國知識分子有系統的介紹哈耶克的思想，而是重新評估中國儒家思想並賦予其新的意義。這一文章也收入《夏道平文集》第278-282頁。

通觀夏道平一生行誼，其思想體現了一個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的風範，現《夏道平文集》在大陸出版，我們得以管窺台灣社會政治轉型之際那一批思想者的經濟觀念和時評政論，這對於我們理解中國當今之社會轉型不無裨益。

11月13日（周日）下午，東方歷史評論青年學人訪談沙龍（第13期）將在北京舉行，主題為「民國時期的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嘉賓為高波、李坤睿，詳情請見東方歷史評論今天推送的第二條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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