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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之後,孫中山在南京與上海

辛亥革命爆發後,孫中山取道歐洲回上海,6天後,他從這裡出發去往南京,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共和之制,由此肇始。僅僅92天後,孫中山卸職臨時大總統,又回到了上海。在這裡,他度過了一段相對平靜的隱居生活,完成了最重要的思想遺產《建國方略》。如果說南京是孫中山的政治頂峰,那麼,上海就是他的革命港灣。


本文選自《三聯生活周刊》2011年第40期封面報道,今日重新刊發,紀念孫中山先生誕辰150周年。

辛亥之後,孫中山在南京與上海


孫中山



孫博士回來了


上海淮海中路是1900年法租界越界修築的一條道路,最初叫西江路,後來又以法租界公董局總董寶昌之名,改稱「寶昌路」。在淮海中路650弄,兩座老式居民樓的夾道後面,一座3層高的花園洋房正在整修,深灰色嵌暗紅色的外牆,每層都有8個拱門式陽台,背面牆上還有一幅宮廷畫似的磚雕,氣派非凡。工程雖然持續了一年多,但卻少有工人知道這座建築的來歷,只有住在附近幾十年的居民才了解,這裡就是當年辛亥革命後,孫中山從海外回國的行館。


1911年12月25日,聖誕節,孫中山乘坐的「地灣夏號」輪船抵達上海吳淞口碼頭。16點20分,他與同行的胡漢民等人乘汽車來到這裡,當時的門牌號還是寶昌路408號。此後直到1912年1月1日起程去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孫中山在此居住了6天。雖然短暫,但卻異常忙碌,為即將建立的新政府做準備。


只是,在抵達這裡前,「孫博士去了哪裡」,成為中外記者都迷惑不解的問題。


武昌起義事發突然,當時身在上海的革命黨人毫無準備,設在愛文義路伍廷芳家的總部,整日人聲嘈雜。伍廷芳是近代中國第一個法學博士,後來做過駐美公使,已經公開表示支持共和。只是,他當時整天悶悶不樂,背著手在起居室里大踏步走來走去。來自澳大利亞的新聞記者威廉·亨利·端納,每天早晨都會到他家,協助處理對各國的交涉事務。伍廷芳曾對他說:「孫逸仙這位老兄究竟在哪裡?他說他發動了這場革命,如果是,那麼他在哪裡?」他要求秘書每天發電報,直至找到孫中山並獲得迴音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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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11月上海起義成功後,南京路上五色旗迎風招展


起義成功了,找誰來做領導人?恐怕這是辛亥革命最為怪誕之處。身在武漢的黎元洪被戰士們從床底下強拉出來,硬安上了湖北都督的名號;從上海匆匆趕來的武將黃興,就任戰時總司令,卻在一月激戰後,以漢陽失守而返滬。身在上海的端納也發覺,雖然各省宣布獨立的報告紛紛傳至上海,聲稱他們推翻了當地清廷政權,但對於如何成立新政府,卻並無任何建設性意見。


「不管是黃興還是黎元洪,選誰當總統,對方都不服,孫中山是一個雙方都可以接受的選擇。」南京大學中華民國史研究中心主任張憲文教授向本刊記者分析,「加之,黃興的極力邀請,孫中山當選也就順理成章了。」

只是,孫中山當時選擇了去訪問英法。他去了紐約、華盛頓,又坐船到倫敦和巴黎。他解釋說:「目前革命形勢的成敗關鍵不在於軍事方面,而在於政治,尤其是外交方面。」在倫敦時,孫中山收到了來自廣州的電報,「要求他擔任新共和國的總統」。《泰晤士報》也對在上海召開的各省革命領袖會議做了報道,裡面提到新政權將定都南京,並選孫中山為總統。但是,孫中山打電報給上海的《民立報》,說他聞知黎元洪將被選為總統而感到高興,又說,聞黎有推袁(世凱)之意,「合宜亦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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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元洪

1911年12月中旬,唐紹儀受袁世凱之命到上海議和,與伍廷芳談判的那天下午,伍廷芳慎重地向各位宣布,有家報紙報道「孫逸仙在赴上海的途中,已與一些美國將軍抵達新加坡」。屋子裡開始猜測紛紜,這些美國將軍是來幹嗎的?他們為何要與孫中山一起來?


12月21日,孫中山抵達香港,胡漢民、廖仲愷等迎接,並勸說孫中山留在廣州,因為北方形勢複雜。結果,孫中山反勸服了胡漢民,與其一起回上海。抵達上海時,按照端納後來的回憶,當時無人知曉,所以沒人在場歡迎。可是,據一位與孫中山同行的中國人張大椿回憶,船抵吳淞口,是滬軍都督陳其美派了一艘小火輪前去迎接,船上還掛了代表新政權的五色旗。


寶昌路408號行館原來是法國人屠榭的產業,抵達這裡的第二天,孫中山就召集同盟會骨幹召開會議,討論選舉和組織政府問題,並最終確定了總統制而非內閣制,推舉孫中山和黃興為中華民國臨時總統候選人。第二天,又開會討論了臨時政府組織大綱。12月29日16點,同盟會本部在外灘匯中飯店,即今天的和平飯店南樓召開了歡迎孫中山大會,就是在這次會議上,傳來了南京選舉的結果,孫中山當選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17省代表中,他得了16票,還有一票投給了黃興。


端納回憶,當時他去行館拜訪,說起伍廷芳著急找他,才得知原來孫中山早就收到了伍廷芳發自上海的密碼電報,但自己的密碼本卻落在了得克薩斯州,只好趕去取回才破譯了內容。他迅即回了電報,奇怪的是,伍廷芳未得到迴音,後來方知原來是伍廷芳的秘書私藏了起來。「部分革命黨人並不希望孫中山發號施令。」端納總結。



共和肇始



1912年1月1日上午10時,孫中山從上海起程,前往南京。辛亥革命前,雖然孫中山早已聲名遠揚,但他的行蹤卻並非完全公開和自由。為保障安全,有時還不得不喬裝出行。可現在不同了,此次赴任,聲勢浩大。他搭乘汽車到上海北站,滬軍都督陳其美、民政長李平書已在寒風中等候多時。孫中山的隨行人員有專程趕赴上海迎接的17省代表湯爾和、王寵惠、宋耀如等,一時間雲集萬人。


據上海市孫中山宋慶齡文物管理委員會副研究館員王志鮮向本刊記者介紹,現在位於天目東路的上海北站,於1908年滬寧鐵路通車時建成,是上海第一座火車站。孫中山一行抵達時,上海各軍隊已先期集結,擎槍排列。孫中山先與歡送者代表合影,然後登車,擔任列車警衛的是滬軍敢死隊45名隊員,由郭漢章任隊長。11時,列車啟動,鳴炮示慶,響徹上海上空。


現在的上海北站,已經成為上海鐵道博物館,西側不遠就是上海站。王志鮮告訴本刊記者,當年日軍轟炸上海,北站遭襲,四層樓房只剩下一層,因此,在很多老上海人記憶里,北站就是一座平房車站。反倒是1987年「退役」後,又恢復了最初模樣。那張放大的黑背景照片格外顯眼,孫中山身穿黑色呢子大衣,戴平頂軍帽,神情肅穆,兩側是持槍敬禮的戰士,歡送人群緊緊簇擁在身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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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1月1日上午,孫中山與各省代表湯爾和、王寵惠及軍事顧問荷馬李等,乘瀘寧鐵路專列赴南京就職。中為孫中山;孫中山左為胡漢民,其後為王寵惠


從上海到南京,1908年通車的滬寧鐵路,由英國人修建,全長311公里,從上海北站到南京下關站,沿途共設37個車站。當時的火車行進速度只有30多公里,京滬線正常運行需10小時,即便孫中山的專列沿途不停,到達南京下關也已經是傍晚。


位於長江南岸的下關火車站,現在已更名南京西站,按當時統一規格「一等站屋」設計。就職專列抵達,軍樂隊奏起樂曲,長江江面上的軍艦與江邊獅子山炮台均鳴放禮炮21響,江浙聯軍部隊各營舉槍致敬。孫中山一行換乘南京城內的小火車,沿街軍警密布,店鋪懸掛彩旗,群眾夾道歡迎。在兩江總督署東箭道車站下車後,又坐上一輛藍色絲綢繡花馬車,從東門進入兩江總督署,也就是現在的總統府。


在南京,位於長江路上的總統府舊址已經成為遊客必去的標誌性景點,即便工作日也是熙熙攘攘。總統府展覽研究部部長劉剛向本刊記者介紹,人們記憶里的總統府,印象深刻的是那幅解放軍部隊插上五星紅旗的照片,卻少有人知道,現在大門上的「總統府」三個大字,是1948年蔣介石當選總統後才換上去的,當時的大門也並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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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總統府老照片


總統府建築群可追溯到明初,朱元璋統一全國後,在明朝宮殿西側辟出一塊幽靜之地建漢王府。太平天國定都南京(當時稱天京)後,在此興建天王府,後來曾國藩攻破天京,放火焚毀,清廷撥款重修兩江總督署。現在的總統府,是端方在任兩江總督時開始修建的。孫中山抵達那天,南京天氣陰冷,不時飄著陣陣細雨,大門前廣場上華燈高照,各省代表和將領等候多時。孫中山從容地走下馬車,一手持帽,微笑著和大家握手寒暄。針對當時有報道說他從海外帶回了30萬元巨款,孫中山則說:「文此次回國,身上是不名一文,文帶回的是革命精神。」話音未落,頓時掌聲四起。


從大門進入,往前走沒多遠就是總統府大禮堂。當晚22點鐘,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就職典禮就在這裡舉行,各省代表、將領及各國領事等200多人參加。軍樂奏過,山西代表景耀月向與會者報告了大總統的選舉經過,然後高呼:「請大總統宣誓就職。」孫中山在大家注目下,緩緩走向前,用廣東口音的普通話大聲朗讀誓詞:傾覆滿洲專制政府,鞏固中華民國,圖謀民生幸福,此國民之公意,文實遵之……


緊接著,致頌詞、歡迎詞,授大總統印,致答謝詞,一系列程序完成後,孫中山宣布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的五項施政方針。位於南京北極個、獅子山的炮台鳴炮21響,下關江面的軍艦拉響汽笛。在這個南京城的不眠之夜,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共和制的國家政權誕生了。


「南京臨時政權的價值,長期以來被歷史學家低估了,雖然它的壽命很短,只有短短的3個月,但那畢竟是中國第一個真正的民主政權。」張憲文教授向本刊記者分析道,「這個政權實現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真正的選舉,制定了第一部憲法,第一次提出了人民公僕的概念,第一次有了國家領土和民族團結的觀念等等一系列的開創性工作,真正奠定了共和的意識。」



南京情結



孫中山在總統府的辦公室叫西花廳,有別於其他中式建築,有典型的西式風格,是當年端方出洋歸來後仿建的西洋建築,坐北朝南七開間,現在仍按當年的擺設陳列。從1912年1月1日到4月1日正式卸任臨時大總統,孫中山在南京的92天,大部分時間都在這裡度過。在這裡,他主持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規,剪髮辮、廢纏足、改服飾、改稱呼、廢跪拜,頒布了《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制定了保護私人財產和發展資本主義的政策……更重要的是,他主持了兩項最重要的工作——籌款和議和。


在美國史學家韋慕庭分析看來,籌款一直是貫穿孫中山革命生涯的一個基本任務,無論對象是早期的華僑還是後期的外國政府。當時臨時政府財政極其拮据,各地戰事未斷,軍費開支浩大。當時的秘書長鬍漢民後來在自傳里記述,一次安徽前線軍情告急,急電中央索餉,孫中山硃筆一批,撥款20萬元,可當胡漢民手持總統手批前去財政部撥款時,才發現國庫內只有10枚銀元了。當年跟隨孫中山一起回國的荷馬李將軍要回國,孫中山想發點薪金給他,可連100塊錢都拿不出。


在鞏固新政權的同時,孫中山一直沒有間斷與袁世凱及清廷的接觸。據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史料部主任郭必強向本刊記者介紹,其實,孫中山在得知自己當選臨時大總統的當天,就曾發電報給北京袁世凱,表示「暫時承乏,虛位以待」。誰能使清王朝遜位,誰就能取得共和國領袖的地位,這在當時已是各方共識。從郭必強他們偶然發現的一批電報來看,孫中山在南京就職的第二天,即發電報給外交部,讓他們每日都要報告與北京方面議和的進展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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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凱


軍權在握的實力派袁世凱,是民國政府和清廷都想極力拉攏的對象。後來,皇帝退位,眼看袁世凱就要上位,孫中山急忙提出三個條件,其中之一便是遷都南京。雖然此前從未到過南京,但孫中山卻有深厚的南京情結。1910年,孫中山在與伍平一的談話中強調了南京建都的意向:「金陵可以建都之外,尚有揚州大艦可以進入,民國首都,以交通為主,因無防於民之反側,然終以金陵為歷史上聲威所系,將來宜於齊齊哈爾、蒙古等地置重兵(以固國防)。」民國政府剛剛成立的1912年1月6日,孫中山在南京與《大陸報》記者談話時則表示:「南京將作為永遠之都城。」


在張憲文教授看來,這種選擇也是一種各方妥協的結果。武漢與上海各不相讓,北京又是代表清廷舊勢力的地方,反倒是南京,既滿足交通、安全等需求,又因為是第三地而少了各方爭執。只是,深諳中國政治規則的袁世凱怎麼會放棄北京,為此甚至還發生了亦真亦假的兵變。後來孫中山自己也意識到這些,他在1914年4月18日致鄧澤如的信中反思說,當時所任的臨時大總統職位,只不過是一個木偶傀儡。


原南京史志辦副主任趙建中曾專門研究過孫中山在南京的活動。他告訴本刊記者,南京期間,孫中山曾登上城內最高點獅子山,觀察長江兩岸的防禦形勢;曾到過三牌樓的廣東會館參加同鄉宴請;也曾在夫子廟的文德橋上即興發表革命演說。但是,絕大部分時間他都在總統府內料理政務。從西花廳辦公室走出來,跨過太平湖上一座小石橋,不遠處一座灰磚青瓦的中式結構二層小樓,就是他的起居室,門前一副對聯是孫中山親自所作——「安危他日終須仗,甘苦來時要共當。」雖然貴為大總統,但經歷了幾十年的革命生涯,孫中山仍保持著極其簡樸的生活習慣。不久,他的原配夫人盧慕珍也來到這裡,親自照料起居,每天的菜金不過4角。劉剛向本刊記者講述了一個歷史細節。有一次唐紹儀來訪,孫中山留其吃飯,特意讓人去買了一隻滷水雞,唐拿過來三兩口便吃光了,孫只得說:「慢待了,沒什麼好菜了。」唐紹儀感慨:「我在家每天菜金10元,一隻肥燒雞,我一人一頓就吃完了,想不到總統府里只是這樣待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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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5月26日,孫中山靈柩由北京碧雲寺移往南京中山陵


趙建中說,從史料記載看,孫中山從1912年4月3日離開南京後,並未在有生之年回來過。南京城的中山色彩,反倒是由於他的去世而更加明顯起來的。孫中山在彌留之際曾吩咐要葬於紫金山。相傳是因為,當年在任臨時大總統期間,一天孫中山與胡漢民去鐘山打獵,發現了這塊風景秀麗的風水寶地。可紫金山在哪裡?當時並沒有幾個人能說得上來,因為,大家只知南京有個明孝陵所在的鐘山,後來,汪精衛還專門請歷史學家寫了篇《紫金山考》,送到各家報館發表,這事才算最終定下來。


1928年,為了準備孫中山先生的奉安大典,當時的南京特別政府專門在下關江邊修建了新碼頭,並新修了一條直接到達孫中山陵園的大道。其中,自下關碼頭到鼓樓,是西北東南走向的中山北路,鼓樓至新街口一段為南北走向的中山路,再從新街口到陵園,是東西走向的中山東路。當年這條迎靈大道,現在仍舊是南京城市結構中的主幹道,沿途繁茂的法國梧桐,構成了這個城市的一道獨特風景線。


1929年5月28日上午,運送孫中山靈柩的專列抵達南京浦口車站,當時還沒有橫跨長江的大橋,只能在浦口碼頭轉乘輪船過江,在對岸下關碼頭登陸,直接沿中山北路運至現在位於湖南路10號(當時稱丁家橋16號)的國民黨中央黨部,舉行為期3天的公祭。而今,中山大道沿線的地名也多與孫中山有關,中山門、逸仙橋,南京城內還隨處可見中山先生的印記。浦口車站雖然已經停用,但站前的拱形連廊還是典型的民國建築風格,從浦口開往下關的輪渡,每20分鐘一班,票價2元,每天都有很多人騎著摩托車、自行車登船往來兩岸。船行江上,不遠處的南京長江大橋如巨龍鎖江,天晴時候,獅子山頂的閱江樓清晰可見。



革命港灣



卸任臨時大總統,離開南京的孫中山,選擇返回上海。他從這裡出發,尋訪武漢、南昌等地,北上北京,與袁世凱進行了13次會晤。自從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以來,新聞記者端納就承擔起他的外交顧問角色。他很快發現,一生都在投身革命的孫中山,對於一個新政權的建設充滿了理想化色彩。在他看來,袁世凱別出心裁設立「全國鐵路督辦」一職,聘請孫中山出任,月薪3萬元,只是為了利用已經引退的他的影響力。可孫中山並不以為然,愉快並認真地接受了這一空頭職務,並很快乘坐以前慈禧的專用花車,開始了全國鐵路考察之旅。


一天早晨,端納被早早叫到孫中山所在的花車車廂,只見孫中山已經坐在一幅中國大地圖前工作,上面畫滿了密密麻麻的黑線條,把各個城市連起來。孫中山興奮地告訴端納:「我計劃10年內修建20萬里鐵路。」一連幾天,這位締造了民國的革命領袖都沉浸在熱血沸騰的夢想中。車到丰台站,孫中山要接受中外記者訪問,並向大家介紹他的鐵路救國思想,這讓端納很是緊張了一番。他提醒孫中山:「博士,繞過西藏那條鐵路修不了,鐵路經過的一些山隘高達1.5萬英尺。」


「有的是路。」孫中山皺起眉頭。


「沒有路,博士。那是崎嶇不平的羊腸小道,直插雲霄,陡峭不平,連強健的氂牛也爬不上去。」


「有路的地方就能修鐵路。」孫中山態度溫和,但卻不可撼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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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中國學生聚在一起查看世界地圖(攝於1910年)


結果,後來記者來到車廂,只是孫中山的地圖卻不見了。這時,一位秘書走過來俯身與孫中山交頭接耳了一番,孫中山對記者們宣布:「很對不起,司機收到報告說土匪要來劫車,他說,必須馬上把火車開走。」就這樣,記者們紛紛離去。幾小時後,孫中山的地圖又奇蹟般地回來了。很顯然,防範孫中山過度理想化,已經成為端納的職責之一。


從政治巔峰上走下來後,孫中山在上海開始籌劃鐵路救國。後來赴日本考察實業,驚聞宋教仁被刺,於1913年3月24日返回上海,仍住寶昌路行館。在這裡,他策劃發動了二次革命,討伐袁世凱。可惜很快失敗,只能再次流亡日本。


時隔3年,1916年5月1日,孫中山再次返滬。所不同的是,這次,緊接著抵滬的還有新婚妻子宋慶齡。宋慶齡的父親宋耀如是孫中山早年的革命夥伴,至今在上海的東餘杭路還有一棟普通的兩層樓房,就是當年宋耀如在上海建的第一座房子。從南京卸任後,孫中山在上海就寄宿在寶昌路491號宋耀如家,直到二次革命失敗這段時間,只是當時並未對外明確公布。這次返滬,由於袁世凱的追捕行動並未撤銷,兩人秘密入住法租界環龍路63號寓所,直到袁世凱死後3個月,才對外公布了孫宅的地址。


這棟深灰色的二層小樓房,位於現在的南昌路59號,王志鮮前些年找到這座建築的時候,已經被住戶改裝得幾乎不能辨認。對面就是中華革命黨本部事務所,一來孫中山可就近領導革命工作,二來也可保障安全。在這裡,孫中山發表了《第二次討袁宣言》,完成了《民權初步》(又名《會議通則》)的創作,並開始著手用英文撰寫《實業計劃》。1917年7月1日,張勳復辟,孫中山與唐紹儀、廖仲愷等人緊急磋商,於7月8日乘軍艦離滬赴粵,成立護法軍政府,開始護法運動,環龍路寓所的使命由此結束。遺憾的是,1999年,這棟房子被拆除,在原址上建起了科學會堂大樓。


1918年6月第一次護法運動失敗後,孫中山重新回到上海,在法租界的大馬路碼頭登岸,隨後與迎接他的汪精衛等人一同乘車駛抵莫里愛路29號,也就是現在位於香山路7號的孫中山故居。鋪滿深灰色鵝卵石的外牆面,在梧桐樹的掩映下,呈現一種英國鄉村式的風格。孫中山故居紀念館研究室主任李麗告訴本刊記者,當年的莫里愛路,是取自法國作家莫里哀的名字,這棟房子是四位加拿大華僑集資買下贈與孫中山的。一生奔波革命的孫中山,終於在他52歲的時候,擁有了一個真正屬於自己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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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在上海香山路故居的書房(攝於1958年)


故居的一樓是餐廳和會客室,二樓則是書房和起居室,加起來也不過400平方米。美國友人林百克先生對這棟房子詳加描述一番後,認定它是「一個最安適而不華貴的住宅」,適合於孫中山與宋慶齡簡樸的生活。樓前的小花園,是他與夫人經常打槌球的地方,一位經常造訪的朋友描寫道:在打槌球的時候,孫博士總是用力揮動木槌,在他獲得了第一個機會時,就把球送到離孫夫人很遠的地方去。每當此時,而且預測到最壞的遭遇,孫夫人總是站立在邊線地方轉向我們,突然大笑大嚷:「看住那個布爾什維克!」


在這裡,孫中山度過了一段相對平靜的生活,他開始嘗試著從激烈的革命鬥爭中走出來,反思一生的革命經歷,總結自己的革命思想。從1918年6月到1920年11月這段時間,孫中山在上海幾乎過著一種退隱般的生活,主要精力轉向了寫作,完成了一生最重要的思想遺產《建國方略》(包括《孫文學說》、《實業計劃》和《民權初步》)。也是在這裡,他會見了蘇聯代表越飛和中國共產黨代表李大釗,開始提出「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新三民主義。


寶昌路上的行館和宋宅、環龍路63號居所,莫里愛路的家,都位於當時的法租界內。據考證,從1894年上書李鴻章途經上海算起,孫中山一生共27次來過上海,這可能是他到訪次數最多的一個城市。在上海社科院副院長熊月之看來,因為上海是當時的全國輿論中心、革命策劃基地,交通便捷,利於對外聯絡,舒適的環境切合了孫中山多年的歐美生活,而且安全比較有保障。不止一次,孫中山告訴友人,自己家門口就有兩個法租界巡警在巡視保護。從1912到1924年,辛亥革命後這段日子,孫中山發動二次革命和兩次護法戰爭,每遇挫敗,上海就成為他的革命港灣。現在這片區域,已經成為洋房密布的老城區,粗壯的法國梧桐遮蔽了整個街區的道路。


1924年10月23日,馮玉祥部隊推翻曹錕軍政府,電邀孫中山北上,共商國是。11月19日,從香港北上途經上海的孫中山,在莫里愛路的家裡召開新聞發布會,宣布此次北上的目的,這也是他最後一次回家。翌年3月12日,孫中山在北京逝世。


(參考書目:《孫中山——壯志未酬的愛國者》、《孫中山上海史跡尋蹤》、《我在孫中山、張學良、蔣介石身邊的日子》、《袁氏當國》、《國比天大:宋慶齡》、《總統府史話》,部分圖片來自網路)

辛亥之後,孫中山在南京與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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