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因變法而失去了愛子，改革為何屢屢演成死活之爭？

王安石因變法而失去了愛子，改革為何屢屢演成死活之爭？

文/晏建懷

王安石在《傷仲永》一文中，講述了一個五歲便可指物作詩的神童方仲永的故事。巧合的是，王安石自己也恰有一個聰明絕世、堪稱神童的兒子，他叫王雱。

王雱，字元澤，生於1044年，即宋仁宗慶曆四年。這一年，無論是對於北宋當局，還是對於那些憂國憂民的士大夫們，都是一個重要而特別的年份。這一年，宋與西夏達成和議，邊境出現暫時的和平局面；這一年，「慶曆新政」失敗，范仲淹貶職鄧州（今河南鄧州市），並在此寫下名篇《岳陽樓記》，抒發改革失敗的憤懣心情；這一年，二十歲的王安石告別妻子和剛剛出生的兒子，帶著自己滿腹經綸和濟世安邦的人生理想，興沖沖地由江寧（今江蘇南京市）趕往汴京（今河南開封市）參加科舉考試，並以第四名的好成績高中進士，邁出了以後領導「熙寧變法」的第一步。這一切，似乎預示著王雱這個新生兒，將與北宋政壇和跌宕起伏的改革大業之間，發生點兒什麼關係。

王雱聰明，早慧，才智過人，有三個例子可以佐證。一是他年幼之時，有客人指著同一個籠子里關著的獐和鹿問他，哪個是獐，哪個是鹿。王雱不認識，不過，他巧妙地回答說：「獐邊是鹿，鹿邊是獐。」讓客人大為驚奇！二是十三歲那年，當他聽到有人議論青海蕃部問題時，不無憂慮地嘆息道：「此可撫而有也。使西夏得之，則吾敵強而邊患博矣。」（《宋史?王雱傳》）在洮河、黃河流域繁衍生息的青海各蕃部，北與西夏接壤，東與宋朝相鄰，西夏對這一帶早已虎視眈眈，一旦據有，便會對宋朝形成鎖鑰之勢。因此，爭取青海蕃部，成了宋夏之間戰爭勝敗的關鍵。一個十三歲的翩翩少年，能夠對國家大事洞若觀火，並提出自己獨特的見解，足見王雱少年老成；三是《宋史?王雱傳》還說：「（王雱）未冠，已著書數萬言。」二十歲之前，就已著書數萬言，說明他的確才華橫溢。

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年），王雱沿著父親當年的足跡，同樣懷揣著才華、理想和抱負，興沖沖地奔赴京城，去接受朝廷的挑選。這位少年老成的王家公子，曾給同科考生王萃留下極為深刻的印象。據王萃兒子王銍在《默記》中說；「先公言與閻二丈詢仁同赴省試，遇一少年於相國寺，風骨竦秀，及下馬去毛衫，乃王元澤也。」王銍的傳神記載，讓我們領略到這位美少年、佳公子的外表和精神面貌。而且，王雱果然不負神童之名，隨即在當年丁未科中考取進士，這一年，他才二十四歲，真是少年得志，意氣風發。

舉進士後，朝廷任命他為宣州旌德縣尉，王雱竟然拒絕赴任。所以，《宋史?王雱傳》毫不客氣地指出：「雱氣豪，睥睨一世，不能作小官。」事實也是如此，王雱胸懷大志，以天下為己任，作一小縣尉，如同龍入淺灘、虎落平陽，施展的空間太過逼仄，於是乾脆申請不赴。第二年，即熙寧元年（1068年），剛剛登上皇位不久的宋神宗，面對宋王朝財政的空虛和軍備的薄弱，決定改弦更張，以圖振興。他把多次上書要求改革、並提出過改革主張的王安石，由江寧知府提拔為翰林學士兼侍講，準備啟動改革。而仍然留在京城未去旌德赴任的王雱，此後一直隨侍在側，一邊照顧父親，一邊投入到他自認為比作一縣尉更加重要的工作中去了。

從治平四年到熙寧三年這短短的四年之內，王雱「作策三十餘篇，極論天下事」，通過「策論」，分析時弊，提出對策，表達政見，在士大夫間引起熱議。他還著書立說，寫作《老子訓傳》、《佛經義解》、《莊子注》等一系列著作，尤其是《老子訓傳》印行後，被認為是真正懂得「道德性命」的著作，廣受讚譽。

王雱的才華和見解，不但在學術界和士大夫階層掀起了波瀾，而且引起了宋神宗的關注，甚至一度被倚為智囊，十分信賴。熙寧四年八月，宋神宗召見了王雱，君臣一席談後，宋神宗當場封其為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對於王雱來說，從一個未赴任的縣尉小官，至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這樣一個近侍之臣，無論官銜級別還是崗位的重要性，都堪稱雲泥之差、霄壤之別。在處理政務的同時，宋神宗經常把王雱單獨留下，交流思想，商量國事。宋神宗還單獨交任務給王雱，希望他撰寫《詩義》、《書義》等著作，為之後的改革進行鋪墊，做加強宣傳、統一思想的基礎性工作。這些著作完成後，宋神宗馬上提拔重任王雱為天章閣待制兼侍講。另據《續資治通鑒長編》記載，後來王雱生病之際，宋神宗曾多次向王安石問起王雱的病情，深表關切，還說：「卿子文學過人，昨夕，嘗夢與朕言久之。今得稍安，良慰朕懷也。」宋神宗對王雱的欣賞與信任，由此可見一斑。從此，少年得志的王雱，更加激情澎湃地投入到了宋神宗與父親王安石推動的「熙寧變法」之中，心無旁騖。

然而，恰恰是仕途通達、春風得意之時，王雱的人生卻開始有了雷電和風雨。熙寧二年，王安石出任參知政事（副宰相），設立制置三司條例司，物色了一大批擁護變法的官員，參與制訂有關政策，啟動了改革變法。熙寧三年，王安石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宰相），財政、軍事、教育等一系列改革舉措，正式在全國大規模鋪開。改革的直接成果一是增加了中央財政的收入，二是減輕了農民負擔。但是，由於既得利益集團的極力反對，加上新法推行過程中地方官吏的乘機盤剝，結果，少數改革法令在執行中嚴重走樣，導致局部地區民怨頗大，最終變法失敗。熙寧七年，王安石在貴族和官僚的交攻之下，第一次罷相，回到江寧，重新做起了他那：「何物最關情，黃鸝三兩聲」（王安石《菩薩蠻》）的閑知府。第二年，由於朝中以宰相韓絳、參知政事呂惠卿為首的大臣，依然爭權奪利，吵鬧不休，宋神宗又把王安石召回京，重新任命為宰相。

作為兒子，王雱與父親是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從熙寧六年開始，王雱染疾「足瘍下漏」，時好時壞。父親罷相，他的心情一落千丈，病情加重，不得不卧病在床。恰在此時，當年變法的堅定擁護者和執行者、時任參知政事的呂惠卿，迫切希望得到宰相職位，擔心王安石復相，為權謀計，開始收拾王安石的家人，阻擋王安石東山再起。他首先設計構陷其弟王安國，使其罷官遭貶。接著，當宋神宗因王雱寫作《三經義》（包括《詩義》、《書義》、《周禮義》）有功，加封他為龍圖閣直學士時，呂惠卿又從中作梗，使王雱的任命告吹。舊恨新仇，使平時本來就心高氣傲的王雱義憤填膺，他背著父親，以呂惠卿兄弟非法牟利之事，通過御史中丞鄧綰，上章彈劾呂惠卿，使呂惠卿升遷無望。

呂惠卿以為王雱此舉是王安石授意，對王安石開始由隱蔽的排擠變為公開的報復，他直接上書宋神宗說：「安石盡棄所學，隆尚縱橫之末數，方命矯令，罔上要君。此數惡力行於年歲之間，雖古之失志倒行而逆施者，殆不如此。」（《宋史?王安石傳》）還把王安石寫給他的、有「無使上知」字樣的私信呈給宋神宗，宋神宗又拿著這些信向王安石對質，讓王安石無地自容。宋神宗與王安石君臣之間開始心生嫌隙，再也不見從前的默契和信賴了，分歧也越來越大。這一系列的變故，使本來就因改革而處於輿論風口浪尖上的王安石非常氣憤，一腔怒火便全部傾泄在這個不諳世事的兒子身上，給了他狂風暴雨似的責罵。王雱憂憤難當，從此一蹶不振，卧病在床達三年之久。熙寧九年（1076年）六月，王雱「疽發背死」，年僅三十三歲。

王雱雖然早逝，但一些痛恨王安石和「熙寧變法」並遷怒於他的人，沒有因為他的逝去而放過他，譏諷之詞接踵而至。他們在筆記或日記中，把王雱「刻畫」成一個：「囚首跣足，手攜婦人冠」的神經病，一個：「以（兒子）貌不類己，百計欲殺之」的惡毒之人。當然，這種記載，既有臆想杜撰，又有謾罵詆毀，是頗經不起推敲的，與他們把王安石刻畫成「臉孔黧黑，膚理如蛇皮」、「目不停轉，視物如射」的手法一致，所謂「嶢嶢者易缺，皎皎者易污」，不足為奇。

王雱寫過一首十分優美的詞《眼兒媚》，詞曰：「楊柳絲絲弄輕柔，煙縷織成愁。海棠未雨，梨花先雪，一半春休。而今往事難重省，歸夢繞秦樓。相思只在，丁香枝上，豆蔻梢頭。」王雱浩繁的學術著作和優美的詩詞，神經病、惡毒者是斷然寫不出來的。他的好友，陸遊的祖父陸佃曾在《祭王元澤待制墓文》中評價他：「才豪氣傑，超群絕類，據依六經，馳騁百氏……形於談辯，雄健俊偉，每令作人，伏首抑氣。」也絕非溢美之詞。

其實，無論是先前領導「慶曆新政」的范仲淹，還是後來推行「熙寧變法」的王安石和王雱父子，這些鐵骨錚錚的士大夫們，胸懷天下，勇於擔當，其「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人生理想昭如日月，是絲毫也沒有私心雜念從中作祟的。只是，理想一糾纏在政治之間，常常會不由自主地遭遇利益、權謀、傾軋，有時甚至慘烈到手足相殘、你死我活。王雱年紀輕輕，涉世不深，加上「頭巾氣」太重，欲與那些通過鬥爭上台的權臣們爭鬥，無異於以卵擊石，其英年早逝，這想必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王雱去世，給了曾經內心堅強、毫無畏懼的王安石以沉痛的打擊，他揮淚寫下《題雱祠堂》一詩：「斯文實有寄，天豈偶生才。一日鳳鳥去，千秋梁木摧。煙留衰草恨，風造暮林哀。豈謂登臨處，飄然獨往來。」表達了對愛子的哀悼，其凄然傷慟之情，溢於言表。從此，王安石無心政治，屢屢稱病辭官。晚年，王安石一直閑居江寧，在對兒子王雱無盡的思念里，終老於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