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樁殺人案撕裂朝野，陳子昂說表彰，柳宗元說不行！

（斯坦因敦煌繪畫）

「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

「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

這兩首唐詩，中國人幾乎無人不知——前者是陳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後者是柳宗元的《江雪》。

（唐代武器）

陳子昂與柳宗元，都是大唐的頂級文人，但在同一樁殺人案上，則「撕」了起來：

武則天在位期間（約684—704年），同州下邽徐元慶的父親徐爽，被縣尉趙師蘊所殺。趙師蘊升任監察御史後，徐元慶在驛站將其殺死，然後到官府自首。

這樁殺人案，事實與動機都非常清楚：徐元慶殺了趙師蘊，其殺人動機是為父報仇。

如何處理這樁殺人案？時任朝廷左拾遺的陳子昂，提出了處理意見：其一，「殺人者死，畫一之制也。法不可二，元慶宜伏辜。」陳子昂認為，徐元慶應該處以死刑；其二，因「父仇不同天」，徐元慶殺死趙師蘊是「孝義」行為，「宜正國之典，置之以刑，然後旌其閭墓。」陳子昂同時認為，徐元慶處死後應該表彰。

武則天採納了陳子昂意見，「編之於令，永為國典。」

但是，一百多年後時任禮部員外郎的柳宗元，批駁了陳子昂的觀點，這就是著名的《駁復仇議》。柳宗元認為，對徐元慶的殺人行為，結果只能有一個：或表彰，或處死，二者不能同時並存。

（《柳宗元龍城刻石》清代墨拓）

陳子昂與柳宗元的觀點，哪一個對呢？應該說都對！因為法律的根本目的在於建立和維護社會秩序，必須有與時俱進的一面。陳子昂與柳宗元之間時間跨度太大，同一案件最終才出現不同的觀點。縱觀唐朝，對殺人案的處理，其實一直是「動態」的。

唐初貞觀年間（627—649年），山西夏縣女子衛無忌的父親被同鄉人衛長則殺害，衛無忌長大後殺死了仇人。案子上報朝廷後，「太宗嘉其孝烈，特令免罪」，賜予田宅，令當地州縣官以禮嫁之。

同是貞觀年間，即墨人王君操的父親隋末為鄉人所殺，這事已過二十年，王君操將仇人殺死。「州司據法處死，列上其狀，太宗特詔原免。」王君操不僅被赦免，還被唐太宗表彰。

唐代的法律是相對完備的，對於殺人這種嚴重的「刑事犯罪」，處罰有明顯逐漸從重的傾向。再看「徐元慶殺人案」，如果是在唐初，肯定會判「無罪」，甚至加以表彰。陳子昂的處理意見，像是一種折衷，也像是過渡。到柳宗元時，要求二者必居其一，其實也就是從嚴、從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