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堅決反對推翻清朝，為何反被清政府嚴懲抓拿？

梁啟超是立憲運動的精神領袖，雖從戊戌政變起就一直是朝廷通緝的要犯，卻又名動天下，在當時之中國，以通曉中外政理著稱。所以，某些朝廷大員還與他暗通款曲，向他諮詢時務。1906年載澤、端方為預備立憲的出國考察報告實際就採用了不少梁氏有關文章；1907年法部尚書戴鴻慈還專門就法有關法部與大理院許可權問題寫信向梁請教。

當然，這些大員或許也有另一層考慮，梁啟超畢竟不是要推翻朝廷，相反還與革命黨論戰維護大清王朝；況且，光緒皇帝仍在，一旦慈禧過世，光緒重掌大權，梁還會得到重用。不論他們出於何種考慮，他們向梁請教還是給梁啟超帶來了間接影響朝政的機會，也使他產生了重被朝廷「接納」的一線希望。

梁啟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清朝光緒年間舉人，中國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學家、文學家。戊戌變法（百日維新）領袖之一、中國近代維新派、新法家代表人物。

立憲派要求召開國會的請願運動，是梁啟超最早發動的。早在1902年，他就提出應效仿當年英國「權利請願運動」：「彼英人在昔常有『權利請願』之舉，有『不出代議士不納租稅』之格言，真可謂惟一正當之手段，惟一正當之武器也。」國內立憲派響應他的號召，開始了轟轟烈烈的請願運動。

政聞社成立後，活動重點放在國內，派大批成員回國，廣泛聯絡各地立憲人士，推進國會請願運動。1908年2月，政聞社已發展成員500多人，為更好地在國內開展工作，本部遷往上海，馬相伯、徐佛蘇、麥孟華均回滬主持工作。在北京、四川、湖南、湖北、廣西、福建都派有專人前往進行組織建設和運動發動工作。

政聞社的工作方針有兩條：一是發動民間，二是聯絡官員。在發動民間、建立支部方面，取得了一些進展，但在聯絡官員方面卻非常不理想。由於慈禧對康、梁的痛恨眾所周知，所以許多熱衷立憲的官員也不敢與政聞社接近。慈禧寵臣岑春煊就是因為與維新人士有某種來往，被政敵袁世凱得知而革職的。

政聞社在國內的發展雖不順利，但國會請願運動卻一浪高過一浪。

從1907年，楊度以他領導的憲政講習會的名義發表意見書，號召人民重視自己的天職，力爭開國會。9月25日，憲政講習會派代表熊范輿、沈鈞儒等四人領銜、有100餘人簽名的請願書呈送都察院代奏，請求開國會。請願書指出：「國家不可以孤立，政治不可以獨裁，孤立者國必亡，獨裁者民必亂。」只有立憲開國會，才能消弭革命的禍亂，「獨裁之弊不除，內亂之源不塞」，強烈要求在一兩年內就開國會。

對此請願書，清廷不加理會，但是，在報上公開發表後，影響巨大。全國各立憲團體、開明士紳、甚至一些官員都起來響應，使楊度受到極大鼓舞。於是，他決定繼續發動請願運動。

楊度是湖南人，憲政講習會內也是湖南人多，楊度再次起草的請願書在湖南徵得4000餘人簽名，許多著名紳士都名列其中，領銜者為教育總會會長劉人熙、商會總理陳文瑋和陸軍部主事曾熙，仍堅持要求朝廷在一兩年內開國會。1908年3月中旬，他們再次將請願書呈送都察院代奏。

雖然清廷仍不加理會，但要求開國會的請願運動在全國各地更加轟轟烈烈開展起來，不少官員參加其中。面對如此輿情，清廷不能再不理會，但對開國會分歧激烈，無法達成一致，最後在1908年7月22日，朝廷諭令各省在一年內舉辦咨議局、制定咨議局議員選舉章程。但並未明確說明開國會的年限。

這道諭旨根本無法滿足立憲派的需要，先後仍有數十省派代表攜帶本省紳士簽名的請願書到京請願，有些省徵集到的簽名人數過萬，據說山西達兩萬之多。所以，山西省代表到京時，在京的山西籍官員竟然正裝到正陽門火車站迎接。甚至北京的一些八旗人士也要求開國會，簽名者有1600人。

面對如此局面，慈禧太后與支持她的頑固派官員認為任其發展最後無法控制局面，於是決定鎮壓。但是，如何鎮壓卻並不簡單。楊度是請願運動的最重要的發起者，但在請願運動高潮時由袁世凱、張之洞保薦，被朝廷委任為四品京堂、憲政編查館提調，已是四品高官。影響同樣大的是張謇領導的江蘇預備立憲公會，但張素以穩健著稱，且與朝中許多高官私交甚好，與袁世凱關係尤其密切。因此，慈禧無法也無意以此二人或此二會「開刀」。

楊度（1875年1月10日—1932年9月17日），清末反對禮教派的主要人物之一。湖南省湘潭縣姜畲石塘村人。

在請願高潮中，政聞社也以全體社員名義致電清政府的「憲政編查館」，提出限期三年召開國會的主張。而且，自稱政聞社成員和法部主事的陳景仁從南洋單獨致電清廷，不僅要求三年內開國會，而且要求將主張緩行立憲的赴德國考察憲政大臣于式枚革職以謝天下。康、梁素為慈禧所恨，於是，慈禧決定拿政聞社「開刀」。

7月25日，朝廷突然發一上諭，嚴責陳景仁和政聞社：「聞政聞社內諸人良莠不齊，且多曾犯重案之人，陳景仁身為職官，竟敢附和比暱，倡率生事，殊屬謬妄，若不量予懲處，恐譸張為幻，必致擾亂大局，妨害治安」，「著即行革職」。

對陳景仁的「革職」使人可氣又可笑。可氣的是因為上奏、請願要求開國會的官員為數不少，獨獨懲罰陳景仁明顯不公，輿論嘩然；可笑的是，陳景仁是「捐班」出身，其實是一個南洋商人，人都不在國內。但清廷就是要用此來鎮壓政聞社，同時敲打整個「立憲運動」。

此諭確使政聞社大受打擊，有領導人認為難以生存，「留此不生不死之團體，有害無益」，主張解散。梁啟超則認為解散容易今後再聚集難，不同意解散，想趁袁世凱的心腹唐紹儀赴美路經日本時向他解釋政聞社對袁的態度，爭取袁的諒解，如果不行再解散。

但8月13日，梁還未能見到唐紹儀時，由於傳言梁啟超要回國領導立憲運動，朝廷突然下旨查禁政聞社：「近聞沿江沿海暨南北各省設有政聞社名目，內多悖逆要犯，廣斂資財，糾結黨類，託名研究時務，陰圖煽亂，擾害治安，若不嚴行查禁，恐將敗壞大局。著民政部、各省督撫、步軍統領，順天府嚴密查訪，認真禁止，遇有此項社夥，即行嚴拿懲辦，勿稍疏縱，致釀巨患。」「悖逆要犯」主要就是指梁啟超。

由於朝廷嚴禁，政聞社確已難於生存，梁啟超再三考慮，決定解散，由總務員馬相伯登報宣布解散。

唐紹儀（1862年1月2日—1938年9月30日），清末民初著名政治活動家、外交家、清政府總理總辦、山東大學第一任校長，中華民國首任內閣總理 ，國民黨政府官員。曾任北洋大學（現天津大學）校長。

朝廷如此嚴厲鎮壓政聞社、且要「嚴拿懲辦」梁啟超，具有多重悲劇意義。

首先，梁啟超一直與革命黨論戰，堅決反對推翻清王朝、極力為清王朝辯護，一直主張合法、體制內變革，最後卻被清王朝當作「悖逆要犯」而「嚴拿懲辦」。這對他個人來說，是悲劇，也是諷刺。更廣些說，也是整個「立憲」的悲劇，主張和平變革的立憲的精神領袖卻不能回國、還被清政府通緝捉拿，這本身就使「至上而下」的改革理論的說服力大大減弱，使信服「革命」的人越來越多。

當然，更是清廷的悲劇，對一心護衛自己的改革者竟以「悖逆要犯」待之，政權內最高統治者慈禧卻一直對十年前內部「權爭」之事耿耿於懷，不知道清王朝已危如累卵，不知道梁啟超有多高威望與能力，不僅不想方設法撫平當年創傷，不安撫當年因主張體制維新而受迫害的政治家，不讓其為己所用，而是依然毫不寬容當年的政敵。「為淵驅魚，為叢驅雀」，此之謂也！大清王朝的最高權力者仍把為其辯護的梁啟超等改革者當作體制的敵人，最終它失去了領導改革的能力與機會。

摘自《從甲午到辛亥》雷頤(著)，東方出版社授權合作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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