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爾佐格這篇演講詞感人肺腑，讀完讓人拭淚不止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今天，我們要致敬的對象是洛特·艾琳娜·艾斯納琳。布萊希特——雖然我很不願意承認，但他總是對的——是第一個以「艾斯納琳」為昵稱呼喚她的人，這個昵稱後來被廣為採用。

洛特·艾斯納

艾斯納琳是一個什麼樣的人？我必須坦誠地說：她是我們所有人的良知，是新德國電影的良知，是朗格盧瓦去世後整個電影世界的良知。她幸運地從納粹帝國的魔掌中逃了出來，現在重又踏上德國這塊土地，回到了我們身邊。洛特·艾斯納，您能重回故土是我們意想不到的奇蹟之一。

願神祝福將這項「海爾默·考特納電影文化獎」頒發給她的評委們；祝福她座位所在的杜塞夫這個城市；祝福各位女士先生們——你們的蒞臨表明了你們對她的敬愛。

朗格盧瓦，這條為我們守護珍寶的狂野巨龍已經離我們而去，而今我們只有艾斯納琳了。洛特·艾斯納，我在此向您表達敬意，您是地球上唯一存活的猛獁象，是地球上唯一僅存的在電影誕生之始就認識到其重要性的見證者；更確切地說，您認識影響電影萌芽發展的許多重要人物，並且給予他們幫助。

朗格盧瓦

包括1904 至1914 年間拍攝電影的魔術師梅里愛——雖然您是在那之後才與他相識的——以及愛森斯坦、卓別林、弗里茨·朗、施特羅海姆、馮·史登堡、讓·雷諾阿等。所有人，無一不崇敬您。這份對您的敬意，延續到了他們的下一代，而今又傳遞到了這一代人。

艾斯納琳是我們朝聖之旅的終點。在她巴黎那窄小的住宅里，來來往往的幾乎都是年輕人——這是因為她有一顆年輕的心。可惜您的身體已經衰老，而這令您苦悶煩惱，因為您是多麼想和我們一起上山走走。

洛特·艾斯納，我必須提及那晦暗的時刻。那是1974 年，德國新浪潮電影尚不成氣候，正處於脆弱的萌芽階段，你怯弱地想任由死神奪走自己的生命、就此與我們永別。我們不能容許您離我們而去。那時我試圖向神懇求命運垂憐，請容我在此引述當時寫下的句子：

赫爾佐格

我們的艾斯納絕不能死，絕不允許她死，她不會死的。她還好好的，她根本不會死。現在還不是時候，誰准許她就這樣死掉。我每踏出一步，大地就開始顫抖。當我行走，就是行進的野牛；當我停步，便是靜止的山巒。

她怎麼能死！她不許死，也不會死。等我到了巴黎，她一定還活著。不會有別的可能，因為我們不允許。她不能死——也許以後可以，但要在我們做好準備以後。

洛特·艾斯納，我們多麼希望您永遠與我們相伴！但我現在要解除這不能死的可笑咒語，因為您已經完成了您的使命。我懷抱著對死亡的敬畏——雖然死亡是人類最有把握的事——以最嚴肅的態度說出這番話。我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是您使我們堅強起來，是您使我們得以與自己的歷史連接起來，最重要的是，您賦予了我們「正當性」。

因為二戰，德國電影的發展之路發生了中斷，然而奇怪的是，這條路其實早在二戰之前就已經斷了，通往的只是空白和虛無。在那長達四分之一世紀的空白中，除了極少數的電影和導演（例如施多德、考特納）為人所知以外，德國電影可以說是銷聲匿跡了。

施多德

但戰爭對文學和其他領域的影響似乎並沒有那麼明顯。我們是德國電影導演的新生代，同時也是沒有父親的一代。我們是孤兒，我們只認識我們的祖父一輩，也就是茂瑙、弗里茨·朗、帕布斯特等20 世紀20 年代那一輩。

您撰寫的著作，為歷史的溝壑搭起了橋樑。尤其是關於德國表現主義電影的那部《著魔的銀幕》，我確信它是關於表現主義時期電影最權威的研究著作。您所寫的關於茂瑙和弗里茨·朗的書，您對巴黎電影資料館的貢獻，以及對我們這群年輕人的命運的參與，為我們歷史和文化史上的斷裂搭起了橋樑。

弗里茨·朗

這一切所代表的意義，法國人是永遠無法了解的，他們雖然也經歷了相同的災難，卻能幾乎不受影響地繼續發展；義大利人也不能了解，他們在戰後馬上開創了新現實主義；美國人、蘇聯人，他們都無法了解。只有我們自己才能衡量這其中的萬千意義。

有一次，我因為受到他人的譏諷嘲笑而萬念俱灰，當我絕望地來到她的面前，她輕描淡寫地丟給我一句話：「聽著，電影藝術史絕不允許你們這些年輕一代的德國導演放棄！」

對我們具有極為重大意義的第二個問題，是正當性。這些年來，我一直堅持並向他人解釋：我們德國重新擁有了具有正當性的電影文化。各位女士先生們請不要誤會，這一正當性是相對於納粹時期強加在我們身上的不正當的殘暴行徑而言的。

然而，這個正當性不是依靠一個簡單的聲明抑或是一個蠻橫的命令就可以獲得的；而是艾斯納琳，我們最後的權威，所賦予我們的。有了她的授權，我們才擁有了正當性。

也許可以這樣解釋：在中世紀，如果一個人依據王位繼承製度被加冕為國王，他還需要從羅馬教皇那裡獲得成為國王的正當性。而我們，是因為艾斯納琳的宣告而獲得正當性的，也正是因為獲得了這一正當性，我們才能走到國外觀眾的眼前。

艾斯納琳是一個什麼樣的人？我再次提出這個問題。洛特·艾斯納，您今日在我們心中的形象，難以從您過去的人生中看出端倪。您五歲時就閱讀了卡爾·麥的作品，希望自己有著紅色皮膚。您至今仍嗔怨母親沒把您生成一個紅皮膚的男孩。

您用地毯搭起印第安式的帳篷，模仿印第安人剪去洋娃娃的頭髮。在同齡孩子還根本不識字的時候，您已經被那些古老文明的傳說深深吸引了。上學後，您開始在教室里讀陀思妥耶夫斯基。後來，您獲得了考古學和藝術史博士學位，成為考古學家和藝術史學家。

而今日，輾轉繞了一大圈後，您成為了一位另類的考古學家：從事別樣的探索與發掘。曾經，有位女同學向您提起一個男孩，這個可愛的男孩聲稱自己是個作家，還在筆記本里寫了一出舞台劇的劇本。因為這位女同學對文學一竅不通，便請求您幫她看看這個劇本——只有這個劇本寫得好，她才願意接受這個男孩的追求。

這齣劇的劇名叫《巴爾》（BAAL），您在連夜讀完後說道：「聽著！他將成為德國最傑出的作家！」當時這位作家還不叫貝爾托（Berthold），而是尤金（Eugen）。那是發生在1921 年的事。

布萊希特

您不願意當考古學家，因為對您來說考古學家就如同把生菜葉拿來切碎的廚師一樣不解風情；您也不願意當博物館館長，生活在過去的塵埃之中。您的博士生導師在當時就建議您：「從你的博士論文中能看得出你很有文采，盡情施展你的才華吧！」

您的文章內容涉及文學和戲劇，您與萊因哈特以及其他20 年代的戲劇大師和文學家都有密切往來；後來，您點燃了電影界的火把，這火焰持續燃燒至今。

1933 年，您寫了一篇關於哈里·皮爾18 的電影《毒氣》的文章，希望您的讀者也發現那個您已然覺察的恐怖異象。納粹黨報《人民觀察者》對此的回應是：「《電影信使》露出了真面目。那個布爾什維克的猶太女記者洛特·艾斯納……」，然後寫了一句我幾乎不敢加以引述的話：「如果有哪顆頭顱必須要落地，必定是她這一顆。」希特勒奪權當晚，洛特·艾斯納火速離開了德國。

就像這個國家的其他精英一樣，您的兄弟姊妹猶豫著是否要跟隨您。早有先見之明的您告訴他們：「再晚一點的話，能來得及收拾行李都是萬幸了。」德軍佔領期間，您在法國隱姓埋名藏匿了好幾年，堅強地活了下來。當時您還許願死後要將骨灰撒在法國的某處森林裡。

您沒有放下您的工作，還與亨利·朗格盧瓦一起拯救了幾千部默片；若不是你們，這些重要的資料將永遠消失在歷史中。您不僅寫下了許多對我們而言意義重大的著作，而且持續不斷地發掘新人、提攜後進。當我們歷盡艱辛完成我們的第一批電影作品時，您毫不猶豫地向我們伸出了援手。是您，激勵著我們前進。

在此，請允許我向各位女士先生們朗讀一段文字，這是1974 年的聖誕節前夕，當我結束了那段艱苦之旅後寫下的文字：

終於，我來到了艾斯納女士的家。她看上去很疲憊，滿臉倦容。看來已經有人打電話告訴她，我是徒步走來的。我原本並不想說，因為這讓人很難為情。她又給我推來了一把椅子，好讓我把腫痛的雙腿抬高。

在沉默的尷尬中，一個念頭閃過我的腦海——反正氣氛已經這麼奇怪了，說出來也無妨——我說，我們一起把火生旺來捉魚吧。她看著我，優雅地微微一笑。她知道我是獨自一人一步步走來見她的，她理解了我。有那麼美好而稍縱即逝的一個瞬間，一股暖流湧入了我疲憊不堪的身體。我說，把窗戶打開吧，在這些天里我學會了飛翔。

洛特·艾斯納，我不是唯一一個得到您的幫助和鼓舞的人，我衷心地感謝您！各位女士、各位先生，也謝謝您們。

沃納·赫爾佐格

1982 年3 月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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