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有個罪名「妻妾毆夫」罪，只要動手便負刑責，嚴重者凌遲處死

《大清律例刑律鬥毆下》關於「妻妾毆夫」罪是這樣規定的：「凡妻毆夫者，但毆即坐。杖一百，夫願離者，聽。須夫自告乃作。至折傷以上，各驗其傷之重輕。加凡斗傷三等；至罵疾者，絞；決。死者，斬。決。故殺者，凌遲處死。兼魘魅蠱毒在內。若妾毆夫及正妻者，又各加妻毆夫罪一等。加者，加入於死。但絞不斬，與家長則決，於妻則監侯。若罵疾者、死者、故殺者，仍與妻毆夫罪同。其夫毆妻，非折傷勿論；至折傷以上，減凡二人等。須妻自告乃坐。先行審問夫婦，如願離異者，斷罪離異；不願離異者，驗所傷應坐之罪收贖。仍聽完聚。至死者，杖一百、徒三年。妻毆傷妾，與夫毆妻罪同。亦須妾自告乃坐。過失殺者各勿論。

從前述有關「妻妾毆夫」條的法律記載來看，是單從狹義上闡釋法條的演變過程的。但若從廣義上講，「妻妾毆夫」條又不限於妻或妾對夫的不恭不敬，還包括對夫之父母、服制親屬的毆打漫罵的行為。在唐代就有「諸妻妾詈夫之祖父母、父母者，徒三年；須舅姑告，乃坐。毆者，絞；傷者，皆斬；過失殺者徒三年，傷者徒二年半。」的規定。

不但如此，對於故夫之舅姑若有收、詈之行則「各減毆、詈舅姑二等；折傷者，加役流；死者，斬；過失殺傷者，依凡論。」這裡所說的「故夫」按《疏議》的解釋是「『故夫』，謂夫亡改嫁者；其被出及和離者，非。」而對於有服制的親屬，「諸妻毆詈夫之期親以下、總麻以上尊長，各減夫犯一等。減罪輕者，加凡斗傷一等。妾犯者，不減。死者，各斬。」妻妾在家族範圍內無論是對夫還是夫之親屬，一旦做出越軌之舉便要受到刑罰處罰。

此規定發展到了清代則被細化的更加明確，《大清律例》中將妻妾毆夫之父母、服制親屬和妻妾罵夫之父母、服制親屬分別置於《刑律鬥毆下》和《刑律罵詈》兩章之中，且規定也較唐代嚴明苟刻。「凡子孫毆祖父母、父母，及妻妾毆夫之祖父母、父母者，皆斬。殺者，皆凌遲處死……過失殺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傷者，杖一百、徒三年。俱不在收贖之列。」針對詈罵的刑罰則更加嚴重，「凡罵祖父母、父母，及妻妾罵夫之祖父母、父母者，並絞。須親告乃作。」而針對「期親以下」、「總麻以上」的親屬毆打，都要「與夫毆罪」相同，不再減等處罰，妻妾毆故夫父母亦不減等，仍按「毆姑罪同」。法律發展到了清代，對婦女的要求越來越高，一旦犯罪，處罰程度則越來越重。但是反過來，卻沒有毆死故妻之父母的規定。

可以說，法律發展到清代有關「妻妾毆夫」罪無論在罪狀描述還是懲罰力度亦或是情節分類、加害人受害人身份的區分情形上都己十分詳盡，從整體上看，本罪的規定全面、具體、嚴格，不僅適用凌遲刑，而且因為妻妾毆打丈夫的行為而導致其夫殘廢或死亡的都要予以死刑立即執行，維護「夫權」地位的至高性不容爭辯。

首先，在「妻毆夫」問題上，清代立法一方面強調加害人的主觀能動性——只要有毆打行為無論輕重「毆即坐」，另一方面注重驗傷定罪；不僅如此，《大清律例》中對於至夫駕疾、死者均施行死刑立即執行，由此可見，在刑罰執行上也較明代更加嚴格。「故殺者」的情形中也增加了包括「魘魅蠱毒」在內的情況，對本罪儘可能出現的情況做了梳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