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師、親愛的朋友米爾頓?弗里德曼

編者按

2006年11月16日，著名經濟學家、197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米爾頓?弗里德曼逝世，享年94歲。

作為弗里德曼的學生、同事與朋友，加里?貝克爾在文章中回顧了他在《資本主義與自由》一書關於如何改進公共政策的著名建議，並追憶了他生前的生活點滴。

我的老師、親愛的朋友米爾頓?弗里德曼

文|加里·貝克爾

（芝加哥大學教授、199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2006年11月16日，米爾頓?弗里德曼與世長辭。如果我們將他對於經濟學與公共政策的貢獻合并，他就是20世紀最具影響力的經濟學家。

我與弗里德曼相識已經幾十年。最初，我作為芝加哥大學的研究生，是他的學生；之後，我成為他的同事、顧問和非常親密的朋友。在此，我不想過多地談論他作為一個同事是多麼出色；我想要描述的是，我與作為教師的他的第一次接觸，因為那大大地改變了我的經濟學思路，以及我對人生的看法。

米爾頓·弗里德曼

半個世紀前，在第一次聽過他的課之後，我就意識到多麼幸運，擁有了一位非凡的經濟學家當老師。那堂課上他提了一個問題，我飛快地舉手，他點我回答。我記得當時他說：「那並不是答案，你只是換了一種說法，把問題複述了一遍。」我羞愧地坐下，但我知道他是對的。

那天回家路上，我決定，儘管我在普林斯頓學過很多經濟學知識，儘管我還有兩篇經濟學論文即將發表，我都必須從頭開始學習經濟學。在那之後的六年中——其中有三年是作為芝加哥大學的助理教授，我在弗里德曼的教誨下，從一個全新的角度學習經濟學。那是我一生的智識發展中最激動人心的時期。

在考察弗里德曼對經濟學的眾多貢獻時，我將忽略他在經濟理論上的主要貢獻，其中包括：他在解釋總消費和總儲蓄時對「永久性收入」的強調；他對美國貨幣史的研究；他對20世紀70年代「滯脹」的解釋；他關於穩定的、可預期的貨幣體系有助於穩定經濟運行的分析；他早期在人力資本理論及度量方面的貢獻；他對不確定性選擇的討論以及他關於經濟學方法論的著名論文。

我要回顧的，是他在1962年出版的卓越著作《資本主義與自由》中的觀點，其中包括了他關於如何改進公共政策的幾乎所有的著名建議。這些建議基於兩個基本原則：第一，在大多數情況下，個體都遠比政府官員和知識分子更清楚他們自己的興趣和利益所在；第二，商品和服務提供者之間的競爭，包括思想創造者和政治職位追求者之間的競爭，是為個體和家庭利益服務的最為有效的方式，對社會最貧困的成員尤其如此。

《資本主義與自由》

米爾頓·弗里德曼 著

芝加哥大學出版社

1962年

基於一篇發表於20世紀50年代的文章，弗里德曼在此書中提出了著名的教育券制度。教育券制度同時包含了以上的兩個原則，即一般而言，家長們比教師工會和學校當局更清楚孩子的利益所在，學校之間的競爭是為學生利益服務的最佳方式。此外，他還加上了一條，即人們能夠而且應該將「政府為教育提供資金」與「政府經營學校」二者區分開來。教育券制度保留了政府為教育融資的功能，但它迫使公立學校為了爭取資金，與營利性和非營利性的私立學校展開競爭。

在觀念領域的論爭中，無論是對基礎教育還是大學教育，我相信教育券制度都已經贏得了勝利。但迄今為止，教育券在實踐方面還只獲得了有限的成功。這主要是因為公立學校的教師工會極力反對這一制度，他們懼怕來自私立學校的競爭。

個人選擇與競爭也是弗里德曼1962年所提出的激進的政策建議——將社會保障體系私有化——的基礎。在我看來，他正確地指出，如有適當的激勵，大部分家庭都會為其養老做好準備，而且應當允許家庭投資於由競爭性投資企業所提供的養老基金。當時，美國和其他所有建立了養老金體系的國家都對收入徵稅，其徵收方式往往導致工作激勵的降低，並刺激地下經濟活動的發生。然後，徵得的稅收再按照由政治運作決定的標準，發放給退休者。

第一個私人養老金體系出現在智利，其依據的正是《資本主義與自由》所提出的模式。隨後，智利模式被許多國家所效仿，如墨西哥、新加坡和英國。雖然美國也有可享受稅收優惠的個人退休賬戶（IRA），但如果不進行重大的變革，美國的養老金體系在未來大約15年內將會引發巨大的財政赤字；儘管如此，美國仍未對其基本社會保障體系實行私有化。

在《資本主義與自由》中，弗里德曼建議實施單一的所得稅。他認為，如果美國採取稅率約為20%的單一所得稅制，徵收的稅款將與從前相當；而且，比起60年代初開始實施的累進所得稅制，徵稅手續將會大大簡化，徵稅成本也能顯著降低。

現在，關於最優稅率的深入的理論分析已經得出結論，即單一的所得稅率可以最好地將經濟效率和對貧困家庭的收入再分配結合起來。而弗里德曼之所以提倡單一所得稅制，仍然是由於他深信，個體會對經濟激勵做出反應，而且會採取措施擴大其利益。因此，高度累進的稅制會刺激納稅人去尋找並利用稅制的漏洞，通過隱藏或轉移收入的方式，合法或非法地減少其稅收支付。

香港較早地採取了單一所得稅制，近來又有許多國家跟進，包括俄羅斯和另外八個東歐國家。自從弗里德曼發表其著作以來，美國也顯著地簡化了其稅收結構——尤其是通過1986年的稅收改革法案。但不幸的是，在那次改革過後，稅制的累進性又逐漸得到了增強。

《資本主義與自由》並未討論志願兵役制；但在與這本書同時期的幾篇文章中，弗里德曼的確提出，要用志願兵役制代替徵兵制。他談到，由於實現了愛國情感與經濟機會的結合，志願兵役制可以用較為合理的成本吸引自願的男性和女性，組建一支具有獻身精神的軍隊；在不需要進行全民動員的時候，志願兵役制尤其有效。

由於弗里德曼對志願兵役制的大力提倡，尼克松總統安排他進入了一個相關的委員會中。委員會的許多人最初都反對將徵兵制改為志願兵役制，尤其是駐越美軍司令官威廉威斯特摩蘭將軍。但弗里德曼最終說服了大多數人。1973年，美國改為志願兵役制。這一體系迄今運轉良好，現在已經幾乎不會再有軍隊將領想要回到徵兵制了。

在《資本主義與自由》及50年代的一篇文章中，弗里德曼建議取消固定匯率的布雷頓森林體系，改為完全浮動的匯率制度。在浮動匯率制下，匯率是由個人和企業對不同貨幣的競爭性供給和需求決定的。當時流行的觀點是，浮動匯率體系是不穩定的。而弗里德曼詳細論證說，浮動匯率制度雖然並非固定不變，但卻是穩定的——不穩定的匯率意味著，在平均意義上投機者會賠錢，但他們自己卻不相信這一點。關於投機者的這種觀點遭到了挑戰，但我認為弗里德曼基本上是正確的。

無論如何，當尼克松於1972年取消美元與黃金的掛鉤，並在1973年代之以浮動匯率體系以後，問題得到了決定性的解決。當時，芝加哥商品交易市場正處於里奧梅拉梅德的領導之下，他們看到了在不同貨幣之間建立期貨市場的機會；在弗里德曼的幫助下，他們實現了這一目標。通過貨幣期貨交易的方式，這些市場為企業提供了對沖匯率風險的機會。它們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並永遠地終結了「浮動匯率制度並非有效」的觀點。

《資本主義與自由》的第一章考察了經濟自由與政治自由之間的關係。弗里德曼認為，經濟自由將促進政治自由；沒有經濟自由，政治自由難以長久。「提供經濟自由的經濟系統，即所謂『競爭性資本主義』，同樣也能促進政治自由，因為它將經濟權力從政治權力中區分開來，從而讓個體能以一種權力抵抗另一種權力。」

此後的事實表明，當經濟自由從極權體系（例如皮諾切特在智利、蔣介石在台灣的統治）下發端以後，經濟自由將產生經濟的增長和其他一些變化，最後通常都將導致更多的民主，如同在台灣、韓國和智利所發生的那樣。由此帶來的一個重要啟示是，如果中國在朝向更多經濟自由與經濟增長的道路上繼續邁進，那麼，中國將會變得更加民主。

關於人們能否在沒有經濟自由的情況下擁有民主，弗里德曼說：「無論在何時何地，我都找不到這樣的例子——人們有很多政治自由，同時卻又沒有運用與自由市場類似的某種機制，來協調大量的經濟行為。」瑞典和其他斯堪的納維亞國家是富有活力的民主政體，同時這些國家的所得稅占人們收入的一半以上。不過，大部分稅收還是以養老金、醫療保障及其他方式轉移到了個人那裡。雖然這些國家在經濟方面主要依靠私人企業而非國有企業，但這樣的自由度是否足以表明人們具有充分的經濟自由呢？這依賴於經濟自由的定義；但我相信弗里德曼是正確的，即對經濟自由的徹底限制是與民主相悖的。

在更私人的意義上，米爾頓?弗里德曼最令我感動的，是他的優秀品格——他從來不會為了博取好感而折衷自己的觀點；他永遠都是那麼樂觀；他對於他所愛的人們滿懷忠誠；他在辯論中從不摻雜對對手的人身攻擊，並且深愛這種辯論；他以非凡的勇氣面對別人長久以來加之於他的惡毒誹謗。

我已經記不清有多少次，我和他一起參加討論會；記不清有多少次，我和我妻子與他和羅斯彼此拜訪，共度愉快時光。作為他的妻子，他近70年來的伴侶，羅斯也是一位優秀的經濟學者。當她相信弗里德曼的想法錯誤或是不夠嚴謹的時候，她從來都會毫不猶豫地堅持與丈夫不同的意見。

上周一（2006年11月6日——編者注）我與弗里德曼通電話時，他聽上去頗為健康，對自己的身體狀況非常樂觀，儘管當時他剛剛重病住院一周歸來。疾病不久就奪走了他的生命。雖然他的思想長存，但我卻很難相信他已不在人世。我再也無法去徵詢他對我文章的意見。但是，對我的任何想法，我都將繼續詢問我自己：我的老師、我親愛的朋友米爾頓?弗里德曼，是否會認為這些觀點是正確的？

作者加里?貝克爾（Gary Becker）為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199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本文為作者授權本刊獨家發表

弗里德曼小傳

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12年出生於美國紐約市布魯克林區，是俄羅斯猶太移民後裔。他曾於1932年-1933年在芝加哥大學經濟系學習，獲碩士學位；1946年從哥倫比亞大學獲得博士學位之後，即任教於芝加哥大學經濟系，直至1977年退休。

弗里德曼開創了現代貨幣數量論，並在許多理論問題上做出了卓越貢獻。其主要論著包括《貨幣數量論研究》、《消費函數理論》、《美國貨幣史：1867-1960》（與安娜?施瓦茨合著）等。1976年，由於在「消費分析和貨幣史與貨幣理論方面的成就，以及論證了穩定化政策的複雜性」，他被授予諾貝爾經濟學獎。

他還以對自由市場和個人自由選擇的闡述廣為公眾所知，《資本主義與自由》就是這方面的代表作。他曾於1980年、1988年和1993年三次訪問中國。

弗里德曼於1938年與羅斯?迪雷克托（Rose Director）結婚，他們共同撰寫了《自由選擇：個人聲明》、回憶錄《兩個幸運的人》等許多作品。他們有兩個孩子，珍妮特是律師，大衛也是經濟學家。

刊於財新網文化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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