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家族準備一百年，後代才有機會高中進士

自從科舉制度誕生以來，平民百姓有了一條通往光明的康庄大道。讀書人通過科舉可以一夜暴富，表面看來，科舉制度似乎存在公平性的一面。但事實上從一個讀書人到高中進士，這條路上的成功者卻是極少數，完全可以用中國人形容幾乎不可能的「萬一」來表達。

在傳統時代，由庶民上升到上層士紳階層，並不比駱駝穿過針眼容易太多。明清兩代士紳佔全社會的比例，在最多的時候只佔1%左右。除了納捐、軍功這樣在特殊歷史時期才會大開的上升之門外，傳統社會中平民向上流動的最主要途徑就是科舉，而科舉的錄取率極低。

就以科舉最低一級功名「生員」（秀才）而論，整體錄取率只在1%左右，以1850年為例，在200萬名參加院試的讀書人中，只有3萬名（大約1.5%）成為了生員。至於高級功名，則難上加難。

因此，從庶民到上層士紳的奮鬥，極少數是一代人能完成的事業，往往是數代積累，接力式地一級一級向上不懈努力，才可能有所突破。宋韻在《階層與流動》一文中，對明代二十個家庭的奮鬥史進行分析，得出的結論是明初農戶入仕經歷的時間大致為四五代，計一百三十餘年。

這一漫長的奮鬥過程中有許多規律性現象。第一，奮鬥過程的起點往往是庶民家庭出現一個經濟上升的過程。第二，前代人在科舉中獲得低級功名，為後代獲得高級功名奠定了基礎。

經濟上升才能保證家庭供給子弟讀書的能力。中國科舉制度最令人稱道之處就是它的公平性，然而在傳統社會現實條件的制約下，制度設計所能提供的公平性仍然有很多局限性。

在分析了從清朝康熙到宣統年間的915份朱墨卷子後，得出的結論是，科舉看似公平，但是實際上對城鎮居民、有產之家庭更為有利。很多學者也一致認為，科舉制實際上更有利於財富權勢者。因為供孩子讀書，首先意味著家中有一個勞動力要長期脫離生產。

同時，參加考試特別是鄉試以上級別的考試所花的費用頗多。每逢鄉試，士子們進城考試，都要租房居住，而此時的房租是平常的幾倍，非一般貧寒子弟所能承擔。而參加京城的會試，花費更是驚人。

有些離京城較遠的省份，第二年三月舉行的會試，在前一年的十二月初就要準備上路趕考，旅途勞頓之苦，費用之高不難想像。這種規模的支出，是中農以下家庭所難以負擔的，所以大部分科舉的成功者都出自小康以上的家庭。

而須前代人在科舉中獲得低級功名為後代做墊腳石，這是因為獲得高級功名的難度遠遠大於低級功名。以清朝為例，在全國3萬生員中，只有1500名能成為舉人，而在舉人中最後只有不到300名可以通過殿試。大概計算一下，進士的錄取率是在0.000136%，略大於「萬一」。

由庶民家庭白手起家的第一代科舉成功者，由於家境所決定的教育質量的限制，往往只能止步於第一階段。但是他們卻可以給自己的孩子提供比自己享受到的更為優越的教育環境，往往會親自做孩子的啟蒙老師，以自身作為孩子向上攀登的階梯。

事實上，傳統時代絕大多數獲得高級科舉功名者都是由有功名人家的第二代或是第三代完成。根據抽樣調查統計，成為舉人者，其祖、父兩代都取得過基礎功名，明清兩代近70%的進士並非出身於普通平民之家，如果單以清朝而論，則80%以上的進士三代祖先中至少有一個是生員。

其中曾國藩和李鴻章就是很好的例子。李鴻章祖上家境貧寒，到了高祖的時候，由於勤儉持家，才有了田地二頃，正是有了自家的田地，才有了一定的經濟基礎。李鴻章祖父李殿華立志要光大門戶，發憤苦讀，無奈時運不濟，兩次鄉試均告失敗，止步於生員。

李殿華從此退居鄉間，率子孫耕讀，「足不入城市五十年」。他自己承擔起所有家事，讓自己的子孫們專心讀書。但是李殿華的兒子李文安科場之路也開始也不順利，成為秀才之後數次鄉試不中。李文安把厚望又寄托在李鴻章的身上。

李鴻章六歲的時候，父親就給他開了蒙，親自教授，日夜督促。命運終於對李氏家族的頑強努力加以回報，李文安父子後來雙雙金榜題名，成為當地的望族。

曾國藩家族的科舉史和李鴻章十分相似，湘鄉曾氏接力式奮鬥的起點，也就是經濟地位的上升是在曾國藩的祖父曾玉屏一代完成的。曾玉屏對曾氏家族的貢獻，不僅是改善了家庭經濟條件，更關鍵的是高瞻遠矚地供自己的兒子讀書。

在曾玉屏的嚴厲督責下，兒子曾麟書無奈天賦太差，前後應試十六次秀才都失敗了，直到四十二歲頭髮快發白的時候才得補縣學生員。

雖然來得有點晚，然而這畢竟是曾氏家族史上破天荒的重大突破，值得大書特書，曾國藩回憶父親生平時，不覺感嘆：「五六百載曾氏無人與於科目秀才之列，至是乃若創穫，何其難也！」

正如一般世家大族一樣，有了父親和他兩代的積累，曾氏一族才在後來的科名中連綿不絕。由此可見，在古代貧寒子弟能高中進士似乎比登天還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