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學等於中狀元？季羨林留學一為了飯碗二為了面子

社會情緒與風氣確實鼓勵著留學的夢想，如陳之藩就將「留學」與「中狀元」相提並論，季羨林則將留學比作「寶塔結頂」，之所以「牽動著成千上萬青年學子的心」，不僅僅是留學歸來會增加個人的就業能力，可以「驕其同儕」也是很重要的一點。

最近有兩起新聞，一起是一位留日女學生的媽媽，在女兒被害後，在微博上瘋狂轉發大V微博，希望大家幫助追查殺害女兒的真兇。

另一起是81歲的中國老人被遺棄在亞特蘭大機場，據說她的女兒孫女給她買了11月6日回國的機票，11月3日就把她送到機場，讓老人獨自在機場等候三天。在航空公司與當地華人的幫助下，老人才登上了歸國的班機。

被遺棄在亞特蘭大機場的老人

自然，就有媒體梳理近年來的留學生負面新聞，校園暴力，跑步失蹤……留學是近年持續發燒的熱門話題，只是，在所有的媒體報道中，我們很少聽見作為主體的「留學生」說了些什麼。

比如那位被害留日女學生的媽媽，在她的自述里，2011年，「我有個想法，想讓女兒去日本讀書」，然後到處找親友借錢，遭到親友反對……2011年她女兒已經成年了，為什麼不是「她想去日本讀書」，而是媽媽「想讓女兒去日本」？

被遺棄在亞特蘭大機場的老人，據說是一位退休教師，先支持清華大學畢業的女兒到美國留學，幫女兒帶大孫女到12歲，隨她移民美國，為了孫女上大學賣掉了北京的房子……為什麼父母要為了已經成年的子女在美國的未來，投入這麼大的成本呢？

前段時間熱播的電視劇《小別離》，我們也無法從中看出子女一代自身非要留學不可的動機：方朵朵成績尚可，卻被編劇硬安上了「考試恐懼症」；張小宇完全是被親爸後媽送瘟神一樣送出去的；琴琴本來是學霸一枚，母親卻認為出國代表著更完美的前途……整部劇看下來，「子女留學」完全是一種功能性情節，因為到後來，朵朵成了大神級網路作家，自願選擇回國，小宇在國外觸犯法律，被學校開除，琴琴也沒有出去，似乎大家也過得挺好，出國這事兒，似乎只是用來為家庭劇製造矛盾以便解決矛盾推動劇情的工具。

《小別離》機場送別劇照

不過這樣的敘事，倒是折射了目下留學熱潮的一種現實：留學更多的是出於父母的選擇，而非出自子女的強烈意願。

相比之下，最「迫不得已」的原因，反倒是18歲的新留學生王若沖在自傳體小說《飄二代》里輕描淡寫的，似乎是天經地義的表達：「國務院公示一年了，也沒能給媽媽拿下戶口……咱們大學得出國了。」

在北京上學的「飄二代」們，沒有辦法留在北京高考，回戶口所在地去考，在全國高考不同題不同範圍的前提下，也特別不現實。「出國」似乎就成了唯一的救贖之途。

可是，這仍然不是留學應有的本身目標，不是嗎？我們不是因為求智而留學，也不是因為熱愛而留學，我們是將留學當做了一盤生意，還是家族化生意。從托福班到國際班，到幾十萬一年的學費生活費，都是一種投資，留學生只是投資的負載體。一旦出了問題，不管是被人殺害，還是遺棄老母，都算是血本無歸。

還是在《飄二代》里，高中的高考班同學喊出了充滿情緒的一句話：

「你們國際部不就是有錢嗎？學習不好不高考花錢出國，你他媽憑什麼跟我們這兒橫啊？」

這或許代表著一種偏見。然而，留學變成一種工具，一種投資，真的是正常的現象嗎？或者說，留學作為投資，是一種風險如何收益多大的投資？

中國之官派留學，始於同治十一年（1872），那就是著名的「留美幼童」。而私人留學還要早些，策劃幼童的容閎，跟著傳教士去美國，距鴉片戰爭結束才不過數年。

1872年首次赴美留學的30名幼童在上海輪船招商局門前

從人數上看，留學自然是越往後越多，越往後越普及。據《大留學潮》作者張倩儀女士統計，自1890年代至1950年代，60年間，留美留歐留日的學生加起來，也不過四十餘萬。教育部數據顯示，從1978年到2015年底的37年間，走出國門的中國留學生累計達404.21萬人。

據《2016年中國出國留學發展趨勢報告》指出，以中學生為主體的低齡留學生髮展迅速，截至2015年11月，赴美就讀的中國中小學生已經高達34578人，佔在美就讀的國際中小學學生的52%，並繼續保持兩位數增長比例。

也就是說，改革開放之後，中國留學人數已是從晚清到民國留學生總數的十倍，而與1870年設計為留學十五年的120名留美幼童相比，中小學齡的人數更是增了近300倍。

你當然可以將之視為中國教育發達，社會開放的表徵，然而，稍知中國社會現狀的人都知道，很多家庭都是咬著牙甚至欠著債把孩子送出國去的。那麼，對於國家社會而言，對於家庭而言，這是值得的嗎？

誠然，中國從基礎教育到高等教育，都很難說得上盡如人意（別用差強人意哈，快被漫天塞野的這個錯誤用法逼瘋了），不過，從留學的性價比考量，從留學的風險成本考量，留學肯定不是一門穩賺不賠的生意。

當下中國的留學，與房地產有相似有不似。相似之處是中長期投資，大都出於某種焦慮情緒的驅使，不乏盲目跟風的成分，不似之處，則是教育投資畢竟與別不同，不只與政治風向、經濟環境、社會發展相關，個人作為投資對象，可謂至關重要。

可是留學的普及化，與房地產的瘋漲一樣，一般人已經忘記了留學目的為何，似乎只要一留學，無論怎麼留，都比不留學要強勝萬倍。《小別離》中的三個家庭，家庭、孩子狀況差距懸殊，但對於「出國比不出國強」這一觀念，誰也不會質疑。

我們還沒有等到「留學一代」對這片大潮的反思，不過留學不是新鮮事，現在的社會情緒與風氣，與1920、1930年代相比，頗有似曾相識之感。錢鍾書曾在《圍城》里把留學比作「出疹子」，放在某個階層內部，似乎真是如此。費孝通則在《留英記》比較過留學與科舉的不同：「以留學與科學相比還有點不同：封建時代有資格大做其金榜題名美夢的人範圍似乎廣一些……留學卻沒有這麼容易。這是個資本主義的玩意兒，講投資，比成本」——這意味著什麼？意味著留學不只是留不留的問題，留學質量的參差，有可能是最後能否收回成本的關鍵因素。從前是「窮文富武」，范進考一輩子中不了舉，不過是個人蹉跎一世，如今一旦留學不成功，就有可能造成一兩個家庭的悲劇。

但是社會情緒與風氣確實鼓勵著留學的夢想，如陳之藩就將「留學」與「中狀元」相提並論，季羨林則將留學比作「寶塔結頂」，之所以「牽動著成千上萬青年學子的心」，不僅僅是留學歸來會增加個人的就業能力，可以「驕其同儕」也是很重要的一點：

「如果沒有金光閃閃的博士頭銜，則在搶奪飯碗的搏鬥中必然是個失敗者。這可以說是動機之一，但是還有之二。我在國內時對一些趾高氣揚不可一世的留學生看不順眼，竊以為他們不過在外國燉了幾年牛肉，一旦回國，在非留學生前就擺起譜來了……這個動機說起來十分可笑，然而卻是真實的。」（季羨林《留德回憶錄》）

作為一項投資，每當這種情緒性因素大到一定程度，則是投資人必須警惕的時候。教育擴招若干年，只是將競爭延後，還製造出了許多「大學生貧困戶」，現在年年都是「最難就業年」，連「慢就業」這種個人化選擇都成了某種提倡。那麼留學大潮，是否也只是教育危機下的一種蜂擁而上，最終耗費的巨大成本又會讓多少家庭埋單？

如何判斷留學是否盲目，無非是看個人留學的後果，能不能做精準化的評估。舒新城1930年代拚命報考英語系的心情，放在現在的大部分留學家庭，恐怕也不會過時：

「至於學了英語，是否可以留學，到哪裡去留學，學什麼，『學成歸國』可以替國家做些什麼，那時完全不曾想及。」

所以留不留？往哪兒留？學什麼？學完之後能做什麼？在國外做還是回國做？這都是投資之前的必然考量。人們容易盯著獲益者、成功者，卻看不到月亮背面的陰影。

一百三十多年前，李鴻章在關於幼童留美的奏摺中稱「（留美幼童）雖未必皆為偉器，而人才既眾，當有瑰異者出乎其中，此拔十得五之說也」。用魯迅的話說，這是「國家的話」，不是個人的話，一家就一兩個孩子，有什麼「拔十得五」可言？

張倩儀女士在《大留學潮》的序言中道：「但願新的留學潮，不必蹈前人艱難的步履。」中國留學一百多年，經驗固多，教訓更伙，後人當三思之。

《大留學潮》，張倩儀著

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