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軍支持下的兩廣軍閥「北上抗日」鬧劇

[摘要]據歷史學者鹿錫俊教授於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所發現之檔案，湖南省主席何鍵曾向日方告密，泄露中央的抗日外交機密。

政治遊戲必有口號，政治口號必有表裡，不可輕信。1936年，「抗日」口號被兩廣軍閥喊得震天響，結果卻上演了一場日本人支持下的「北上抗日」鬧劇，可謂典型。

兩廣軍閥取得日軍諒解後，玩「北上抗日」遊戲

1936年6月1日，以陳濟棠、李宗仁、白崇禧為領袖的粵、桂軍閥，領銜發布「通電」，痛斥蔣介石領導的南京政府消極抗日，宣布將率軍「北上」，與日寇決一死戰。兩廣軍隊隨即侵入湖南，與中央軍對峙，內戰一觸即發。此即「兩廣事變」，又稱「六一運動」。事變的發動者事前事後雖竭力辨稱其目的在於「北上抗日」，但史料證明，這不過是一個徹頭徹尾的謊言。

1、陳濟棠稱其目的是「北上抗日」，且抱怨得不到中央和國人的理解

陳濟棠是「兩廣事變」中的粵軍領袖，有「南天王」之稱。在《陳濟棠自傳稿》中，陳氏如此解釋當年那場事變中自己的「動機」：

「（民國）二十五年六月，余以抗日準備工作已將完成，抗日時機亦已成熟，乃決心派兵十師北上抗日。同時發表抗日主張通電，並飭黨部募捐款項逾數十萬元，分別援助馬占山之抗日軍，及韓國革命志士，以增強抗日聲勢。而中央認為時機未到，制止余之行動。國人亦間有誤解余之主張，諸多忖測，余以耿耿忠心既不為中央及國人所諒，為表明心跡及避免分裂計，遂即發表通電，自動下野赴港。」

2、李宗仁則辨稱桂系乃被迫捲入，事變起因是陳濟棠擔憂中央「要徹底解決西南」

李宗仁、白崇禧等桂系軍閥領袖同為「兩廣事變」發動者。1936年初夏，桂系「總參謀長」李品仙曾秘密入湘，試圖遊說、聯絡湖南軍閥何鍵一同「北上抗日」；白崇禧赴廣州參加胡漢民葬禮時，亦曾鼓動陳濟棠：「應當乘此時機，借抗日為名，發動反蔣，……舉起抗日救國旗幟，假道長江北上抗日，蔣無名阻止我方前進，師次武漢，轉向東進以取南京，假途滅虢，是為上策」。但李、白諸人事後均竭力否認此點，僅承認桂系是被動捲入。譬如李宗仁在其回憶錄中，即稱「六一運動」「是陳濟棠在民國二十五年夏季所導演」；桂系曾力勸陳氏「不可妄動」，但奈何「陳濟棠意志堅決，勢在必行，無法挽回」，而「兩廣原屬一體，廣東一旦發動，廣西方面不論願與不願，也必被拖下水。廣西如果毅然參加，或許對陳濟棠的行動尚能有所糾正，使其不致過份魯莽滅裂。此實我們不得已的苦衷。」

廣東軍閥陳濟棠。陳發動「兩廣事變」前，曾找人卜卦，得出蔣介石「氣數已盡」、熬不過1936年的結論。

李氏在回憶錄中撒了一堆謊，但同時也披露了部分真相。李氏說：陳濟棠之所以發動「兩廣事變」，有兩個原因，一是胡漢民死後，「濟棠在廣東的地位乃大增。西南有所行動，陳濟棠少不了都是最高的決策人。他個人的政治野心自然也隨之增漲」；二是「濟棠獲得情報，認為中央處心積慮，要徹底解決西南。濟棠憂心如焚，乃先行發動。……與其坐待中央部署妥當，各個擊破，何妨搶先一步，採取主動呢？而當時唯一可以借口，向中樞作兵諫的，便是掮起抗日大纛，要求中央領導抗日了。這一考慮可能是陳濟棠導演『六一運動』的最主要的動機！」

3、陳、李諸人或避談事變前與日方的接觸，或自稱接觸時「總是毫不保留地痛斥日本」

李宗仁戳破了陳濟棠的「北上抗日」論，但對「北上抗日」曾獲得日方諒解，並曾得到日軍實際援助這一史實，仍避而不談。

自粵、桂軍閥奉胡漢民為領袖，西南勢力與南京中央長期處於對抗狀態。策動西南「獨立」或「自治」，一直是日軍對華工作的重點。自1932年後，日軍不斷秘密派遣代表前往西南聯絡接洽，前後不下百人之多。較重要者有：1932年日本軍部宣傳班長根本赴粵訪問蕭佛成；1933年日本參謀部部長梅津、日本公使松村先後赴粵訪問陳濟棠；1934年日本第三艦隊司令官中村率艦訪問廣州拜見陳濟棠；1935年2月，日本艦隊司令白武源訪粵；3月，土肥原赴港訪問胡漢民，4月，再赴廣州拜訪鄒魯、陳濟棠，5月，再飛南寧拜訪李宗仁、白崇禧，徵詢其對「中日親善」的意見後，返港再訪胡漢民；6月，松井石根赴粵訪問陳濟棠；同月，岡村寧次亦先赴廣州拜訪李宗仁、陳濟棠，再赴南寧拜訪白崇禧……其餘不知名的日本情報人員在西南的秘密活動規模有多大，則未可知。

陳濟棠在其《自傳稿》中，對上述與日本政要間的往來隻字不提；李宗仁則在其《回憶錄》中有這樣一番解釋：「日本政府希圖緩和民情，曾派大批文武官員及民眾代表來兩廣活動，藉資聯絡感情；並勸誘兩廣當局效法中央，阻止民眾的過激排日行為。值此時期，我在廣州私宅接見這批日籍訪客，先後不下百餘人之多。接談之下，我力辟日本侵華政策的錯誤，希其改正。……（日軍）多方派人來粵作拉攏的工夫，因此，九·一八以後的兩三年內，日本軍政、商、學各界要員訪粵，並來我私邸訪問的，多至百餘人。軍人中如土肥原賢二少將、板垣征四郎少將、鈴木美通中將等等，都是後來侵華戰爭和太平洋戰爭中的要角。……對於這些日籍訪客，我總是開門見山毫不保留地痛斥日本強佔我東北的狂妄行動。」另據台灣出版的《詩人革命家：胡漢民傳》一書記載，松井曾表示「只要胡先生肯出來領導西南各省軍政，要錢有錢，要槍有槍，一切由我負責」，胡漢民則回答：「我和南京方面有意見，但這是我們內部的事，希望貴國政府不要利用這種弱點。……我胡漢民向來不受人利用，尤其是國家大事上。」

李宗仁所謂日方代表「勸誘兩廣當局效法中央」，暗含指責南京中央政府消極抗日之意。但據吳相湘《第二次中日戰爭史》記載，1935年3月3日，日本關東軍特務機關長土肥原到香港、廣州等地拜訪胡漢民、陳濟棠、鄒魯時，曾表示願意與中國共同防俄防共，因南京沒有誠意，所以願意跟西南合作，並稱日本願意借錢、借武器給西南來對付南京，作為防俄防共的條件。土肥原另對鄒魯說：「蔣介石是靠不住的。他天天說對你們西南好，實則他天天想消滅西南；他天天說對我們日本好，實則無時不在準備反抗日本。」土肥原既然指責蔣介石領導的中央「無時不在準備反抗日本」，又怎麼可能勸誘李宗仁「效法中央」？李氏《回憶錄》之虛妄，可見一斑。鄒魯此前因《塘沽協定》而不遺餘力攻擊南京政府消極抗日，土肥原這番談話使其醒悟，稍後即赴香港勸說胡漢民，建議將西南方面「抗日、剿共、討蔣」之口號，改換為「抗日、剿共、擁蔣」。

4、事情的真相是：所謂的「北上抗日」，已提前取得日方諒解，並獲日軍實際援助

李宗仁、胡漢民是否如其所言，「總是開門見山毫不保留地痛斥日本」，既難證實，也難證偽。但陳濟棠的「北上抗日」，曾事先取得日方諒解，並獲得日軍支持，則是不爭的事實。據粵軍高級將領李潔之事後披露：事變前的5月15日，白崇禧來廣州弔唁胡漢民，曾竭力慫恿陳濟棠舉兵反蔣，白氏說：「湖南的何健一向同我們有聯繫，只要我們掛起抗日的招牌，揮軍北指，湖南決無障礙，輿論界必定會支持的，蔣介石也沒有理由反對，承擔自己不抗日的罪名，事實上蔣亦抽不出力量來阻擊我們的大軍北上。我們的大軍到達武漢後，採用昔日太平軍的戰略，馬上轉移東下襲取南京，奪取中央政權後，再作第二步行動。至於友邦(指日本)方面，我們可再派人去聯絡，以過去幾年我們同日本軍方的關係來看，相信他們一定同情和幫助我們的，兵法乘虛，這是千載難逢的機會，不應錯過。」白、陳二人一拍即合。5月18日晚，陳濟棠召集在廣州的軍、師、旅長座談，進行思想動員，「（白崇禧）打氣地說：我們在這時候進行反蔣抗日，在政治上軍事上和外交上都是絕對有利的，廣西決以全力支持。陳維周（編輯註：陳濟棠之兄）隨亦介紹自己與日本駐粵總領事接洽的情況，亦說，我們的策略是『明修棧道，暗渡陳倉』。已取得日本軍方的諒解，願意支持我們的行動。各將領聽後，除余漢謀單從軍事觀點表示懷疑，認為無必勝把握外，其餘均各懷心事，默不作聲。」5月30日晚，陳氏再度向下屬軍官透露：「友邦軍方也已經聯繫好了，答應派些軍官來協助我們。他們還可以在華北方面加重對蔣介石的壓力，使蔣腹背受敵，這樣有利的時機，不幹何待？」所謂「友邦軍方」，毫無疑問指的正是日軍。事變發生後，雲南省主席龍雲在中央與粵桂之間奔走斡旋，曾派出親信幹部赴粵了解實情，7月11日，龍雲致電蔣介石，稱根據自己掌握的信息，「惟粵、桂勾結日本，確為事實。至勾結程度如何，無從得知耳！」

桂系李宗仁(左)與白崇禧(右)。「北上抗日」鬧劇後，其幕僚劉斐曾告誡二人：惟抓住抗日牌子不放，死了才有板子埋。

正因為這場「北上抗日」早已「取得日本軍方的諒解」，故而兩廣軍隊雖然高調宣稱「本軍師行所至，立即與日本斷絕一切關係，凡中日締結之一切屈辱協定，均予取消無效」，但日本政府卻多日「一措詞至溫和之抗議而無之」，桂系不但仍可毫無障礙地自日本購買飛機、軍火，日本軍方甚至還在事變後派遣約100名軍官前往粵軍擔任陸海部隊顧問，協助指揮作戰。該年6月，日本駐德國大使曾對德國外長道出真相：「許多日本顧問正在為廣州政府工作，而眾所周知並在世界上流傳甚廣的所謂廣州政府反日的觀點是錯誤的」，明言西南軍閥「北上抗日」為假，「聯日反蔣」為真。事實上，陳濟棠的「聯日反蔣」之念由來已久，西南政務委員會秘書長陳融，在給胡漢民的密函中提到：陳濟棠曾明確向日方表示，在與日本合作時，西南「精神上最能貫徹，而面子不妨稍為忽略」，所謂「精神」，意即為自身利益，其「精神上」極願與日本合作反蔣，而迫於輿論，「面子上」又不得不高舉「抗日」旗幟，陳氏希望日方能夠理解此種難處。

所幸的是，南京中央政府在處理「兩廣事變」時措置得宜，以「和平團結」之口號，消弭了西南軍閥「北上抗日」的影響力；以內部分化各個擊破的方式，將一場大規模內戰瓦解於無形。「假抗日」使粵軍將領對陳濟棠離心離德，是南京內部分化策略能夠奏效的關鍵，陳濟棠被迫下野後曾懊惱反省：「不應聽信那些策士去聘任日本軍官，來做什麼顧問，使人懷疑。」

據歷史學者鹿錫俊教授於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所發現之檔案，湖南省主席何鍵曾向日方告密，泄露中央的抗日外交機密

西南軍閥與日軍勾結「北上抗日」並非個案。1936年3月份，還發生過湖南軍閥、省主席何鍵向日軍告密，泄露中央政府事涉抗日之外交機密的事件。地方軍閥對抗日大局之禍害，於此可見一斑。

1、蔣介石欲與蘇聯簽訂「秘密軍事協定」，故派陳立夫秘密轉道歐洲赴蘇談判

1935年底，陳立夫曾受蔣介石之命，為籌劃聯蘇抗日而準備秘密訪蘇，但終因計劃泄密而中途折回，無功而返。據陳立夫回憶：「民國二十四年聖誕節前夕，蔣委員長就派我赴蘇俄進行秘密交涉，我向來沒有辦理過外交工作，初次嘗試，深感惶恐，領袖授以機宜，並囑我此行必須絕對保密，故均用化名的護照。」陳立夫化名李融清，只有同行的張沖和同船的新任駐德大使程天放知曉陳立夫的真正身份。

據程天放回憶：「因為立夫兄名氣很大，一舉一動受人注意，假如讓日本軍閥知道這事，那末他們必定更加緊侵略，所以就不用真名，而化名李融清，並且給他一個中校的頭銜。委員長的手令是派李融清中校隨程大使出國公幹。而立夫兄則向中央請病假三個月休養，一切領護照、辦簽證、定艙位等事，都是我替他辦理。他帶了張沖君做秘書，化名江淮南。一到船上，他們兩人同住一頭等艙，推說有病把自己關起來，從不到甲板散步，連三餐都是侍者送到房間去。頭二等艙的中國人，在乘客名冊中看見兩人的化名，而從來沒有見過面，有人疑心他們是共產黨，也有人疑心他們是日本間諜。曾經有好幾次．有些學生想衝進他們房間去看個究竟，都被我勸阻了。沿途船靠碼頭，防疫人員登輪，照例乘客要在甲板上齊集，聽候檢查，也由我設法讓他們躲過，以免和旁人見面，拆穿西洋鏡而將消息泄露出去。這件事做得很機密，在國內除了立夫兄眷屬和一兩個密友外，都不知道他出國，在船上24天，也始終沒有被人發覺。」

到歐洲後，陳立夫一行輾轉法國、瑞士、義大利和匈牙利、捷克等地，等候中央政府進一步的確切赴俄指示——與陳立夫赴歐同步，莫斯科由低級別的駐蘇武官鄧文儀打前哨，南京由蔣介石本人多番與蘇聯駐華大使鮑格莫洛夫交涉，陳氏何時赴俄，需視莫斯科與南京的交涉進展而定——陳立夫回憶，當時在歐洲，「都住最高貴的旅社，那是為了要避人耳目，因為這類豪華旅社，中國人是不會去住的」，因此，「始終未暴露身份」。

陳立夫此行的目的，是與蘇聯就聯合抗日達成一項秘密協議。蔣介石在南京曾直接詢問鮑格莫洛夫：「蘇聯政府是否願意同中國簽訂一個多少能保證遠東和平的協定？……如果蘇聯政府給予肯定回答，那麼他想知道蘇聯政府對這個協定有何想法？」鮑格莫洛夫據此判斷，蔣所暗示的這個協定無疑是一個「秘密軍事協定」，並將其判斷報告給了莫斯科。1935年，日軍奪取了察哈爾，並正竭力向綏遠滲透，同時逼迫南京與之簽訂反蘇軍事協定，蘇聯對日軍的動向亦深感憂慮，故而在陳立夫秘密動身赴歐之前，蘇聯外交部已向鮑格莫洛夫發出密電，肯定回答道：「蘇聯政府不反對協議，並準備同中國方面具體討論這個問題。……請將上述內容告知蔣介石。」兩周後，蘇聯政府進一步表示：蘇聯相信有必要支持在中國日益強大的主戰派，如果中國確實投入抗日戰爭，我們準備給予力所能及的支援。為此，「我們同意蔣介石關於合作互助反對日本侵略的建議」，「蘇聯政府願意就他提出的以互助抗日條約的形式簽署一個條約」。「 以互助抗日條約的形式簽署一個條約」，正是陳立夫轉道歐洲秘密赴蘇的真正使命。

向日軍告密中央外交機密的湖南省主席何健。

2、但因為湖南軍閥何鍵向日軍告密，陳立夫一行最終不得不中途打道回府

但陳立夫在歐洲一直待到1936年3月份，最終未能前往莫斯科。陳立夫在回憶錄中如此解釋中途折回的原因：

「有一天，中國駐土耳其大使館賀耀祖先生來到匈牙利說：『現在情勢不佳，風聞日本已推測蔣委員長派陳立夫銜命到蘇俄去，蘇俄獲悉甚感不安，深恐引起軸心國家對蘇發動戰爭，故蔣委員長已令我轉告不必去蘇俄了。』於是赴俄之行便因此打消。我出國期間，在國內中央各種會議，報端未見登載我出席的消息，已啟外間疑竇，幸好我先準備了親筆信十幾封，由內子從杭州郵寄南京親友，告訴他們我在杭州養病，每隔幾天，寄出一封信，所以還能保住秘密，但是在日本方面，還是放出試探的謠言，說我被派赴蘇俄，蘇俄對此消息，極為害怕，恐怕軸心國家因此而早日聯手制俄。蔣委員長乃不得不改變計劃，命我返國與蘇俄大使鮑可莫洛夫在南京交涉。」

陳立夫，乃至蔣介石，當日恐怕都不會知道，秘密之所以泄露，乃是湖南省主席何鍵向日本告密所致。1936年 3月 18日，日本駐漢口總領事向廣田外相發出了一份絕密電報，據該電報透露，告密者正是何鍵。電報稱：

「17日何鍵派顧問唐炳初向本官轉告以下消息：陳果夫最近在絕密狀態下抵達莫斯科，現在正暗中策劃中蘇合作。綜合本人(何鍵 )所獲各方情報，陳果夫的使命具有下述重大性質，隨形勢發展，將來必給中日兩國帶來惡果，故以個人名義通報之。……南京方面此際尚有眾多難於輕易容認之點，陳之交涉能否成功，不可預測。然最近中蘇之接近系不容忽視之事實。為東亞和平見，貴國政府須重視蔣介石之對日政策中尚存在上述側面。另，本情報來自可靠途徑，足以置信。對本情報源自何鍵事，望日方務必嚴守秘密。」電報還向日方透露了何鍵所打聽到的「中蘇合作具體方案」。

除了把「陳立夫」誤說成「陳果夫」，以及誤以為陳已抵達莫斯科之外，確實如何鍵所言，「情報來自可靠途徑，足以置信」。3月19日，日方通過陸軍武官室將 17日何鍵密告的內容 ，部分、籠統地透露給上海日系報紙，此即陳立夫所謂的日本方面放出的「試探的謠言」。3月22日，為進一步確定消息的真實性，日本駐長沙的外交官專赴何鍵私宅訪問。何鍵解釋道：「陳果夫赴蘇事，系我出差南京時，蔣介石的親信以絕對保密為前提而透露，內容完全真實。陳赴蘇時期，為保密起見，謊稱隱居養病，不見任何來客，現在還使用這種手段。因此，陳目前到底是仍在蘇聯，還是已在歸途，或已經回到國內，誰都無法確認。」

3、何鍵辨稱自己向日本告密的動機，是為了阻止「赤化魔手進一步伸向遠東」

據日本外務省檔案記錄，參與告密的何健部屬唐炳初，曾如此向日本駐長沙外交官解釋何健告密的動機：「唐除重申前電內容外，就何鍵密報的動機作了概要如下的說明：何平素信奉儒學，對共產黨深惡痛絕．其政見以撲滅共產思想為第一。故對蘇聯最近的策動十分重視。此外，何作為孔子大同主義的熱心信者，特別主張以發揚東方精神文明而實現世界和平。故在此信念下，出於大局考慮而以極大好意密報之。除此以外，保證別無他意。」

何鍵自己也對日本駐長沙外交官解釋稱，自己告密的原因是政治立場不能認同蘇聯，「不忍眼看最近中蘇關係的異常接近而不管」。「最近佔據軍事委員會要職的黃埔出身的少壯派中，持親蘇主義者極多，而彼等全體又抱有對日惡感擔憂蘇聯」，故而擔憂蘇聯藉機「離間中日關係，然後利用中日不和而把赤化魔手進一步伸向遠東。因此我才提請貴國注意。」

何氏的這種說辭究竟有幾分出自真心，不好評估。但有兩個事實不容忽略：其一，1936年初，蔣介石剛剛以追擊「長征」之紅軍為由，將劉建緒所部從何鍵手中剝離，此舉令何鍵極為不滿；其二，1937年之後，何健在武漢任內政部長期間，與中共走得相當之近，並不害怕什麼「赤化魔手」，還曾為《新華日報》發刊題詞。

真正因政治立場而向日方告密者也不乏其人，胡漢民就是一個典型。1934年10月，蔣介石派蔣廷黻訪問莫斯科，就中蘇合作抗日的可能性同蘇聯當局密談，次月，胡漢民即在廣東向日軍情報官透露：蔣介石已同中共及蘇聯合作，建議日本對此多作宣傳。並提醒日方：貴國朝野對滿洲事變三年來的中國認識不足，至今還以為蔣介石勢力和事變前無大區別而輕視之；實際上，蔣現在通過同國聯合作及同美英蘇等握手，其基礎之加強已超過一般想像。胡漢民對聯俄之策不以為然，一貫主張聯英美；但蔣之秘密聯蘇，目的既在於抗日，胡為逞個人之反對意見，竟不惜借日人之手以破壞中央之外交秘策，實可謂糊塗已極。（以上資料，引自：鹿錫俊，《日本對中國的觀察與陳立夫訪蘇計劃的泄密》，《黨的文獻》2001年第1期。此前文章頁面未能註明資料來源，特此補註，並向鹿教授致歉。）

結語

兩廣勾結日軍玩「北上抗日」遊戲；湖南省主席竟將中央事涉抗日大局的外交機密泄露給日本人，不過是軍閥破壞抗戰的兩個普通例子。但這兩個案例已足以警示後人，有必要用更客觀的眼光去看待30年代前半段南京政府的對日隱忍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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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自稱是反日清廉北洋軍閥，私下卻從日本人手裡拿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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