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桂鈿:談一談「中庸」
中庸
文/周桂鈿
在《論語》中,孔子曾認為中庸是非常高尚的道德。他說:「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論語?雍也》)中庸這種道德,是最高尚的。人民缺少這種道德已經很久了。但是,至於這種道德是什麼樣的,他並沒有具體論述。《中庸》引孔子的話說:「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按朱熹的理解,「中無定體,隨時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無時不中。小人不知有此,則肆欲妄行,而無所忌憚矣。」(《四書集注?中庸章句》)大意是說:中,沒有一定的,是隨時變化的,這是普遍的道理。君子知道要靠自己把握,所以做事都認真謹慎,在任何時候都能做得適當。小人不知道這個普通的道理,所以就肆行無忌。用現代話語來說,就是君子懂得客觀規律,知道按規律辦事,事事都能適當處理。小人不知道有客觀規律,以為可以隨心所欲,就肆無忌憚。
歷代儒家都以不偏不倚、過猶不及的道理來注釋中庸。因此,孔子講的「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論語?里仁》)就成為註腳。君子對於天下的人,沒有特別親近的,也沒有特別疏遠的,只是跟有義的人親近。親疏區別在於義的標準。酒肉朋友,言不及義,那不是君子的交友之道。孔子又說:「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論語?子路》)「狂者」激進,左派;「狷者」保守,右派。不能按中庸行動的人,必然要跟狂者或狷者來往。中庸守著的是中間路線,是最正確的,隨時變化的,所以也是最符合實際情況的。但這不是容易做到的,因為中在哪兒,是需要深入調查研究才能知道的。怕下功夫,就找不到真理,就找不到正確的中的位置。
儒家典籍《禮記》中有一篇文章《中庸》,傳統說法是子思所作。但是,朱熹說子思著此書,「以授孟子」,這是不可靠的說法。時間上有問題,子思約生活於公元前 483 到前402 年,孟子約生活於公元前 372 到前 289年,子思死後三十年,孟子才出生,他們怎麼可能相授受呢?子思是孔子的孫子,孔子的兒子鯉死於孔子之前,子思出生,還與孔子相處一段時間。孔子之死與孟子之生相隔一百年,也說明孟子不可能與子思有直接相見的時間。《史記?孟子列傳》中說孟子受業於子思的門人,是可信的,因為他們都有著作,名氣也比較大,所以聯稱「思孟學派」。宋人以為「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所謂「心法」,就是思維方法。
《中庸》表達了哪些思維方法呢?它引用了很多孔子的話:「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這就是過猶不及。智愚賢不肖,都存在不同的問題,因此,道不能明,道不能行。以下引《中庸》中的一些話來作一下簡單解說。
「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舜是大智者,他不自以為是,沒有「知者過之」的毛病,傾聽群眾的意見,對各種意見包括很淺顯的言論,都加以深入仔細的考察。排除不正確的意見,收集正確的意見,掌握兩個極端,採用中間的方案,這樣才能做到無過無不及。這就是舜的主張能夠得到實行的高明之處。
「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罟」,網也。「擭」,機檻也。「陷阱」,坑坎也。這些都是為了捕獲禽獸所設置的。用來比喻知禍而不知避。大意是:有些人都認為自己是知道的,陷入危險卻不知道躲避。有些人說自己知道選擇了中庸的道理,實行不到一個月,就放棄了,最後還是招了禍。說明這些人說是知道,實際上不是真正知道。說知未必真知,在行中才能確定是否真知。
「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齊家治國平天下,是智;辭爵祿,是仁;蹈白刃,是勇。智仁勇,都是很難的,但還是能做到的。中庸,看起來是很容易的,而實際上比上述三項都要難得多。朱熹註:「三者難而易,中庸易而難,此民之所以鮮能也。」認為中庸在人民中很難做到的原因就在這裡。
「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廢,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遁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這裡講三種情況:一是平時隱居、行為古怪的人,被後代好事者記錄下來,名傳於後世,孔子不願意做這種事。這種事與眾不同,不能作為群眾的榜樣。荀子所謂「名不貴苟傳」,不符合禮義的原則,雖然名字能傳下去,也不是光榮的事。二是遵循正道而行是好的,許多人半途而廢。孔子不能在中途停止下來。真正理解了正道,就會一直循正道進行下去,不可能停止。三是孔子最主張的是按中庸原則進行下去,沒有人理解也不後悔,這隻有聖人才能做到。總之,不走邪道,堅持走正道,遵循中庸之道不後悔。
君子的中庸之道,說得淺,普通平民也能聽懂,說到至深,連聖人也不能都懂。有的事,道德很差的人也會實行,要講最高層次,連聖人也有不能做到的。君子之道從夫婦開始,講到極至,無比高深,包括對天地的認識。
「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孔子認為道就在人們生活之中,離人不遠,是一般人所能知能行的。有人特別提的「道」,距離人很遠,嚴重脫離群眾,尤其是脫離平民,那就不是道了,或者就是歪門邪道。道是要指導人們的行動,讓人聽不懂,又如何指導別人?孔子講君子之道有四項,這四項是:對兒子有什麼要求,自己就要那樣對待父母;對臣子有什麼希望,就要那樣對待君王;要求弟弟如何對待自己,就要那樣對待兄長;要求朋友如何對待你,你就要先那麼做。這叫換位思考。孔子說自己都未能做到,實際上他已經做得很好,只是自己還不滿意就是了。這裡體現了儒家人際關係的對應原則。即確定各種社會角色都有自己需要遵循的倫理,人的社會地位與自己的身份決定了自己的言行;貧富貴賤各有自己應該做的事,需要說的話,這樣到哪兒都能適應,「無人而不自得焉」。君子要做自己的事,等待機會(俟命),任何失敗都要從自身找原因,「上不怨天,下不尤人」。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老子》有「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的說法。中國傳統思想在這方面比較一致。治理天下從自己的修身做起,修身要從心意入手,然後才有向外擴張的齊家、治國、平天下。就是從內聖開始,達到外王的目標。這也是《大學》所講的「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為本」的意思。
孔子說:「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鬼神雖然看不見,也聽不到,其效用卻能普遍體現在事物中。程子說是天地之功用,張載說是二氣之良能,朱熹作了更為詳細的解釋,認為從二氣來說,神是陽氣的神靈,鬼是陰氣的神靈。從一氣來說,神是氣的伸,鬼是氣的歸。其實就是一物。為德,是性情功效。也就是說,鬼神對社會有道德的功效。這實際上就是現在西方人所謂的宗教的社會功效。講鬼神就是有道德教化的意義,相當於西方宗教的作用。信鬼神,實際上的作用,相當於西方的宗教。儀式就是祭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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