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明威情人回憶錄：愛一個人可能太過嗎？

讀《我是海明威的巴黎妻子》，首先感興趣的是這種角度的這種寫法。研究作家生平中與之關係密切的某一個人，這是一種個案的深度研究。對海明威第一任妻子哈德莉的研究早有專著，麥克萊恩在書末「參考說明」中列舉的有Alice Hunt Sokoloff 的Hadley: The first Mrs. Hemingway和Gioia Diliberto的Hadley等。但是把別人已有的和自己新的研究成果以文學創作的方式呈現出來，則需要有更大的想像力和智慧，因為搞不好就變成有違學術研究嚴謹性的「戲說」。對作家研究而言，想像、心理分析以及語言表述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在學術研究與文學創作之間存在的邊界總會使對這方面的關注與表達受到很大壓抑。因此，作者選擇以小說的形式為哈德莉作傳，無疑是開拓出更廣闊的表述空間。當然，我們也可以從另一個角度說，作者本來就是想寫一本小說。麥克萊恩在該書出版後曾表示，寫作該書是源於閱讀《流動的盛宴》（也譯作《流動的聖節》）時的感動與靈感；透過哈德莉和青年海明威的眼睛，她無法自拔地愛上了哈德莉。這是典型的屬於文學創作的內在驅動。 作者的這種靈感與內心衝動使我回憶的是，在過去讀《流動的聖節》的時候是否對哈德莉這個形象有過特別的關注。我最早讀到這部海明威回憶錄是在孫強的譯本《海明威回憶錄（原名〈流動的聖節〉）》（浙江文藝出版社，1985年6月）剛出版的時候，當時最為陶醉的是青春、貧困中堅守寫作的精神氣質，以及對巴黎文化時代氛圍的嚮往。青年海明威在巴黎懷著巨大的激情與勇氣寫作，沒有錢和名氣，但是簡單的日子也充滿了真實的快樂，這很容易引起生活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我們的強烈共鳴。至於海明威晚年的金錢、名氣，以及他結過四次婚、情人不計其數的經歷，在那時看來，根本無法與寫作激情的青春感召力相比。至於人物形象，海明威自然是佔據了一切，哈德莉真的未曾引起太大關注。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是，當時我們容易忽視，海明威在撰寫這部回憶錄的時候，對哈德莉的回憶中充滿了溫柔與悔意，也容易忽視，海明威說的希望自己只愛她一個人那句話。所有這些，或許正是由閱讀者的年齡、情感閱歷和性別角色所決定的。又比如，哈里·斯通貝克在為孫強譯本寫的「中譯本前言」中，也沒有對這條愛情主線給予關注，而是把「地方感」及其與人物的關係作為核心主題。當然，他提到的一句話也不無啟發：愛情與質樸在最後被擊成了碎片。我想，這本是多麼令人動容的主題，麥克萊恩則似乎對此挖掘尚淺。

無論如何，作者在「參考說明」中對於文學與研究之間的處理方法作了明確表述：「雖然哈德莉·理查森和歐內斯特·海明威以及其他真實存在過的人在本書中以虛構小說人物的方式呈現，但對我來說，我必須竭盡所能地真實確切地描繪他們的生活細節和個性，遵循充分記載的史實。」「我寫這本書的用意在於更深入地去勾勒每個人物的內心世界，對歷史事件注入新觀點，同時又忠於事實。」為了證實這點，她以致謝的方式列舉了不少資料來源，可以使人相信其敘述的基本真實性。然而，作為文學創作，我們仍然只能把它作為小說來讀。其實，情感經歷中的所謂真實性，除了對當事人具有真正的意義，局外的讀者不妨輕鬆點對待。該書扉頁引了海明威的一句話：「沒有一件事物是真實，所有的都是真實。」這似乎是作者預先提出的說明。

如果光從哈德莉與比她小八歲的海明威的相遇、相愛、結婚以至最後婚姻破裂的情節來看，這樣的故事並沒有什麼新鮮的花樣。他們婚姻中的危機開始於各種瑣事：弄丟手稿、孩子出生、有了名聲之後身邊出現的女人等等，波琳的出現與奇特的「三人行」終於演繹出高潮，最後是哈德莉選擇退出。但是，作者以第一人稱的口吻讓哈德莉在這故事中盡情宣洩出內心熾熱的情感，單純而又豐富，堅執而又寬容，明顯地獲取了讀者的無限同情。讀到最後哈德莉結束「百日約束」之約定、決心離婚的那封信，讀者無法不被感動：「現在我對你的愛前所未有……我準備好永遠屬於你……我們永遠是朋友——微妙的朋友。」而對於海明威，並不需要用多少對婚外情的道德譴責，只是非常溫婉地、並不刻意地描述他晚年的悔意，已足以讓天下哈粉釋懷。例如在《流動的聖節》結尾海明威說的那句「我多希望在還只愛她一個人的時候就死去」（順帶一提，孫譯為「如果我不愛她而去愛別人，真不如死了好」。對照原文，孫譯似更合乎原段落的情境，但是放在晚年悔意的語境中則甚為遜色），現印在「巴黎妻子」的封面上引領著全書的氛圍。而在「妻子」的結尾，哈德莉問海明威：「愛一個人可能太過嗎？」回答是溫柔而清醒的：「不會」；「是我搞砸的」。這是作者向哈德莉發出的最後致意。

該書出版後受到的好評超乎預料，甚至據稱有很多父母為女兒取名「哈德莉」。但是在這裡，敏感而清醒的讀者或許又會對作者情感的強烈注入不無疑慮，套用一句時下突然流行的「鞋論」，婚姻這雙鞋是否合穿只有腳才知道，我們真是很難相信有誰可以真正還原他人的愛情與婚姻的真相。由此又想到，當年出版的海明威回憶錄也是經過他最後一任妻子瑪麗·海明威的增刪，因此也引起過爭議。所以，由麥克萊恩代哈德莉所作的「自述」更可以有多種閱讀的角度。

與這位代擬的「巴黎妻子」相比，貨真價實的喬伊斯·梅納德的《我曾是塞林格的情人》（袁鳳珠、郭莉芳譯，譯林出版社，2001年12月）更像是當事人自己的一次心靈治療。兩人因文章而引起書信來往，終於發展為一段忘年戀情，而戛然而止的結局使梅納德無法擺脫挫折與失落感。「我漸漸明白傑里已經從我的生活中永遠消失了……我得到的僅存的安慰就是，我們倆之間發生過的一切是無可替代的。」（第241頁）因此在她的書中不難看出某種怨憤的心情，同時也很明顯表示出對女兒的訓誡之意。「情人」出版後引來不少負面的批評，與「妻子」獲得「一致好評」大不相同。看來無論是妻子還是情人，像一首流行歌里唱的，「再回首，淚眼朦朧，留下你的祝福」，比什麼都好。

如果回到男性敘述者的角度，我們可以看到另一種心靈世界。在卡夫卡的大量情書中始終存在著矛盾與痛苦，而書信的書寫成為一種奇特的治療方式。讀他的《緻密倫娜情書》（葉廷芳、黎奇譯，文化藝術出版社，2004年1月），在熾熱動人的愛戀話語中，仍然潛伏著惶恐的幽靈。密倫娜是有夫之婦，但是深愛著卡夫卡，他們的感情真摯熱烈到無以復加的地步。卡夫卡內心時刻貫穿著恐懼、折磨，這與他對密倫娜的愛如影隨形，同樣可以歸結到哈德莉的那個問題：「愛一個人可能太過嗎？」更有意味的是，在這些信中不斷出現的是對信件本身的執著與恐懼、期待與絕望：寫還是不寫，這是殘酷的卡夫卡式問題。

關於感情、慾望與文學關係的真正冷峻而鋒利的分析只能出自哲學和文學批評家的筆下。翻出多年前讀過的勒內·基拉爾的《浪漫的謊言與小說的真實》（羅芄譯，三聯書店，1998年4月），這位著名哲學家對愛情中的慾望與障礙的分析可以作為所有「妻子」與「情人」文本的另類箋註：「福樓拜在筆記中寫下了這樣一條絕對的規律：『兩個人絕不會同時愛對方。』以心靈溝通為特徵的情感偏偏缺乏心靈的溝通。」（第114頁）這種分析在「妻子」與「情人」的文本中難以存在，但卻是對哈德莉那個問題的另一種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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