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作家陳映真北京病逝：對他而言的「第三世界」
台灣著名作家陳映真11月22日在北京病逝，享年79歲。
陳映真本名陳永善，另一筆名許南村，出生於台灣新北市鶯歌，1937年生於台灣竹南，淡江文理學院英文系畢業。曾擔任中學英文教師和跨國公司職員。筆名「陳映真」原是其早逝的孿生兄長的名字。
陳映真1959年發表第一篇小說《麵攤》，其後發表了《我的弟弟康雄》、《故鄉》等小說，在文壇脫穎而出並獨樹一幟。1968年因「組織聚讀馬列共黨主義、魯迅等左翼書冊及為共產黨宣傳」等罪名被捕並移送綠島，1975年獲特赦。入獄期間「對自己走過的道路進行了認真的反省，對社會現實有了更深刻的認識，開始由一個市鎮小知識分子走向一個憂國憂民的、愛國的知識分子」。
1977年參與鄉土文學論戰。1983年赴美參加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劃」。曾獲「吳濁流文學獎」及中國時報「小說推薦獎」。1985年創辦《人間》雜誌，以其社會責任感和倡導社會公平正義的左翼立場影響了一代年輕人。
陳映真始終堅持中國統一，1988年參與成立中國統一聯盟，擔任創盟主席，為促進兩岸和平統一而不懈地工作。
1988年人間出版社出版《陳映真作品集》十五卷。2001年洪範書店出版《陳映真小說集》六卷。陳映真的重要文集還有《陳映真散文集》，評論集《知識人的偏見》、《孤兒的歷史、歷史的孤兒》等。
陳映真2006年定居北京，2006年9月26日，他第一次中風入住北京朝陽醫院，病情曾改善轉至普通病房，至10月16日再度中風陷入重度昏迷，被安排於該醫院「重症監護室」（ICU），過去十年一直在北京接受治療。鑒於陳映真身體狀況不佳，陳映真夫人一直未同意回台。
以下是陳映真2005年所寫文章《對我而言的「第三世界」》，再讀或有助於理解他的心路歷程和內心世界。謹以他的文章來悼念這位逝去的台灣文學重要旗手。
對我而言的「第三世界」
陳映真
我生於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的台灣。到了世界冷戰高峰的朝鮮戰爭，我正等小學畢業，報考初中。朝鮮戰爭引來美國大艦隊封斷了海峽，台北的國民黨政權在對內殘酷肅清「共黨奸匪」和美國對中國內戰的干涉後，正式成為了美國在東亞冷戰的戰略前線。在當局和美國遍布在台灣的「美國新聞處」（U.S. Information Service, USIS）的宣傳下，世界的構造被分成兩個部分：一個部分是以美國為首的「自由世界」，代表富足、國力強大、民主、自由、人權、對他國沒有領土野心、科學倡明，而且又到處給窮國小國各種慷慨的援助；世界的另一個部分是「共產世界」或「鐵幕」、「竹幕」，指涉以蘇聯為首的「共產世界」，代表獨裁、特務統治、貧窮、發展軍事力量，是「自由世界」邪惡的威脅……因此，中國在冷戰宣傳中也分成了「共產中國」或「赤色中國」，以區別於「自由中國」台灣。而上世紀五十年代經濟還在混亂的局面中掙扎的台灣，也成了意識形態上「自由」、「民主」、「民生富足」的社會，而大陸則「哀鴻遍野、民不聊生」……
六十年代以後，台灣因冷戰體系的地緣政治、美國的「援助」和以美、日、台「三角貿易」架構上的加工出口取得了一定程度的經濟增長。台灣的官僚和滿腦子西方「現代化」論的知識分子精英，都宣傳台灣的發展、「自由」和「民主」，在思想和政治上緊緊跟著美國，心目中從來沒有一個以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為中心的「第三世界」，當然也絕不把自己列為「貧窮落後」的第三世界的一員。在高等院校的外國文學系所中只側重教英美文學，不但絕無「第三世界文學」的課，連歐洲文學的課也絕無僅有。而事實上，一直到今天，台灣地區的文學研究者，對於鄰近的日本、韓國、東南亞文學知之極少，就更不用說亞、非、拉和中近東的文學了。在台灣，大部分知識分子腦中的世界只有兩大塊，一個是北美的美國，另一個是放大、易位了的台灣島。歐洲、東南亞則在一些有能力出境旅行的人的腦子裡有一點走馬看花的印象。至於以亞非拉（和中近東）為中心的「第三世界」，遑論一般大眾，也絕不在知識分子的世界史的、文化的、文學的與政治的研究射程之內，至今依然。
在這「第三世界」問題意識極端荒廢的台灣，雖然有可能是我在一九七六年（我出獄的隔年）因和葉石濤先生商榷有關台灣新文學性質的文章（《鄉土文學的盲點》）中，第一次在台灣提出「第三世界」和「第三世界文學」這兩個詞，但實際上並不能因此說明當時我對「第三世界」、 「第三世界文學」的洞見或「先見」。一九七六年，我透過日語讀物，知道了韓國正在進行著關於唯美文學論的「純粹文學」論和存在主義意義上的「參預（干預）文學」的論爭，不久又擴大為「民眾文學」和「民族文學」的論議，而在論述文學的民族性和大眾性時，提出了參照在殖民地、半殖民地、新殖民地處境中，尚在為民眾（＝民族的構成分子）的解放、國家的獨立而鬥爭的亞、非、拉世界，即「第三世界」及其文學的鬥爭問題。
一九七八年，海外保釣愛國運動的左翼論壇，也出現了「第三世界」 的詞和概念，可惜思想檢查嚴苛的台灣沒能受其影響。後來的閱讀告訴我，「第三世界」的概念有一個發展的結果。西方人有以生產方式分類的辦法，即以「自由經濟工業化國家」（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為「第一世界」，以社會主義國家為「第二世界」，而以世界上經濟不發達的國家為「第三世界」。西方的這第二種分類，有意識形態色彩。「自由經濟國家」為「第一世界」，「第二世界」是「中央計劃經濟」即社會主義國家，而「不發達的自由市場國家」為「第三世界」。
而毛澤東的三個世界論，也由五十年代的「中間地帶」論逐步發展為以美蘇超強為「第一世界」，工業發達的各國為「第二世界」，其餘國家為「第三世界」。對毛澤東而言，「第三世界」不是貧窮、落後、弱小、疾病、戰爭的同義詞。毛澤東是把「第三世界」擺在共同反對美蘇宰制的霸權之有生力量這個戰略角度來思維的。
理論的思維令人疲乏。事實上，我對「第三世界」的難忘的體會，不是讀理論出來的，而是源自幾次具體的感性經驗。
一九八三年，我第一次被當局批准出境（一九七五年出獄後有幾次受邀參加一些「國際性討論會」皆被「出入境管理局」駁回。）參加美國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工坊」。
在這為期三個月的「工作坊」中，我平生第一次見到了來自我分裂的祖國彼岸的作家同胞和同人：茹志鵑女士，如今已成長為中國最優秀的女作家之一的、茹志鵑這位十分傑出的革命作家的女兒王安憶女士，和著名的進步劇作家（雖然見面時已傾向「自由化」了）吳祖光先生，使我激動不已。
「工坊」開始不久，有一個來自全世界各國作家介紹自己和自己國家的文學概況的會。報告人有的詼諧，有的木然讀稿，有的瀟洒大方……
於是我看到據介紹是來自南非的、看來是白人的、神態很優雅的老太太，她一開始就這樣說：「我方才傾聽許多來自各國的作家同人，不禁十分羨慕你們都那麼幸福，可以自在地寫嬰兒的笑靨，可以寫清晨初綻放的玫瑰花……」
她接著說，在實行殘酷的黑白種族隔離統治下的南非作家卻沒有這樣的幸福。「因為作家在南非，苛酷的生活要求作家必須，而且只能為自己和同胞的解放，為反抗只因膚色不同就對人橫加歧視、凌辱和不能置信的暴力的種族主義造成的苦難作鬥爭。」
「寫作的時候，南非作家不能只是考慮表現技巧，考慮文學效果。」
她沉靜地說，「我的同胞，在殖民歧視統治下，識字率不到百分之十。在南非，抵抗的作家作品沒有人敢出版，出版了能讀的人也極少，何況還有作品查禁、作家被捕的危險。」她說，南非抵抗派作家的「出版」，是在半夜的反抗性群眾的秘密集會上的朗讀。「我們的作家寫作，考慮的是聽覺而不是閱讀時的效果。」她說，「這要求音樂效果，要求明白易懂，要避免空虛的文字遊戲……」
老太太的話很大地震動了我的思想和感情。我自盼是為批判而寫作的人，卻從來不知道還有作家的處境和命運遠比我更艱難，創作時和生活、民眾和國家的苦難挨得那麼近，寫作的哲學有這麼不同。一個南非的白人作家的良心的力量使我對她滿懷敬意。在大家的掌聲中，我趨前向她握手致意。我說她做了令所有聽眾的良心震動的報告。「特別是身為南非的白人作家，你的正義和勇敢將使我畢生難忘。」我說。
她笑了。笑得優雅、謙抑。「在南非，還有很多比我勇敢又有才能的作家和詩人。不過，我並不是個白人。」她睜開美麗的眼睛說，「I am what the
racists called a color」（我是那些種族主義者說的「混血種」）。
我詫異地望著她，一個外表上對我而言是過了中年的白種太太，感到南非白人種族主義對白人血統「純凈」的法西斯恐怖嗜欲，為之毛骨悚然。幾天後，她邀請我到她的房間，告訴我所知極少的種族隔離主義（apartheid）的難以置信的橫暴和黑種人民的鬥爭。「Chen,
but we will win in the long run. There』s no doubt about this , I can tell
you……」她堅定又自信地說，「陳，我們最後還是要勝利的。沒有疑問，我告訴你……」──這就是第三世界和第三世界的作家與文學啊……
辭別時，我的內心這樣吶喊著。
也是在一九八三年愛荷華大學的「工作坊」。
我很快就認識了一位來自菲律賓的年輕人。他中等略高的身材，穿著舊的軍便服，頭髮鬈曲，戴著一頂黑色的工人帽。他留著鬍子和淺髭，如果那兩撇唇髭深些、密些，就有切·格瓦拉的味道了。我們很談得來。我向他介紹了一九七八年台灣的鄉土文學鬥爭，他也向我介紹了菲律賓文學界民族派和崇洋、仿洋派之間，現實主義和學舌的「現代主義」派的鬥爭。我們也聊起「第三世界的超現實主義」和「國際文學獎」例如諾貝爾文學獎的誘惑問題。使我們共同感興趣的是來自東歐幾個社會主義國家的作家。他們常常以禮貌的笑意對你，英文似乎不大靈光。「去他娘的英語！」有一次，當我和那來自菲律賓的詩人阿奎諾談起東歐作家時，他忿忿地說，「我們為什麼讓英語阻礙被壓迫人民之間的交流？」他崇拜毛主席和他的革命，對「改革開放」，他讚揚改革發展了經濟，卻擔心長此以往「革命不見了」，我們決定找一天「自動自己上門去」找東歐作家們。
有一天，阿奎諾抱了一堆罐裝啤酒來找我。「他們在其中一個人的房間里喝啤酒。」他眨著一隻眼睛示意我隨他去造訪。房門打開，在香煙的迷霧中，發現了東歐作家因酒酣而酡然的幾張可愛的臉孔。他們中有兩個人英文講得比我們想的好。互相自我介紹後，就在不大的客廳里聊開了。不知道是什麼原因，東歐作家都說他們「喜歡看西方（美國）電影」。
「為什麼？」阿奎諾友善地笑著問。東歐作家說，西方的文學和電影可以寫個人的感情和慾望，可以描寫身體和官能的需要，沒有政治框框。我們聽著聽著，目瞪口呆。阿奎諾嘣嘣地打開易拉罐啤酒，大口大口喝。
我開始說，我在台灣看飽了美國好萊塢的暴力和色情片。「那些電影愚蠢、低級趣味，只能消磨人的志氣……」我說。東歐作家們不同意。他們說「人性里原有的東西就是真實」。他們也羨慕銀幕上表現出來優渥的美國式生活……
阿奎諾用力把喝完的啤酒罐措在小茶几上。他紅著臉，開始講菲律賓各民族人民悲慘的歷史和當前美國在菲律賓的新殖民地統治。「美國人帶給我們反共軍事獨裁統治，帶給我們軍事大基地，連帶就帶給我們強姦、車禍、性病，使貧困鄉下來的少女變成娼妓，並且以共產黨的罪名討伐和殲滅菲律賓農民的反抗。」阿奎諾說，好萊塢電影像鴉片一般麻醉
菲律賓人。「但我們教育他們不要讓好萊塢消磨我們的志氣。」他說，「美國人不但奪取我們的物質，還收拾我們的靈魂。」
東歐的作家對阿奎諾所說顯然是驚訝的。但他們還是為自己辯白，還是講「人性的本然」，阿奎諾生氣地說，好萊塢和資產階級的東西空虛、腐朽、敗壞。有一個東歐作家奇怪地問，「怎麼會？你們兩人講話像我們的政治幹事？」卻一邊為阿奎諾斟啤酒在一個玻璃杯里。「我也在想，怎麼會？」阿奎諾賭氣似地說，「怎麼會？我在想，怎麼社會主義東歐的作家居然迷上美帝國主義最腐朽的電影？」
小客廳忽然沉默起來。但是就在這時，有一位東歐哪個國家的作家用被啤酒泡厚了舌頭的聲音哼唱了起來。不等他哼上兩節，大家就聽出那是《國際歌》！其他的人一個個跟上來，用不同的語言唱起《國際歌》，我用漢語，阿奎諾先用英語、後用塔加洛語，聲音越來越大，有些走調。但漸漸地一個個人的眼睛開始飄著淚花兒。阿奎諾哭了。抱住一個肉白的東歐小說家。我也流著淚，歌卻越唱越覺得好聽，有精神……
一直到今天，那個愛荷華的下午的情景歷歷在目，但卻一直沒能理清楚那歌、那眼淚、那擁抱的意義。太複雜了吧？為了一個過去的革命？為了共有過的火熱的信仰？為了被喚醒的、對於紅旗和國際主義的鄉愁？
如果沒記錯，那是一九九一年的夏天。日本的一些「革新」團體和個人（即進步的、左派的個人與團體）由武藤一羊等人推動了一個叫做「二十一世紀人民的運籌」（People』s Plan for 21st Century），廣泛邀請了東亞和東南亞的左派個人、團體或組織的代表到日本開會，把分組會設在不同的城市或地方，雖盛況空前，但會議場所、食宿簡樸，不搞豪華會場那一套，給人很好很深的印象。我個人不知什麼原因，是來自台灣的惟一的受邀人。
會議進行了約三天，最後一天賦歸之前，把散在各地的分組會成員彙集到一起，等著通過大會共同宣言。據說共同宣言起草小組徹夜未眠，大家忙著相互認識，交換與會心得。終於宣言草案印發下來了。
依往時經驗，對大會宣言一般很少有異議，主席宣讀過，全體鼓掌通過是常有的形勢。
我漠然地讀著英文的宣言草案，不料第三段專門提到一九八九年北京風波，並有嚴辭譴責。這個會沒有大陸代表，宣言變成了缺席審判。我讀了幾次那一段文字，開始坐立難安。一九八九北京事件剛過，在全球範圍內輿論完全一致，真沒料到這個由東亞、東南亞「左」派開的會，也套用右派的語言和邏輯。
正焦慮躊躇間，我發現自己已高舉右手要求發言！主席是個泰國籍教授，台下聊天時才知道他與我的老友老同志蘇慶黎同在美國紐約賓漢頓大學一起學習過。他遠遠看見我舉手立刻招我上台發言。
我在恍惚中上台，但覺頭皮發麻。我自忖自己的發言很難不招來大會的噓聲吧。我硬著頭皮說，北京的事件應該關心、應該批評。但我們的會是東亞、東南亞進步人士與團體的會，批判北京風波，應該有左派自己的觀點、價值、語言和邏輯。宣言上這一段，和世界上一切反華反共的文章在修辭、觀點、分析和政治上毫無二致。
「因此，女士們先生們，受到時間的限制，我提出兩項建議。」我說，
「第一，第三段在文脈上與本宣言主要內容無關，把這一段刪除，無損於宣言文脈的完整性。第二，如果必欲在宣言中批判北京事件，建議起草小組以亞洲左派的觀點和分析，以我們自己而不是世界資產階級的修辭和語言重寫，補寄給我們。」
我在台上望著台下，等候憤怒、敵意的挑釁。但台下片刻的沉默後，傳來部分人的掌聲。掌聲鼓勵了另外的掌聲，卻沒有任何挑釁和噓聲。這很出乎我的意料。主席當機立斷，提議交由起草委員會重新考慮，然後繼續宣讀。
會議結束。不料有來自東南亞、穿著不同民族服裝的人，兩兩三三、三三五五地來找我握手。「謝謝你。我們不知道北京事件是怎麼回事。但我們習慣地不信任西方的報道和評論。」一個膚色較深，穿著大約是東南亞的民族服裝的、白了鬍子的人說，「我們很關心北京事件。但我們不知道情況。你說對了，我們要用自己的語言和感情說北京事件」。然後他搖搖手向我道別，獨語似地說，朋友家，到底出了什麼事？
有年輕的韓國代表兩三人來，他們說他們根本不同意大會宣言將韓國學生的反獨裁民主化鬥爭和「天安門廣場上的事」相提並論，混為一談。其中一位用力握我的手，「謝謝」我的發言。
中國應該不會忘了，在窮困的第三世界，她還有不少的真心朋友吧。望著走遠的韓國朋友，我這樣對著自己獨語。
過了一個多月，大會的文件寄來了。我翻閱大會宣言，那一段批判北京事件的文字原封不動地留在那兒。但我一點也不覺得沮喪。我回想到大會結束那天那麼多向我伸出握手的、不同膚色的手，想到「第三世界」中，也有精通英語和「理論」的精英和在日常實踐中鬥爭著的大眾的區別。這區別自然也反映在思想和政治上。
從理論上看，「第三世界」乃至於第三世界文學論一直存在著複雜的爭點。但在日本的直接的感性經驗、上述第三世界朋友談說北京事件的真實聲音，對我而言，卻是深刻而難忘的「第三世界」論。
二五年五月二十日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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