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勛：我們有驚人的美學傳統

我覺得味覺與倫理學有很大關係。以前在同事之間,我最不喜歡講話酸酸的那種人。考績好一點,得個年終獎,講話就酸酸的。後來我發現酸其實沒有那麼不好,酸表示他對人生有渴望;苦也不是絕對不好,苦是人生必經的一個狀況。享盡人間繁華的曹雪芹要在某一個年齡經歷抄家的痛苦,可是這個苦味幫他完成了這麼偉大的文學作品。

因此各種味覺之間要有一個平衡,有一種配置。我們在品嘗食物的同時也學著品味文化。你會發現年輕的文化甜一定多,美國的食物、美國的點心比法國的甜好幾倍,完全受不了。因為它的文化短,它還沒有太多受傷的感覺,它的文化里沒有太多滄桑感,所以它甜。法國的文化豐富,法國的藝術很強,法國人習慣在每一餐中喝一點點石紅酒—他是在訓練自己品味上的複雜度。

我記得當年我寫畢業論文時心裡很緊張,覺得論文寫不完好像對家裡沒有交代一樣。我跑去請教一個教授,他跟我扯東扯西,說哪裡的咖啡你喝了沒?哪裡的紅酒你喝了沒?唉,你來法國這麼久了,吃沒吃我們的fromage—就是cheese,乳酪?我說,吃了啊。他說,你吃的哪種?我心想這跟論文有什麼關係,我吃的是包裝袋上牛在笑的那種。他說那都是小孩子吃的,你要吃上面有綠霉的,臭得不得了的;然後補了一句,一個民族不夠老,不會懂得吃臭。

我到現在都感謝這句話!我相信很多年輕朋友也許無法理解這句話是什麼意思。臭,其實是食物少到最後,腐爛了他也必須吃下去。西方人沒有辦法了解中國的臭豆腐,就像我沒有辦法吃他們發霉的乳酪一樣,這是文化里的東西。為了這件事情,我去了一個地方—紹興,因為我聽說紹興菜最臭,叫「三霉三臭」,三種霉的菜,三種臭的菜。紹興出了一些我最喜歡的人物,如蔡元培、秋瑾和魯迅。

我讀大學的時候魯迅的書在台灣是不能讀的,我們就手抄他的《葯》。這篇小說對我產生過很大的影響,我感覺到一個文化腐爛到內部已經沒有生機的那種痛苦。到現在我都很少看到一個近代小說家能寫出這種很難過的感覺。

我到了紹興,他們說你真的要吃嗎?你敢吃嗎?那個莧菜稈,像甘蔗一樣粗,咬在口裡,根本是一口纖維,上面綠綠一層霉,臭得不得了。那個臭蛋,孵了一半死在裡面的小雞,一拿出來,鼻子就臭。他們說你不通過這三霉三臭,你也不知道什麼叫做紹興文化。

我吃了三霉三臭,灌了一些黃酒,然後走到秋瑾當年砍頭的廣場,忽然有種悲從中來的感覺。突然之間,你覺得那個教授說的話:一個民族不夠老,不會懂得吃臭。臭裡面其實是文化的另一種期待,是在最腐爛的部分還有生命可以美好的希望。因此,美絕對不是附庸風雅的東西,絕對不是聽聽音樂、看看畫就好了。美是跟生命最底層的碰撞,跟生命最本質的碰撞。我相信我們這個文化、這個歷史、這個傳統中間的美學是驚人的,所以它走出一代一代的人物,都能夠活出生命里最美的部分。

如果有一天孤獨到「花間一壺酒,獨酌無相親」的時候,我該怎麼辦?是不是要悲觀下去,消極下去?可是李白在沒有人跟他喝酒的時候,可以「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跟月亮喝酒,跟自己的影子喝酒。我常常想到這個畫面:李白獨自一人在花間月下喝酒,「我歌月徘徊,我舞影凌亂」,那種美我相信是其他民族沒有的,那是一個驚人的生命的美學,是我們這個文化歷練出來的最動人的東西。

——摘自《從富強到文雅》 江蘇文藝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