倫茨的反思文學

戰後德國，無論是東德還是西德，展開了關於戰爭罪責的大辯論，力圖清算、克服、戰勝和了斷「（納粹）過去」（die Vergangenheit bewaeltigen）。這是一場持久戰，時至今日還未見窮期。在此過程中，作家甚至成了排頭兵，其中戰後西德文壇的「三駕馬車」最為著名。

首先是伯爾（Heinrich Boell, 1917-1985）。他的作品生前發行近三千萬冊，被譯為四十多種語言，1972年榮獲諾貝爾文學獎。他的小說一進入中國，如空谷足音，似林中響箭，引發驚喜，引起驚嘆，令人振奮。和他的名字連在一起的「廢墟文學」登陸中華大地，與方興未艾的「傷痕文學」會師，為中國新時期文學提供了借鑒。二駕乃為格拉斯（Guenter Grass, 1927-2015），他最為人所稱道的是長篇小說《鐵皮鼓》。該作品以「蛙式視角」、荒誕的手法敘述了奧斯卡·馬策拉特奇特的一生，從而淋漓盡致地揭露了納粹瘟疫在德國的彌散。也正是緣於這部小說，2000年格拉斯獲取了諾貝爾文學獎。他也曾對中國文學表現出過興趣。1979年秋，格拉斯攜其新婚的第二任妻子來華訪問。記得在上外舉辦的朗誦會上，有人向他提出這樣的問題，為何在其《鐵皮鼓》中有那麼多的色情描寫？他回答說，他那樣描寫，是得益於中國偉大的社會小說《金瓶梅》。

伯爾（圖源於網路）

格拉斯（圖源於網路）

第三駕即為倫茨（Siegfried Lenz, 1926-2014，一譯棱茨），雖不像前兩位那麼出名，可他的重要性絲毫不遜於他們。今年是倫茨的九十周年誕辰，有不少文章懷念他。他出生於東普魯士的呂克，父親是海關小職員。倫茨1944年曾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加入了納粹黨（NSDAP）；後從軍隊里開了小差，繼而進了英軍戰俘營。戰後進入漢堡大學，學習哲學、英語文學和文學學。尚未畢業，便去了《世界報》充當報紙編輯。1951年發表了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鷹擊長空》。之後用稿酬前往非洲肯亞旅遊。肯亞之行使他寫出了以茅茅運動為背景的《魯卡斯，溫順的奴隸》這部小說。所謂茅茅乃是肯亞的一個秘密組織，活躍於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發誓以暴力驅逐白人。此後他便成了職業作家，佳作迭出，雖沒有獲取諾獎，可各色獎項如落英繽紛般地降落在他的頭上。

倫茨（圖源於網路）

上世紀六十年代西德曾掀起風起雲湧的學生運動，不僅反對越戰、反對權威、反對傳統、反對腐朽過時的教育制度，其矛頭也指向納粹的東山再起，年輕一代就戰爭向自己的父輩問責。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倫茨的創作取得了重大突破，其代表作《德語課》應運而生。

故事發生在1954年，少年西吉·耶普森因偷竊繪畫而被判教養三年。在教養院的德語課上，老師以《忠於職守的快樂》為題要西吉寫篇作文。這時西吉想起父親戰時的表現，於是洋洋洒洒寫了起來，一寫寫了好幾個月。父親耶普森是當地的警察，奉命監視一個名叫南森的畫家；南森是他的好友，也是他的救命恩人。可警察才不管這些，忠實地、嚴謹地、一絲不苟地履行他的職責。南森一有畫作，他便加以沒收抑或將其毀壞。當時年方十歲的西吉同情畫家，為了保護這些畫作，西吉便將畫作藏匿起來。也正因為如此，他才有了「偷竊藝術品」的罪名。戰後隨著第三帝國的敗亡，「禁畫令」也早已取消。匪夷所思的是，警察依然懷著「忠於職守的快樂」忠實地執行著「禁畫令」。

在這裡我們首先看到的是權力的橫行無忌。納粹為何「禁畫」，因為畫家南森是表現主義畫家，表現主義是惟一產生自德國本土的現代藝術流派，可希特勒厭惡它，將其視為墮落抑或頹廢文藝。納粹還舉辦過「墮落繪畫展」，以大張撻伐。德國著名的表現派油畫家、版畫家諾爾德（埃米爾·諾爾德，1867-1956）在納粹上台後就備受迫害，被禁止作畫。

「忠於職守」乃是被德國人所看重的優秀品質，而在這裡倫茨對此進行了深刻而睿智的思考，提出獨到而尖銳的見解。戰後大家都在為自己辯解。認為罪責是納粹的，普通民眾只是職責所在，不得不盡責而已。無條件順從上面的指示乃是天經地義的義務和職責。「只要柏林下達命令，也就夠了」，「要是每件事兒都要問其後果，還能幹成事兒嗎？!」大家都在「忠於職守」的保護傘下，來個金蟬脫殼，成就了自己的「清白之身」。這種奴性的順從和盲從也正是納粹極權得以存在和犯下反人類的滔天大罪的前提和條件。惡是一種合力，造成惡的洪流的，不僅僅是少數的引領者，沉默、麻木的大多數也混雜其間。被動作惡和指揮作惡一樣，都是在惡的濁流中。倫茨以長篇小說的形式批判了德國人盲目地「忠於職守」的傳統，而伯爾在名為《命令和責任》的政論中則用更為明確的語言，對其進行了無情的鞭打。

阿道夫·艾希曼，這個死硬的納粹分子被推上了管理死亡的位子，在他手下死亡的猶太人有五六百萬，相當於漢堡市的人口。在第三帝國行將崩潰之際，艾希曼曾說，他將笑著跳進墳墓，因為他欠六百萬條人命，而這將使他心滿意足。戰爭結束後，他從美國拘留營中逃出。然而天網恢恢，疏而不漏，1960年以色列特工在阿根廷又將其抓獲，押回耶路撒冷，交付法庭審判。這次審判舉世矚目，伯爾揮筆寫就《命令與責任》一文。其中寫道：「艾希曼是奉命行事的，而命令一詞將在法庭上十分頻繁地從他口中冒出。他執行命令，傳達命令，而臟手的活兒則有數不清的偵探和劊子手替他完成。」（宋健飛譯，引自《伯爾文論》，黃鳳祝、袁志英、維克多·伯爾編）幾年後，伯爾在《法蘭克福講座》中寫道：「執行命令，從來沒有出於狂熱或者仇恨，也就只是執行命令：破壞睦鄰關係，破壞信任，破壞信仰。每一次殺害，每一頓暴打，每一次腳踢，所有這一切都是在執行命令。」伯爾在這裡話鋒一轉，「然而很多命令並沒有被執行，沒有去開槍，沒有去爆炸，沒有去放火……正因為如此，許多人才死裡逃生，城市和橋樑才免遭摧毀」。伯爾得出結論說：「違抗命令不愧是光榮的過失」；「艾希曼在一個拒絕服從命令屬於高尚品德的時代扮演了服從命令的角色。」

西吉為何受到教養的懲罰？全都源自他父親的作為。放大來說，戰後年輕一代身上的負荷，也都是來自父輩「作的孽」，父債子還，「因果報應」，絲毫不爽。在這裡，作者是在暗示，西吉一代雖然無辜， 可他們無法擺脫上一代一樁樁令人髮指的罪行所帶來的夢魘。他們有責任弄清事情的真相原委，他們有責任懷疑、詰問、質問、盤問上一代。這裡所呈現的代際衝突遠遠超越了心理抑或文化學的闡釋模式。不難看出，倫茨是在要求全民族來個大檢討。這不暗合了全民都應參與的克服、戰勝、清算、了斷過去的行動嗎？

對戰爭的反思，在倫茨的創作中是一以貫之的。短篇小說《淡漠的人》就是典型的例子，筆者曾將其譯成中文。一個芬蘭人用高價租借「我」家的煤氣灶，「我」也知道，他想用煤氣自殺，可「我」沒有加以勸阻，並立即抽身溜走，拿著那六十馬克的租金與妻子逍遙去也。這種對人的生死命運的漠不關心的態度，是在戰時養成的，並延續至戰後。「我」沒有出現在死亡現場，芬蘭人不是他殺，更不是「我」殺的，他是自殺的，他的死和「我」沒有一毛錢的關係。可在作者看來，「我」絕對是這次謀殺的參與者。一些其他人也不能置身事外，因為「我看出，在他的事務中我不是他所找的第一個人」。這在暗示，芬蘭人不止光顧一家的灶間，其他人都拒絕了他的要求。很顯然，拒絕者並非出於對他的關切，而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想招惹麻煩。否則就會勸導他，寬慰他，真正伸出援助之手，打消他的自殺念頭。

所謂的凡人小事，映照出德國戰後真實的情況。戰爭摧毀了城市和村莊，整個德國變成了瓦礫場。精神層面更是一片荒蕪，人變得淡漠、冷漠，已經沒有能力關心他人。面對關天的人命也無動於衷。戰爭中死人的事是經常發生的，死的人多了去了，從而對生命少了尊重，更談不上敬畏。面對自殺者所表現出來的平靜是一種殘酷的淡漠，「我」所關心的是「酒心巧克力」和「鞋」。戰爭中用槍炮殺人，戰後冷漠也成了殺人的利器。

倫茨是個多產作家，長篇、中短篇小說集約有數十部，其中著名的有《鷹擊長空》《與影子決鬥》《蘇萊肯如此多嬌》《人在激流中》《麵包與競技》《燈塔船》《家鄉博物館》等等；他還寫有不少廣播劇和劇本。在寫作上深受海明威、福克納、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影響。他的作品饒有風趣，充滿幽默感；行文淡定、自信、瀟洒。他所奉行的是現實主義。他反對文學為政治服務，主張為道德服務，「文以載道」。他和另外兩駕一樣，也是「四七社」的成員。所謂「四七社」是在戰後不久的1947年成立起來的、旨在培養青年作家的一個鬆散的文學團體。他的《德語課》特別受到年輕的新銳作家，比如余華、莫言的推崇。

《人在激流中》（圖源於網路）

倫茨像格拉斯一樣服膺於德國社會民主黨，他倆都是那個推行「東方政策」，並在華沙一跪而驚天下的威利·勃蘭特的好友。（文/袁志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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