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滅亡乃民心所向」這類的說法，太天真了

廣東省咨議局開幕，議員集體紀念照

文 | 諶旭彬

清廷滅亡的教訓，是常見的話題。話題內容，最後往往不免被拔高到民心向背的層面。但民心向背，與清廷的滅亡其實沒什麼必然關係。真正亡掉清廷的，是組織化的士紳，他們從自身利益出發拋棄清廷，遠不能代表民意。

「士紳」是清廷的統治基礎，在改革中轉型為「議員」

1、改革設立咨議局，「議員」九成來自清廷的舊統治基礎「士紳」

任何一個政權的存在，都必須依靠它最基本的統治基礎。清廷1900年代以前的統治基礎，無疑是那些擁有朝廷賜予的功名、享受朝廷賜予的特權的士紳們。1850年代，正是這些人在太平天國動亂中的選擇，使清廷得以轉危為安。

這個統治基礎，在清末最後十年的改革浪潮中受到了很大的衝擊。朝廷在1905年廢除了科舉，如何保住依附在科舉制度上的功名與特權，進而保住自己的社會地位，成了「士紳」們共同面臨的問題。但直到1909年朝廷設立「咨議局」，「士紳」們才得以解決這個問題，中間數年，可謂灰暗時光。「咨議局」是改革的產物，相當於省級准議會（在中央是資政院）， 「士紳」們或主動或被動，抓住了這次機會，擠入咨議局，搖身變為近代憲政體系下的「議員」。

張朋園教授對十五省咨議局議員的資料統計，證實了咨議局議員和傳統士紳之間的高度重合。統計結果顯示：「他們89.13%皆具有傳統功名，相對的，只有10.87%不具功名背景。」而在二十一省當選的63位正副議長中，沒有功名者只有5人。可見擠入新式「議員」行列的，絕大部分都是傳統「士紳」。

2、這些「議員」並非民選，他們的意見，與民意沒什麼關係

1909年咨議局議員的選舉，名曰民選，其實和普通民眾沒什麼關係。美國駐華公使觀察到：「各地的選舉未能刺激起人民的熱心。合格選民僅有極少部分真正前來投票。官府對議員選舉的影響極大，有些省份，跡近指派。」官府所能影響到的，自然是與之關係密切的「士紳」；事實上，傳統體制下，「士紳」參與地方事務，就是通過官府邀請，而不是通過朝廷的正式制度或地方的固有機制。如此，咨議局議員和傳統士紳之間的高度重合，也就不奇怪了。自然，這些議員既非民選，他們的意見，也就很難稱之為民意。

1910年，各省咨議局三次派代表進京請願，請速開國會。圖為第三次國會請願代表合影

「議員」大多缺乏憲政信仰，關心改革乃是關心利益

1、大多數咨議局「議員」對憲政未必有什麼真摯的信仰

誠然，在晚清最後十年的改革中，有許多「士紳」接受了新思想，心懷立憲救國之夢，並曾為之努力。但對絕大多數「士紳」們來說，他們關心「預備立憲」，積極進入咨議局去做議員，與其說是出於對憲政救國的信仰，不如說是因為「咨議局」乃變革時代維繫他們既有社會地位的要津，進入咨議局，不但能保住他們在地方上的聲望，還能賦予他們新的介入地方政治事務的權力。至少，進入咨議局後，他們參與地方事務，不再需要被動仰仗地方官的邀請，而可以把主動權握在自己手中。

「咨議局」里的這些「士紳」在辛亥年集體倒向了共和。美國駐華領事丁家立在1912年對他們有過深入的觀察，他的結論是：「擁護共和主義的文人與士紳更少受到改善中國人民命運的願望的驅使。他們利用政權的更迭，加強自己在地方的專制主力；他們一直試圖對普通人實行這種地方專制，為自己謀取私利。」這個評價看似苛刻，其實很有參考價值——咨議局議員的產生，「名為民選，實自官派」，而負責「官派」的地方官，包括素以開明自詡的廣西巡撫張鳴岐在內，絕大多數都對籌備憲政一無所知，其所指派的「議員」對憲政的認知，也可想而知。進入民國後，憲政舉步維艱，與這些轉型為議員的「士紳」們本就缺乏憲政理念和憲政信仰，有很大關係。

2、「議員」們熱衷推動憲政，更多是為了保障和提升自身的社會地位

不可否認，咨議局議員們推動朝廷儘快立憲的熱情非常高。1909年成立各省咨議局，次年，就發生了以咨議局為中心，由立憲派領導的四次要求召開國會的大規模請願運動。但這種熱情，也未必是出自對立憲救國的信仰，更重要的原因恐怕還在於：朝廷一再宣示、重申咨議局的性質「僅為一省言論之匯歸」，只是人民練習議政的機構，既不是監督機關，更不是權力機關，而只是一個「牢騷機關」，顯然與「士紳」們希望在新體制下確保乃至提高自身社會地位的願望背道而馳。只有竭力催促朝廷儘快召開國會，結束咨議局「臨時議會」的身份，使之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地方議會，才能真正保障和提高議員們的社會地位。四次請願運動之所以能在各省咨議局內一呼百應，個中利害，盡在於此。

其實，士紳們想要通過咨議局擴大權力的願望，在咨議局首次正式開議的前一天，就遭到了朝廷諭旨明確的阻擊。諭旨被抄錄懸掛在各省咨議局會場，告誡議員們要守規矩，不得有半點逾越許可權之處，並明確要求各省督撫加強對咨議局的監督。咨議局作為民意機關，本該監督本省督撫，諭旨卻反其道而行之，權力擴大願望受阻的士紳們，對朝廷的怨望，不問可知。

確定「日式立憲」方案的《欽定憲法大綱》，通篇皆是各種「議院不得干預」，對士紳權力限制很大

利益因改革受損，「議員」們辛亥年集體倒戈

1、清廷若能和「士紳」保持利益共同體關係，本不致於在辛亥年滅亡

本來，改革之前，至少在科舉尚未廢除之前，士紳們和朝廷是一個利益共同體。改革後，科舉體制被議會體製取代，傳統士紳變身近代議員，朝廷若能與議員們繼續保持利益共同體的關係，恐怕也不致於在辛亥年滅亡。

這樣說是有理由的。武昌的槍聲雖然激烈，但革命黨在辛亥年的力量，其實相當薄弱。僅憑武力，遠不足以推翻清廷。真正導致清廷滅亡的，是活動能量強大的各省咨議局。他們在辛亥年，近乎一致選擇了拋棄清廷，如湖北咨議局議長湯化龍出面通電聯絡各省，呼籲支持共和；湖南的亂局由咨議局議長譚延闓出面方才平息；廣東咨議局抵制進攻革命黨，促成和平獨立；福建咨議局與革命黨合作，宣布獨立；浙江咨議局勸說當政滿人和平交權；貴州咨議局迫使巡撫宣布獨立……

2、可惜的是，清廷在改革中犯了兩個致命的錯誤，沒能維持與士紳的利益共同體

清廷在它最後的改革中，犯了兩個致命的錯誤：

一是把自己原來的統治基礎「士紳」，推到了自己的對立面。「士紳」們寄望於通過改革擴張權力，提升社會地位，所以一直在呼籲搞「英式立憲」，清廷則寄望於通過改革從地方收權，故一直堅持要搞「日式立憲」。朝廷似乎沒有意識到，只有在「英式立憲」政體下，這些從舉人、貢生、秀才轉型為「議員」的「士紳」，才可能獲得更高的社會地位，在開明專制的「日式立憲」政體下，他們不過是可有可無的花瓶，他們的「議員」身份，僅僅意味著他們可以盡情地發牢騷，其社會地位較之改革前，不升反降。

二是通過設立咨議局，把原本孤立分散的「士紳」，緊密地組織了起來。正如有的學者所總結的那樣，作為一個準議會組織，咨議局「不但為各級紳士提供了參與政治的場所，更重要的是，准議會組織之間的橫向和縱向聯繫使紳士集團加強了聯繫，使散處全國各地城市和鄉村的紳士實現了某種程度的聯合。正是通過這種聯合，紳士集團一下子壯大了起來，雖然人數未必加多，卻已有足夠的力量掀起時代的風雲，影響國家的大政，顯示了『組織』的力量。在實現紳士集團組織化方面，咨議局承上啟下，作用最為關鍵。」

如果清廷放棄搞「日式立憲」的頑固立場，因改革而獲益的「士紳」們，在辛亥年多半會選擇繼續與朝廷站在一起，清廷也許就不會滅亡；如果清廷乾脆閹割改革，不設立咨議局一類的民意機關，「士紳」們雖有怨望，但卻未必能夠在短時間內實現組織化的聯合，類似1910年通過串連搞了四次大請願，1911年通過串連促成十餘省獨立直接埋葬清廷，這樣的情況，或許也不會發生。但清廷偏偏兩件事都做了，不但得罪了自己舊的統治基礎，還給了他們組織化的大好機會，同時又沒有能力找到新的統治基礎，其滅亡，實在是太情理之中了。

結語

民心與天下之間，沒什麼必然聯繫，失民心者未必失天下，得天下者也未必得民心。唯有與自己特定的「統治基礎」發生不可調和的利益衝突，則往往離失天下不會很遠，清廷就是個典型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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