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本有翻盤機會，但崇禎帝走錯這一步，全盤皆輸
「提起明末，許多讀者莫不悲嘆交加，常常哀嘆朱由檢身不逢時，勤政勉國卻落得自縊殉國的下場。可崇禎一朝十七餘年並非毫無翻身的機會，即使內有農民軍四起，外有清軍鐵騎擾邊，但在朱由檢和朝臣兢兢業業維護王朝的治理下，崇禎中期甚至一度出現中興跡象，然而這好不容易才攢出的一手好牌最終卻被打爛，其主要原因便是「攘內必先安外」的正確政策未能實施。
朱由檢繼位之後不足三月，便以雷霆手段剷除了把持朝政數年的魏忠賢一黨，致使朝堂氣象一新，既建立權威、收回權柄又快速穩定了人心。而後不久，明朝半個世紀積攢的毒瘤終於爆發，在中國北方再次大面積大旱的背景下，崇禎元年由陝西爆發了整個北方農民大起義。
崇禎二年，清軍方面皇太極在袁崇煥擅殺毛文龍而無後顧之憂時，改變戰略率軍繞道蒙古突入京師，此舉對於剛剛組建的崇禎朝廷來說無疑造成了極大的震撼，崇禎一朝就是在這樣內憂外患的局勢下展開。
朱由檢雖向群臣展示出這個少年天子異於常人的雄心和決斷，在這種紛亂時局中滿心想將明朝脫離死亡的邊緣，但其性格能力卻難以拯救極速惡化的形勢。
崇禎八年十月，農民軍在河南滎陽會師後突破官軍防線，攻克大明龍興之地鳳陽，焚燒擄掠皇陵，明廷舉朝震動，迫使朱由檢痛下罪己詔。
崇禎九年六月，皇太極領兵十餘萬繞道蒙古突破長城喜峰口，入關直逼京師，「凡五十六戰皆捷,共俘獲人口牲畜十八萬三千一百五十六」，明廷上下為其撼動，時任兵部尚書張鳳翼畏罪自殺。
崇禎十年二月，清軍攻佔朝鮮後迫使其成為附屬國，再加上毛文龍死後東江鎮的潰散，至此，明廷在遼東一帶除關寧錦防線已無任何牽制清軍的勢力。
在這種內憂外患的局面下，朱由檢火速提拔正處丁憂的楊嗣昌繼任兵部尚書一職，依託其制定的一系列舉措迅速穩定了局面。
明思宗朱由檢（1611年2月6日—1644年4月25日），漢族，大明第十七位皇帝，亦是明朝作為全國統一政權的最後一位皇帝。明光宗第五子，明熹宗異母弟，母為淑女劉氏。
1「攘內必先安外」的提出
楊嗣昌是協助朱由檢帶領明廷走出困境卻又陷入難處的具有極大爭議的人物。
朱由檢在崇禎四年即將處死時任陝西三邊總督的楊鶴時，便發現了其子楊嗣昌有才有骨氣，隨後不僅免了楊鶴死罪而且多次留意關照楊嗣昌。
崇禎七年九月，便將其提拔為兵部右侍郎兼宣大山西三鎮總督，不久楊鶴病死，楊嗣昌辭官歸鄉丁憂。但此後不久，毛文龍曾經的部將孔有德、耿仲明引導金軍進攻山東半島等地，塞外漠南蒙古十六部也與後金盟誓，共尊皇太極為汗。
內憂外患之際，時任兵部尚書張鳳翼畏罪自殺，崇禎九年十月朱由檢便迫不及待的起用楊嗣昌接任兵部尚書一職，甚至常嘆「用卿恨晚」，一切軍政事務都會聽取楊嗣昌的意見。
楊嗣昌也沒有辜負朱由檢的期望，上任後便一心為國建言獻策，提出了所謂「四正六隅、十面張網」之策來清剿農民軍，同時又提出三點規劃來保障剿匪事業的成功進行：
其一為大政方針：攘內必先安外。主張與後金議和，調集精銳解決內部叛亂後，再與後金決戰：
其二為解決實際軍需：足食方能足兵，採取採取因糧、溢地、事例、驛遞等四個途徑籌措軍餉：
其三為制止流民成賊：保民方能蕩寇，下令各州郡縣訓練兵士守衛本土。
這幾項政策雖然難免有一番書生意氣，如限期限域圍追堵截農民軍就使得大量將領軍士苦不堪言，但正因如此卻也收到了極為突出的成效。
崇禎十一年二月，長期流竄於湖廣一帶的張獻忠和劉國能等部，在走投無路之際被迫向官軍投降。
崇禎十一年十一月，孫傳庭將李自成打敗，其落魄到僅剩十八騎逃入商洛山區之中。
明廷在楊嗣昌的主持下，取得了這一系列的勝利，將農民軍逼入絕境，剿匪事業可以說已經取得百分之九十九的成功了，明廷崇禎一時中興跡象已顯。
但真正的成功是必須是百分之百，只需百分之一的不足便能導致失敗，而這個百分之一正是「攘內必先安外」政策實施的失敗。
楊嗣昌（1588年—1641年），字文弱，一字子微，自號肥翁、肥居士，晚年號苦庵，湖廣武陵（今湖南常德）人，中國明朝後期大臣、詩人。
2議和之舉的可行性
楊嗣昌雖然說並沒有直接的軍事經驗，而且後期親自圍剿張獻忠時也是昏招連連，其能力和性格廣為詬病，但不可否認的是楊提出的「攘內必先安外」政策對於當時的明廷來說是極為正確而且是必要的。
今人能夠意識到明廷當時改變「兩個拳頭打人」、與清議和的重要性，可當時有部分明廷官員卻將議和之舉喻為北宋與金屈辱求和，有辱國體而且對國家是災難。
時任翰林院編修楊廷麟上書警戒到「南仲在內,李綱無功;潛善秉成,宗澤塤命」，將堅決反對議和的宣大、山西總督盧象升等比喻為李綱、宗澤等北宋名臣，影射楊嗣昌等為耿南仲、汪潛善這一類的投降派。
然而當時形勢並非如此。
要明確的是後金自然想取代明朝，主政中原，而明廷也是極力想消滅這個邊境上的大患，但雙方都沒有絕對的實力在短期內消滅彼此。
天啟年間後金在努爾哈赤的率領下，兩次圍困寧遠最終大敗而歸，努爾哈赤也為此鬱鬱而終。
後金自知無法突破關寧錦防線，從崇禎二年到崇禎十一年近十年間，改變策略勞師動眾不遠千里繞道到薊州，突破薊州北邊長城防線，包圍京師，雖然造成了明廷極大的震撼和損失，可仍然無力取締明廷入駐中原。
而後金國內經濟衰退以及動蕩等不穩定因素也無法支持多次大規模軍事行動，後來崇禎十一年清軍（1636年皇太極改國號為清）也只能選擇重新從錦州方向進攻。
清軍雖然軍事力量上在局部對於明廷佔據較大的優勢，可多次進軍也無法一舉滅亡明廷，而且這種軍事對持相耗的局面對其來說極其不利，因此清軍也多次積極尋求與明廷和議，換取時間和利益積攢實力。
清太祖愛新覺羅·努爾哈赤（1559年2月21日—1626年9月30日），清朝的奠基者，後金開國皇帝，通滿語和漢語，喜讀《三國演義》。
崇禎元年，皇太極就與袁崇煥多次接觸，表示願意「去帝稱汗」,並請明廷「制印給用」，雖有迷惑袁崇煥之嫌，但其議和之心不假。
崇禎五年，皇太極繼續派人從大同府聯繫明廷，聲稱「我非欲取大位得天下也,所以興兵,蓋欲爾察知其故」，意指效仿俺答汗以武求和，同時表示「惟願兩國和好,財物豐足,互相貿易,各安田獵,以樂太平」。
崇禎十年到十一年時，當朱由檢聽從楊嗣昌「攘內必先安外」的建議後，派遣使者周元忠試探清廷口風，皇太極對其極為禮遇。
由此可見，此時的大清對議和之舉相較之於明廷更加迫切。
對於明廷而言這一暫時和議是解決邊患，減少遼餉壓力，騰出財力兵力解決內部農民叛亂的大好時機，在當時也是得到一批有識之士的認可。
同時大明與清和談性質上並非南宋對金國稱臣、割地、納貢等恥辱性不平等議和，「今曰貢,則非和親矣;曰市，則非賂遺矣；既貢且市,則非征戰矣」，明廷上下也並不承認這是兩個國家間的協商，而僅以「議撫」和「議款」等詞冠之。
而且清廷方面也從未以勝利國的姿態來面對大明，據《東華錄》記載，皇太極曾給予書信給明廷邊臣「和事成後,自當遜爾大國,爾等亦視我居察哈爾之上可也」，「和好若成,即普天之下,盡為爾朝廷所屬矣」，完全是一副求和的態度，哪有半分凌辱之意。
因此，對於明清雙方而言都有議和的基礎，也有議和的必要。
在雙方都無法迅速消滅彼此的形勢下，議和對於雙方而言也是最好的局面，可歷史的走向卻與人們的完美設想脫離了軌跡。
這種明清之間完全不同於後人印象的主次態度是基於當時雙方對彼此實力的忖度審視和判斷後所作出的結果，然而也正是這份判斷斷絕了雙方的議和之舉。
愛新覺羅·皇太極（1592.11.28—1643.09.21），即清太宗，又譯黃台吉、洪太主，清太祖愛新覺羅·努爾哈赤第八子，清初傑出的軍事家、政治家，後金第二位大汗、清朝開國皇帝。
3議和失敗的原因
崇禎十一年春，太監周起潛派遣屬下周元忠赴瀋陽商議和談之事。
崇禎十一年五月三日，朱由檢在中極殿以殿試的形式召集群臣議事，楊嗣昌便藉由天象變化之名正式提出對清議和。
此言一出，便引起滿堂朝臣激昂議論，但在朱由檢尚未明確表態而私下支持的情況下，雖時有攻訐，但議和一事也在坎坷中展開。
但隨著當年三月張獻忠的投降以及十一月李自成敗逃，朝臣們之間關於議和的政治風向便發生了極速的變化。
以少詹事黃道周為首的言官迅速發起對議和一事的攻擊，「無論建虜必不可款,款必不可成,成必不可久;即款矣成矣久矣,以視寧、錦、遵、薊之師,何處可撤?而邃謂款建虜之後,可撤兵中原以討流寇;此亦不思之甚矣!」
同時，當時明廷極為倚重的山西、宣大總督盧象升也極力反對議和之舉。
反對派主要認為清軍不可信，給予清軍「撫款」求和只會羊入虎口，雙方不可能有真正的和平；
其次議和後撤邊軍入內剿匪更不可舉，擔心此時清軍趁虛而入；
最後也是最為關鍵的原因便是在剿匪形勢一片大好的局面下，眾多大臣以及朱由檢本人都覺得農民軍已無須過多擔心，可以集中力量對付清軍而不必求和。
正是在時局形勢的誤判，朱由檢議和之心發生了動搖，在猶豫中想繼續觀察形勢發展而擱置了此事。
清軍見明廷數月毫無動靜，妄圖以戰逼和，於崇禎十一年九月兵分兩路南下入侵，皇太極率領偏師進攻錦州來牽動遼東守兵，而另一路主力突破長城防線。
時任薊遼總督吳阿橫不敵力戰而死，京師再次戒嚴。朱由檢啟用正處丁憂期間的主戰派盧象升率軍迎敵，十二月中旬卻因與高起潛配合不周，孤軍被圍奮戰而死。
崇禎十二年正月，因楊嗣昌對形勢的錯估導致山東首府濟南在內的十八城被清軍攻陷，明廷損失極為慘重。
在這種惡劣形勢下，明廷只能調集正在陝西、河南一帶剿匪的洪承疇、孫傳庭等率軍入衛，與清議和的願望也就徹底破滅了。
松錦大戰，又稱松錦之戰、松錦大會戰，由皇太極發動，明清雙方投入十幾萬大軍參戰，從公元1640年（明崇禎十三年，清崇德五年）清軍圍困錦州城起，到公元1642年（明崇禎十五年，清崇德七年）松山城被清軍攻陷，明軍主帥洪承疇被俘止，戰爭共經歷了兩年，以明軍慘敗告終，明朝傾盡國力打造的九邊精銳損失殆盡，只剩三萬殘軍跟隨吳三桂退守寧遠，之後明朝在關外的城池悉數陷落，僅剩孤城寧遠。此役是明清雙方最後的關鍵戰役，以後明朝再也沒有能力組織起對清軍的有效反擊。
崇禎十二年三月，入關的這路清軍在燒殺擄掠大半年後方才揚長而去。
楊嗣昌立即採取「練兵練餉」的舉措，在這種大練兵、「收銅募錢」籌餉的形勢下，雖然百姓怨聲載道，但明廷又快速在各地集結起三十二萬防戰之兵。
同時在剿滅農民軍戰爭中洪承疇等人展示出過人的軍事實力，給朱由檢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
在農民軍形勢低迷的幻象下，同時也是出於報復清軍、解救錦州的目的，朱由檢便醞釀著與圍困錦州的清軍進行大決戰，妄圖一勞永逸的解決邊患。
崇禎十二年初，朱由檢調任洪承疇為薊、遼總督，統領宣府總兵楊國柱、大同總兵王朴、密雲總兵唐通、薊州總兵白廣恩、玉田總兵曹變蛟、山海關總兵馬科、前屯衛總兵王廷臣、寧遠總兵吳三桂等八總兵，九邊精銳十三萬、馬四萬集結寧遠，援赴錦州與清兵會戰。
松錦之戰的結果大家都已熟知，此戰之後，明廷精銳盡失，崇禎一朝十餘年苦心孤詣而開創的大好局面就此破碎，大明再無挽救之機。
毫無疑問，拒絕與清和談是崇禎朝最大的失策，這一政策的失誤朱由檢難辭其咎。朱由檢雖有意議和，可在商議之中為避免留下污名，竟無支言片語支持議和，給群臣留下了不願議和的印象，盧象升也正是在揣測聖意之後才敢誓死反對。
而後松錦之敗後，派遣兵部尚書陳新甲赴清求和遭到群臣反對，竟不惜殺陳新甲以平眾議。
更令人憤怒的是崇禎十二年三月，清軍報復和談失敗、大肆劫掠而去時，朱由檢才意識到失策，卻毫不反思自己的過錯，竟痛罵「大事幾成，為幾個黃口書生所誤，以至於此」，將所有的罪責全部推向群臣。
盧象升之枉死，楊嗣昌之慘沒，陳新甲之冤死，洪承疇之敗降，無不皆因朱由檢失措而成，有君如此，大明之亡也就不足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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