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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條「上海的民辦國際化學校要整改」的消息傳出後,發生了什麼?



所有人都握著所剩無多的選擇權,在中式思維與西式教育之間徘徊

王萌從沒見過,家長們如此迅速地聚集在一起。




在 10 月 19 日之前,他們還三三兩兩地在各自組建的班級群里閑聊,探討如何在孩子完成國內民辦雙語教育後,將他們送往美國名校。王萌的女兒今年在上海一民辦雙語學校讀小學四年級。她和群里的大多數家長一樣,已為孩子預設好了一條發展道路:



高中、大學出國念書。在那之前,要儘早讓孩子習慣西方的教學方式,最好英文流利得像個當地人,這樣才能保證出國時過渡起來毫無壓力。



一所民辦雙語學校的宣傳圖(來源:att)



但那天,一場由上海市教委基教處組織的會議似乎顯示,原本嚴密計劃的出國「籌備工作」可能會有變數。「民辦國際化學校要整改,國際課程可能會取消」——在這場名為「上海市涉外民辦學校政策解讀會議」的活動結束後,不斷有這類的解讀文章被分享到群里。


兩天,三個全校性的家長群就滿了,1500 人。




在三個被擠爆的微信群之外,這個群體的總數其實沒那麼大。來看個數據:根據國際學校服務平台「新學說」提供的數據顯示,儘管傾向於民辦學校和國際課程的家長從 1995 年就開始變多,但目前,在上海有將近 875 所上海普通中等學校以及 764 所普通小學,開設國際課程的只有近 80 家,差不多是十分之一。




「我們和其他家長想得不一樣。」在擔心政策變動而接受《好奇心日報》採訪時,這些家長頻繁指出,他們是少數派,是先鋒的那類人。



不過,他們考慮擔憂的東西未必和「其他家長」有多麼不一樣。當抱怨起國內教育方式的不合理之處,這些說法大多不新鮮:做題、重複、糾錯式、分數、排名、壓力、好像越狹窄就越容易達到目標。這往往會讓整個家庭都感到焦慮。




因此當市面上多了一項新選擇時,被打動不是件難事。按照他們的說法,孩子和家長的生活似乎轉眼就變了樣——



一位國際學校的孩子把植物生長的過程拍成了一部短片,這是他的生物課滿分作業;




一位家長說,她的孩子喜歡 Beatbox(節奏口技),還組建了自己的無人聲樂隊,因此在就讀的民辦雙語學校很受歡迎,這和他的成績沒甚關係;




一位在民辦雙語學校的老師說,她認為自己是從事服務行業的,學生家長是她的客戶,她的「服務」會被打分;




回想起來,常規的那一套變得更難以忍受——為何放著大量有趣的前沿科學不談,而幾十年前就出現在課本上的洋蔥表皮實驗如今還在公辦學校盛行。至於最可能受到爭議的歷史知識,過去沒有人會認為「不輕易替孩子下結論」是重要的。







上海一所民辦雙語學校官網首頁的宣傳照(來源:ykpao)



但不管這些家長對教育有怎樣的認知,會議的傳言放出了另一種信號:在這些額外的選擇中,有什麼東西並不被官方認可。事實上,這些利益相關者並不需要認可,他們在另一種規則下行事,唯一叫人擔心的就只是,規則說變就變了。




學校在這件事上起初表現出意味深長的沉默。一位民辦雙語學校的校長拒絕深入討論。在接受《好奇心日報》的電話採訪時,他說「我們不會受到什麼影響」,但隨即稱「上任不久,許多情況都不清楚」。




學生家長呢,可想而知,「生氣,甚至憤怒」。一位家長在會議結束的第二天說,他們的孩子在出國求學的路上耗費了大量時間,已經很難回到體制內從頭競爭。「這不是逼我們早點出國嗎?」他抱怨說。





1



家長們認為此事之所以重大,是因為和「選擇」有關。以至於很少有家長提及他們還花費了遠高於其他人的錢。




粗略地計算,上海民辦學校的學費平均下來每年在 10 萬元左右。而許多家庭通常從孩子小學一年級就開始支付這筆費用。




看起來,這筆錢對這些家庭來說通常不成問題。這些家庭有何特別?




從經濟實力上衡量,他們可以被劃歸為中產階級甚至富裕階層。根據胡潤媒體集團對中國百萬富翁的研究,這個階層願意把他們年收入的 20% 到 25% 投資在孩子的教育上。




從個人經歷來看,有不少曾有留學經歷,或曾在國外生活或工作,或者擁有外國國籍。一位民辦雙語學校老師打趣說:「很多家長是網上能搜得到的那種」。「上雙語學校的家長,是你能夠控制的嗎?」另一位家長則在採訪中反問。




但吳帆認為,這種說法可能會歪曲人們對她的看法。這位家長希望能糾正一點,他們並不是一群有優越感的人。送孩子讀民辦雙語學校或出國,「並不是一件了不得的事」,而是「迫不得已」。「國內的義務教育,免費的,尤其好。為什麼要花費這麼大的代價?」吳帆說,「被逼的。」




現在,他們又有了逼仄感。




就在上海教委召開會議的第二天,上海一所叫「星河灣」的雙語學校的官網上,發布了新辦的杭州灣雙語學校說明會延期的信息。家長們的恐慌因此加劇。儘管學校並沒有把延期歸因為可能存在的政策風險,但家長們還是很容易就在兩件事上找到了聯繫:「看來並不是空穴來風」,民辦學校的設立可能正在受到控制。




一些正考慮把孩子送到民辦學校就讀的家長擔心的是另一件事——這會讓過去本來愈發激烈的擇校競爭急速加劇。最近在幫孩子擇校的 Phoebe 說,今年在建的一些新學校,本來增多了大家的選擇,然而政策可能導致很多學校審批不通過或轉軌,之後的選擇也會隨之減少。




在上海,開設國際課程的學校本來就不多,且大多分布在松江、閔行、浦東、金山等區。一位家長表示,在其居住的閔行區,優質的國際化教育資源本來就少,因而可選的學校非常有限。





上海某民辦雙語學校硬體設施(來源:thepaper)



困難還發生在家庭內部。並非所有家庭成員一開始就能達成一致。




一年多前,Phoebe 的丈夫並不贊同她想把女兒從公立學校轉入民辦雙語學校的想法,他相信,對女兒來說,能夠適應任何一個環境並生存下來的能力是極為重要的。耗費心力把她送到一個舒適的地方不僅多此一舉,而且可能會對成長起到反效果。




在這個群體中,父母雙方所扮演的角色和普通家庭並無本質差異。家長群里大多數是媽媽,她們總是早早就開始做規劃,細心地比較不同學校的課程與設施,緊密地關注著孩子的學習狀況,並時常互相交流有關家庭教育、親子關係的話題。爸爸更為嚴苛些,擔心孩子過早出國會「學壞」。




分界有時也沒那麼鮮明。吳帆的丈夫去學校探望孩子時,同樣細心地發現嚴冬的教室沒有開空調,不少孩子的手上長了凍瘡,而旁邊的教師辦公室卻開著空調,這件事成為了他決定將孩子從公立轉去民辦雙語學校的一個動因。他認為,這種環境「不正常」。但家長們通常習慣了顛倒的「正常觀」,這讓他和吳帆覺得很可怕。




Phoebe 這位頗有想法的先生最終還是被說服了。Phoebe 認為,這和她加入不少家長群、時不時將各類教育信息與丈夫分享有關,同時,也和丈夫在國外經商的經歷有關。兩人最後達成了共識。




但這種共識看起來帶有強烈的實用主義色彩,這對父母認為,讓女兒早一點進入國際課程體系,對她出國留學會有幫助。這種想法在家長中挺常見,他們認為在語言能力的培養上,「民辦雙語學校更看重語言的學習」;而在個人素質方面,「你的重點是希望她能有更好的自我學習和自我拓展的能力,這是國外院校非常看重的」。




公立學校家長們的焦慮也讓他們不適。一位媽媽在接受採訪時說,她的一位做全職媽媽的鄰居,為了讓兩個在公立學校讀書的女兒成績不輸人,每天在家學習孩子的課程,而周末大多奔波在接送孩子上下補習班的路上。




「公立學校,家長基本沒有自己的生活。所以我們就擔心這樣,不想去公立學校。」這位母親說。不僅如此,她還認為:「焦慮會傳遞給孩子」。





2



但風險並不是在今年冬天才出現的。




考慮到做出這項選擇的最終目的是出國留學。國際課程最大的問題就在於,它與國內的主流課程,是兩套完全不同的體系。每位接受採訪的家長都表示,一旦跳出體制內,就沒法再回去;即使回去,因為「學的東西都不一樣」,也競爭不過同齡人。




張麗貝的孩子剛從上海的一所民辦雙語學校考入美國的高中。她並沒有印象孩子曾使用過語文課本:「就是弄一本論語,還讀紅樓夢之類的。」語文課的授課模式,是閱讀、交流加寫作。英文課也是如此。




教授國際課程科學課的丁若然,時常會在課上給學生看最新的 TED 演講,也常帶著學生做各種有趣的實驗。發放種子讓學生回家種植並記錄下植物生長的全過程,是她布置過的一次考試內容。「種不出來也沒關係」,最後的結果只佔很少的分數。





上海一民辦雙語學校的課堂照(來源:xieheeducation)



與普通公立及民辦學校差異更大的是,多數國際課程都實行分等級授課,學習能力相近的孩子被劃歸到同一個班。




在一些家長看來,這個體系對於「不是學霸」的孩子,更為友好。「這樣分對孩子是有好處的,一個水平的在一起,就不大有壓力。A班的平均分 90 分,C 班 70 分,如果在一起(上課),C 班的都會很痛苦。」一位家長評價說。




這些非學霸的孩子可以在別處發揮所長。比如在義賣會上一下就能賣出 2000 元商品,如果喜愛服裝設計就參加服裝設計比賽。




Phoebe 的丈夫此前擔心的正是競爭氛圍不夠帶來的「適應力不行」。但丁若然認為,事實恰恰相反。「揚長避短」更接近現實社會。「公立學校講究補差,哪門差補哪門,但是在社會上,主要靠優勢,如果全部抹平了,就沒有優勢了。」丁若然說。




整個體系中可能最敏感的部分,是對民主和人權的隱性宣傳,和對重要歷史事件的模糊處理。吳帆翻看過孩子的歷史課本,也聽孩子講過不少歷史課的趣聞。孩子會被要求思考,諸如斐迪南夫婦如果未被刺殺,一戰是否還會發生等問題。課堂以討論為主,課本上出現的多是史料和案例,「不會給他們下一個淺顯的結論」。




和以上所有內容包含的爭議和保留不同,在一件事上,家長們的看法高度一致:「希望英語能學得好一點」。大部分的國際課程都用英文授課。在給出的擇校理由中,這一點被所有人提及。




這些「先鋒」家長仍然保留出了功利的一面,即便過去他們痛恨中國通常教育中的這部分。這同樣可以表現在看法最容易出現分歧的語文課上。「小孩子都知道自己是不會去高考、不用考語文的,所以語文在他們心中市場不大好。」家長張麗貝說。但一些家長擔心,如果語文學得不好,這會讓孩子日後回國時同樣缺乏競爭力——而這本來是他們把孩子送出國、並儘早走上這條軌道的初衷。




只有一位家長提到,她本來希望孩子能通過國際課程學習批判性思維,並對民主和人權有所認知。




3




事態的扭轉比想像中要快。




10 月 24 日,上海市教委在官方微博上做出澄清,稱人們對這件事「存在曲解」。這個官方的社交媒體賬號還點名了另一個社交平台微信上的虛假報道《 2017 義務教育又要變天?雙語學校或將受到重大衝擊》。




準確的說法是:上海市教委將根據《義務教育法》的規定,對義務教育階段學校課程「國家實行教科書審定製度」,「對民辦學校涉外辦學情況進一步梳理」。




但除了社交媒體之外,官方並沒有在更正式的場合提及這件事。距離會議召開的時間已有一個月,截止發稿,上海市教委並未公布具體的執行文件。目前所見較為具體的說法可能來自於《財新》,這份報道嚴肅政經新聞的雜誌稱:「中外合資、外資、內資(有外資背景)」的學校課程將受審核,並將「禁止國際課程的整建制引入」。




一些家長在群里說,他們得到的消息是,要進行整治的主要是「歷史教材有問題」、「價值觀不正確」的學校及課程。




王萌也驗證了這種說法。過去她不理解,為何在學生都是奔著出國去的雙語學校,孩子還需要讀三字經,背誦「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她認為中文相關的課程並不是必須的,還有點兒抱怨女兒所在的星河灣雙語學校緊張繁重得和公立學校幾乎沒差。但整治學校、審核課程的傳言一出,王萌認為,這證明校長「有遠見」。




如果傳言屬實,大部分家長都對此表示擁護,他們的底線是,「不取消國際課程就行」,其他的「管不了那麼多」。即便學校打算「推行傳統文化」,教授《弟子規》,他們也同樣「歡迎」。《弟子規》中陳舊的忠孝觀一直以來飽受爭議。




才過了不到一周時間,民辦學校學生的家長都在採訪中表示,學校的老師告訴他們並不需要擔心。儘管聯繫到的四所提供擇校服務的培訓機構,都表示不方便接受採訪,但它們仍在公眾號、家長群和朋友圈分享上海各類開設國際課程學校的擇校資料、講座信息,和滿座的擇校諮詢會照片。



某培訓機構工作人員發布在朋友圈的擇校諮詢會現場圖



曾向培訓機構做過擇校諮詢的 Phoebe 說,培訓機構告訴她,目前已經開班的學校幾乎不會受到影響。




王萌所在的家長群,也幾乎沒有人再提這件事。大家都在觀望。正準備把孩子送入民辦雙語學校的兩位家長都表示,他們並不焦慮,「總會有對策的」。他們用一種長期浸淫社會的老道口吻說。




唯一需要擔心的是,民辦學校的入學需求仍在持續上升,競爭愈發激烈,家長和孩子會陷入過去避之不及的「中式焦慮」中。




Cathy 準備明年讓孩子入讀民辦雙語小學,從今年九月份開始,就為孩子報培訓班進行學習。幼升小語數外銜接班、鋼琴課、思維課,「能報的都報了」。周末兩天,只剩下周日下午有一點空。而工作日的每個晚上,她都會陪著孩子一起學習功課。




即便如此,她還是後悔自己開始得晚了:「很多家長從小班就開始做準備了。」




如果想要申請排名靠前的美國大學,丁若然稱,孩子既要兼顧學業,還得參加各種各樣的課外活動來為履歷加分,很多人得忙到凌晨才睡。




王萌女兒當初輕鬆考入的民辦雙語學校,只過去了四年,目前的競爭已激烈到只有「最最優秀的孩子」才有希望被錄取的地步。她說,今年面試題中所考察的一些英語辭彙,是在女兒二年級課本中才出現的。




根據里昂證券(CLSA)的估計,中國目前的私立學校教育市場規模已超過 3.15 億美元;而在 2018 年之前,私立國際化學校學生的就讀人數將保持每年 14% 的增長。




過熱的市場不可避免地帶來了一些問題,比如外教質量的參差不齊。張麗貝的孩子就遇到過很差勁的外教,「上課不知道在講些什麼」。而一些真的很優秀的外籍老師,通常合同期一滿,就離校。「不能長期待在這裡為你服務。」張麗貝說。




「外國人不會像我們,一直在一個地方待著。」這位家長說,他們習慣了散漫的生活。




(應採訪對象要求,文中的王萌、吳帆、張麗貝、丁若然、Phoebe、Cathy 均為化名。)






題圖:gbtimes、Wikip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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