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一說大理國的段正淳和段譽他們用的是什麼貨幣？

話說《天龍八部》第三章之中，段譽被初次見面的木婉清折辱一番之後狼狽不堪，經過一座鐵索橋重渡瀾滄江之後，走了二十多里來到一處小市鎮上。

金庸先生寫道：

他懷中所攜銀兩早在跌入深谷時在峭壁間失去。自顧全身衣衫破爛不堪，肚中又十分飢餓，想起帽子上所鑲的一塊碧玉是貴重之物，於是扯了下來，拿到鎮上唯一的一家米店去求售。米店本不是售玉之所，但這鎮上只有這家米店較大，那店主見他氣概軒昂，倒也不敢小覷了，卻不識得寶玉的珍貴，只肯出二兩銀子相購。段譽也不理會，取了二兩銀子，想去買套衣巾，小鎮上並無沽衣之肆，於是到飯鋪中去買飯吃。

金老大才如海，但總會有這麼一些細節有誤，當時的中原地區用的貨幣不是銀兩，而大理國所在的雲南一帶用的更不是銀兩。

南詔、大理國時期，雲南地區的主要貨幣是海貝。

《新唐書·南詔傳》記載：

（南詔）以繒帛及貝交易，貝之大若指，十六枚為一覓。

這是大理為中心的地區以海貝為貨幣的最早記錄。

大理國時期，根據宋政和年間（相當於段譽在位時期）的《證類本草》卷廿三記載：

貝子，雲南極多，用為錢貨交易。

之後的元朝，中央政府允許雲南繳納賦稅，「以貝子折納，每金一錢直貝子20索。」明朝建立後，貝幣與白銀同時在大理流通。永樂元年（1403年），明朝中央政府賜予居住於大理的汝南王朱有勛「鈔2萬錠，海貝10萬索」作為一年的俸祿。

1976年，在維修大理崇聖寺（就是《天龍八部》中的天龍寺）千尋塔時，在塔頂基座處發現海貝約38000枚，重達十餘公斤。這是雲南地區發現貝幣最多的一次，也是大理國使用貝幣的鐵證。

而至今白族語言中，錢還叫做」貝八「，這是語言遺存上的一個證據。

大理國為什麼會使用海貝作為貨幣呢？

這確實是一個很值得探索的問題，雲南地區金銀銅的礦藏和開採量一直不低，在野史中，大理國開國之主段思平甚至獲得了南詔六大寶庫中的金銀寶庫，不使用貴金屬而使用海貝作為貨幣，實在不是一件平常的事情，特別是雲南並不瀕海，靠海吃海也無從說起。

從海貝的源頭考察，或許是一個有益的思路。

據學者研究，大理流通的海貝，主要來自於印度、菲律賓以及台灣、海南島、西沙群島等印度洋、西太平洋暖水區域。

歷史上，古代印度支那、東南亞和南亞乃至西亞的許多國家都曾經使用海貝為貨幣，其中以古代天竺（包括今印度和孟加拉）、古代驃國和蒲甘（今緬甸）、古代暹羅（今泰國）、古代呂宋（今菲律賓）的使用尤為普遍。

大理國所在的這一地區作為「南方絲綢之路」的重鎮和必經之地，又是五百多年間西南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在同周邊各國的頻繁的交往中，海貝是一種被各貿易參與方共同認可的貨幣形式，大理國物產富饒，海貝也自然大量流入。

另一方面，大理使用貝幣有其深刻的經濟學內涵。

其實中原地區自夏商之際至秦統一中國，海貝作為貨幣也被使用達1300餘年，「至秦廢貝行錢」，海貝才退出貨幣舞台。

（用金、銅材質製作的貝幣，作為對歷史的一種致敬）

但在圓形方孔錢等鑄幣文明進步的同時，鑄幣本身帶來了鑄幣稅——鑄幣稅是指貨幣鑄造成本低於其面值而產生的差額，因為鑄幣權通常只有統治者擁有，所以鑄幣稅也是一種特殊而獨佔的稅收收入，是政府的一個較為隱蔽又十分重要的收入來源，在另一個角度，自然是對民眾財富的一種轉移。

南詔、大理因為僻處邊陲，貨幣形式較為」原始「的同時，反而因禍得福，使得鑄幣稅被降到最低，海貝本身成了一種較為理想的貨幣形式，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民生福祉。

《天龍八部》第八章寫道：

到得傍晚，保定帝換了便裝，獨自出宮。他將大帽壓住眉檐，遮住面目。一路上只見眾百姓拍手謳歌，青年男女，載歌載舞。當時中原人士視大理國為蠻夷之地，禮儀與中土大不相同，大街上青年男女攜手同行，調情嬉笑，旁若無人，誰也不以為怪。保定帝心下暗祝：「但願我大理眾百姓世世代代，皆能如此歡樂。」

這雖是小說家言，但頗切合大理實情，而其中，使用海貝作為貨幣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

明朝開始，隨著雲南地區納入中央政府直接統轄，海貝兌換白銀的比值不斷下降。

史料記載，元朝末年的至元十九年（1282年），大理地區一兩銀子合貝三十三索；明萬曆四十六年（1618年），升至一百七十索；至天啟年間（1621—1627年），漲至二百二十四索。另外，加上海貝「既不勝荷挈，而又易於破壞」（《滇略》），海貝終於退出了貨幣行列。

如果加上明朝白銀總量不斷增加（美洲白銀進入中國）和海貝總量不斷減少（海禁對雲南的間接影響）的因素，海貝不斷貶值的過程必然是有吏治國家強力參與的色彩。

明代白銀問題可參見白銀三部曲之黑洞吞噬：美歐財貨入明清

這是另一個問題，這裡就不展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