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們如何面對李大釗的史學期望

1982年，著名史家白壽彝先生曾撰文指出：「李大釗同志對於史學的崇高的期望，使我們今天讀著他的遺著，還覺汗顏。」姑且不去發微李大釗厚重的史學思想，僅就《史學要論》這本不到四萬字的小冊子而言，白壽彝先生即認為這「是馬克思主義史學開闢道路的重要著作」，對於在中國傳播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來說，「李大釗不愧是第一個開闢道路的人。」而且這本小冊子凝結著一個革命家、一個無產階級理論家對人類前途的真摯的希望。時至今日，一版再版的《史學要論》，依然凸顯著李大釗史學思想的價值和地位。然而當下存在的諸種治史風氣，與李大釗對史學的崇高期望還有不小的距離。

社會史研究原本是走出「史學危機」的重要突破口，但卻因「碎片化」的研究取向，而走入另一種 「危機」

改革開放以來，史界學人開始用新的時代眼光去審視史學，「史學危機」的呼聲成為學界重新尋找史學發展道路的一個重要開端。社會史就是當年希望衝出史學危機的重要嘗試。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嘗試似乎又使得史學步入了敬謝不敏、意興闌珊的境地。近年來廣受詬病的「碎片化」現象即是如此。社會史研究重心「下移」，將具體而彌散式的選題作為研究對象，進而出現了七零八落、瑣碎靡遺的研究偏誤。更為重要的是，這種「碎片化」的現象，往往使得「人」在歷史學當中處於屈從的地位。

李大釗

李大釗明確提出，歷史學的研究對象是人類社會，而人類社會就是人的生活經歷，人的活動和經歷構成了各種「人事」，是成千上萬的「人事」組成了人類社會生活。李大釗正是以人及「人事」作為史學研究的切入點。在他看來，歷史上的「人事」的產生髮展，並非是孤立的單線發展，而是相互聯繫的。也就是說歷史學研究的對象應該是整個的人類社會，絕非是孤立的事件和片段的記錄。因此他特彆強調，不能把「人事看作片片段段的東西；要把人事看作一個整個的，互為因果，互有連鎖的東西去考察他」。人事的變化推移就在於「健行不息」，是「不靜止而不斷的移動的過程」。而時下的「碎片化」研究卻很難完全關照到這個「移動」的過程和有序變化的節奏。從這個意義上來看，社會史研究原本是走出「史學危機」的重要突破口，但結果不免因「碎片化」的研究取向，而走入另一種「危機」。

過分地通過堆砌資料以「考鏡源流」，實際上是丟棄了李大釗所倡行的「活的歷史」，最終淪為 「僵石」、「枯骨」，成為「死的歷史」

這些年來出現的「碎片化」取向的另一面，是排斥合理的宏大敘事。早在1981年，白壽彝先生就提出：「細小問題的考證，我認為，也可以作，甚至也可以有一部分同志專門去作，但這總不能看做是我們工作上的重點。」他建議史學工作者應重視開闊自己的視野，把天地看得大一些，要站得高些，要有察往知來、承前啟後的抱負，要善於發現重大問題，推動全國史學的前進。但是這種敘事宏大的史論史著，直至目前真正有建樹的似乎並不多見，層出不窮的是「一個村莊」、「一個家族」、「一種疾病」的探究。這種「一葉障目、不見泰山」的研究取向，不僅囿限了人們對歷史的整體認知，而且也限制了人們對重大歷史問題開展探究。結果歷史日益被社會邊緣化，歷史學的影響漸趨式微。

儘管歷史研究是要求「真」，但是絕對的真實是不存在的，那種所謂絕對求「真」只是一廂情願式的幻想。但是現實情況是，不少學人依然寄希望通過史料還原所謂「真實」的歷史。要還原歷史，勢必要「上窮碧落下黃泉」式地搜尋史料，通過堆砌資料以「考鏡源流」，希望以此成為歷史研究的最高規則和學術標準。這樣的結果，實際上首先就丟棄了李大釗所倡行的「活的歷史」，最終淪為李大釗所謂的「僵石」、「枯骨」，成為「死的歷史」。歷史研究的僵硬刻板，也就成為李大釗所謂的「空筆」。然而時下的歷史研究，諸如這樣的「空筆」又何其之多，結果又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到了普通人對史學的閱讀興趣。實際上最近這幾年一些調查統計已經暴露出這樣的問題。

李大釗特彆強調史學致用現實、啟發人生的功能，當前史界最應注重發揚四種精神

在李大釗的史學思想中，特彆強調史學致用現實、啟發人生的功能。然而這一問題，即便在今天也沒有成為普遍追求的理念。「為研究而研究」、「為史學而史學」的現象依然存在著。林同濟說，史學是「百學之王、百政之始」。中華民族「用歷史以激發未來——且莫論其所激發者有當與否——恐怕在中國是最有效也最自然的辦法了。」在筆者看來，當前史界最應注重發揚四種精神。

第一，塑造角色意識，承擔社會責任，發揚「出史入道」的精神。如果說歷史是一個國家的民族記憶，史學研究者實際上就擔當著作為民族記憶的代言人的角色。因此，史學研究不僅是史家本身應有的職責，也是史家通過研究歷史與社會國家聯繫在一起的實踐形式。史家的角色意識與社會責任，至少在兩個層面會影響到史學的發展趨向，第一是史學的求實精神，第二是史學的經世致用。這樣的角色意識與社會責任，應當成為當前對史學工作者的基本要求。如果說當年孔子因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那麼對於今天的史學工作者，更應該在社會變革轉型的關鍵時期承擔起這樣的責任。總而言之，研究歷史要有「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為史」的精神。

第二，緊握時代脈搏，在社會變革轉型中凸顯大時代精神。在李大釗的史學思想中，「時」是一個重要的概念。在他看來，一切事物歸根結底都以「時」為轉移，這就要求我們必須正確地對待過去與未來、新與舊的關係，要以「時」為標準不斷地棄舊圖新。當前的史學研究同樣應以此為基點來展開。儘管實證是史學的重要特點，但是實證不是史學研究的全部，史學的真正使命恰在於社會變革的過程中，探求社會發展的內在邏輯，在傾聽時代呼聲的過程中探究史學，在解答時代關切的問題中體現史學應該具有的時代精神。

第三，發掘問題意識，在討論攻克重大問題中激發開拓精神。直面問題開展研究，原本是史家應有的素養，這也是當年李大釗研究史學的重要邏輯起點。但是這些年來的史學研究實在缺乏熱烈而生動的局面，許多應該由史學討論的問題卻「集體失語」，許多該由史學來解決的問題卻「集體出逃」。沒有問題就沒有焦點，沒有焦點就無法聚合力量。研究歷史就是研究矛盾。研究歷史上的各種事件，就是要研究歷史上的各種矛盾，從這些矛盾中找出歷史發展的規律來。「問題是史學研究的強心劑」，我們熱切期望史學工作者，在研究具體問題的同時，也能夠提出重大的史學問題。

第四，注重借鑒吸收，在史學話語中秉持獨立自主的精神。史學是一門綜合性較強的學科，打破史學壁壘，借鑒吸收相鄰學科，亦是李大釗史學思想中的重要觀點。但是任何事物如果走向極端，往往會南轅北轍，走到其相反的方向上去。在改革開放以來的全球化背景下，隨波逐流地追逐所謂的新潮理論，逐漸失去中國民族特色的史學研究，致使史學研究缺乏基本的學術增量，更遑論以本土化來回應西方強勢的學術挑戰。史學原本是一個國家的民族記憶，它的最大特點就是有著鮮明的民族特色，一味地拘泥於西學理論與國外名詞，往往會使史學的民族性失真，缺乏堅實的歷史土壤，而且也是沒有研究效度的。因此，在注重借鑒吸收的過程中，秉持獨立自主的精神，是史界學人需要認真思慮並切實踐行的一種精神。（文/ 作者為天津商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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