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德勇：元白流行詩與印刷術在世俗社會的擴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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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需要讀書和新知』

元稹在《白氏長慶集序》中記述說，唐人曾「模勒」他和白居易的流行詩篇，用力鬻賣，明人胡震亨和清人趙翼始將其視作有關中國書籍施行雕版印刷的最早記載；這一觀點，經島田翰、葉德輝、王國維等人闡釋，現在已經得到絕大多數中國學者的認同。實則所謂「模勒」，是指勾勒，亦即影摹書寫，與雕版印刷本來毫無關係。由此進一步探究，還可以發現，中國早期書籍雕版印刷技術在世俗社會的傳播擴散過程中，由字書、韻書等基礎教育用小學書籍，到科舉試賦的範本，再到儒家經書，是一條相互連貫的遞進序列；社會教育，特別是科舉考試，是促使印刷術由宗教及其鄰接領域向世俗社會全面傳播擴散之最重要的驅動力。

西安市西郊柴油機廠出土《大隨求陀羅尼經》

文 | 辛德勇

若是依據早期所刊刻印刷品的性質，來追尋中國書籍雕版印刷術產生的直接原因，則不外乎道教、佛教信徒的宗教活動與世俗的科舉考試這三大類需求，對此，我擬另行撰文，專門進行討論；在這裡只是想要說明，在元稹和白居易所生活的時代，社會上還沒有如此強大的需求，足以促成雕版印刷其詩篇用以販賣。

唐代是書籍雕版印刷技術的肇始時期，印刷技術應用的範圍，從出現到擴展，應當有一個漸進的過程。就目前所知，反映唐代雕版印刷書籍最早年代比較可靠的證據，是一卷雕版印刷的《無垢凈光大陀羅尼經》。這卷佛經由唐朝傳入新羅，並一直被保存在今韓國慶州佛國寺的釋迦石塔中，綜觀目前已有的研究，大多數學者認為，其刊印年代，應當在武周長安四年（新羅聖德王三年，公元 704年）至唐玄宗天寶十載（新羅景德王十年，公元 751年）之間。以往的研究表明，終有唐一代，在釋、老兩教之外，傳世文獻中有確切記載和在出土文獻中得以證明的世俗讀物印刷品，只有曆日（即曆書）、常用針灸方術（敦煌所見《新集備急灸經》）、民間儀式應用程文（敦煌所見《崔氏夫人訓女文》）以及韻書和字書等小學書籍。

韓國慶州佛國寺釋迦塔秘藏的《無垢凈光大陀羅尼經》（局部）

1930年，向達在提出「模勒」並非雕版印刷說兩年之後重又論述唐代雕版印刷時，對雕版印刷發明初期其應用範圍的傳播擴展過程，做過很好的論述，即謂「中國印刷的萌芽，自然也同各國一樣，發源於寺院。至於由宗教轉入世俗方面，過渡的東西如曆本之類，大約就是其中的一種」。這實際上已經找到一條梳理早期書籍雕版印刷發展脈絡的正確思路。可是，周一良在二十多年以後重又論述這一問題時，不知出於什麼原因，居然根本沒有參考向達的相關研究成果，而是依然承用趙翼以來的成說，視唐人「模勒」元、白詩為雕版印刷，並從中總結出了中國早期印刷術是「從印刷詩歌漸漸又推廣到曆日」的傳播路徑。元、白流行詩篇既然如前所述在當時未曾雕印，向、周兩位學者孰是孰非，也就顯而易見了。然而，令人遺憾的是，向達並沒有依循他的這一思路，從中國早期印刷術的傳播擴散過程這一角度，來估價將唐人「模勒」元、白詩一事視作雕版印刷的不合理性。

曆本涉及吉凶時日的選擇問題（特別是今於敦煌文書中所見雕印本「曆書」，實際上應屬於後世「玉匣記」一類的「通書」，亦即所謂「具注歷」，與朝廷頒布的普通曆書性質有明顯區別，更是專用於趨吉避凶），確是純屬道教刊印陰陽雜術書籍的自然延伸，日常通用的針灸方術和民間婚喪禮儀儀式中的應用文字，因與世俗應用的道教方術儀軌密切相關，所以，也應同樣是緣此衍生而來；而韻書與字書等小學書籍，則是世俗文化教育所必需的最基本讀物，除了先行出現之佛、道兩教印刷品的影響以外，傳統儒家教育特別是科舉考試的需求，也是其得以刊刻印行直接的動力。只是這類小學書籍，層次依然很低，並沒有脫出民間日用的範疇。後來循此脈絡，繼續發展，才在後唐時大規模開雕《九經》。

在此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有關小學書籍印本的記載，都出現在唐懿宗咸通三年（ 862年）之後，這已經是元稹撰寫《白氏長慶集序》一文接近四十年以後的事情了。

在這樣的背景下，若是很早就出現雕印鬻賣元、白詩作的情況，其性質與同時期其他宗教讀物差別甚大，將顯得非常突兀，恐怕不夠合乎情理。

張秀民曾提到徐夤的《自詠十韻》一詩，作為五代刻書的事例。徐夤此詩相關部分內容為：

只合滄州釣與耕，忽依螢燭愧功成。未遊宦路叨卑宦，才到名場得大名。梁苑二年陪眾客，溫陵十載佐雙旌。錢財儘是侯王惠，骨肉偕承里巷榮。拙賦偏聞鐫印賣，惡詩親見畫圖呈〔使宅行夤迴文八體詩圖兩面，庚午秋使樓赴宴親見，每一倒翻讀八韻也〕。……僧俗共鄰棲隱樂，妻奴同愛水雲清。

徐夤（案「夤」又作「寅」）為福建莆田人，唐昭宗乾寧元年（ 894年）進士，登第後授秘書省正字，同年途經大梁返歸閩中，依王審知為宦。詩中「才到名場得大名」，應是指其科舉考試中第並受到賞識事。「梁苑」即梁園，為大梁自漢以來的名園，故「梁苑二年陪眾客」，是指徐夤歸鄉途中在大梁朱溫處滯留的事情。唐代節度使辭闕赴任，朝廷依例「賜雙旌雙節」；「溫陵」是福建泉州別稱。徐夤自大梁返閩，初居王審知幕下，但未幾即因王氏禮待簡慢，拂衣歸隱於鄉間，及「王延彬刺泉州，每同游賞，及陳郯、倪曙等賦詩酣酒為樂，凡十餘年，求還所居」。故「溫陵十載佐雙旌」一句，應當是指徐夤在福建泉州從節度使王延彬遊樂事。徐詩自注提到的「使宅」、「使樓」，宋人所見傳本作「溫陵使宅」，自然是指王延彬的宅邸。徐夤《自詠十韻》詩自注謂「庚午秋使樓赴宴」親見自己所作迴文詩圖，此庚午年為後梁太祖朱溫開平四年（ 910年），由此可知徐夤自王延彬幕下退隱鄉里並撰寫此詩，都應在這一年之後。但不管怎樣，李唐王朝都是剛剛覆滅未久，如下文所述，詩中提到的鐫印鬻賣其賦的事情，更有可能是發生在唐代，所以不妨將其視作唐代雕版印刷的例證。因此，或許有人會引據此事，來印證唐人雕版印製元、白詩的合理性。

明末毛晉汲古閣刻本《五代史補》

元稹、白居易的詩，與徐夤的賦，看起來性質似乎非常相近，實際上卻存在著很大的差別。

元、白二人播諸四方的「元和體」詩歌，雖然受到比較廣泛的歡迎，但畢竟與功利沒有直接關聯，求索者只是出於一種喜好，從而也就未必過分迫切；同時，僅僅作為一種欣賞，傳統的閱讀習慣，也更容易阻礙其接受新生的雕印讀物。觀元稹《白氏長慶集序》，可見其借序白文而自相誇耀的意願，躍然紙上，所說是否會有言過其實的地方，似乎還可以悉心體會。如元稹謂白詩當時「繕寫模勒，衒賣於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處處皆是」，而在自注中說明其所謂「處處皆是」時，實際的範圍卻被限定為「揚、越間」這一很有限的地域之內；逮至五十多年之後，隨從僖宗鑾輿入蜀的柳玭，在成都販賣流行書籍的書肆上，卻不僅沒有見到元、白詩，也沒有見到任何一種同類讀物，說明這類讀物的流行範圍，還應當限制在一個特定的群體之內，即一部分鐘愛其詩且受過良好教育的人，恐怕不會像元稹所描述的那樣普遍。

陳寅恪研究指出，元、白二人在社會上廣泛流行的「元和體詩」，實際包括兩類詩作，一是「次韻相酬之長篇排律」，一是「杯酒光景間小碎篇章」。前者歷代所無，系元、白始創，新奇且易於仿效，適於儒生雅士相互酬唱；後者固然本是「杯酒光景間」抒情遣懷之作，為文人聚會恆所必需，亦為世俗所喜聞樂道。這些詩固然風行一時，但是它所傳布的人群，似乎可以劃分為兩大不同類別。一類人乃如元稹所說「遞相仿效，競作新詞」的「巴蜀江楚間洎長安中少年」，這些人不僅普遍需要閱讀元、白的詩作，而且其中某些人還會冒名贗作，以「苟求自售」，即不但要買市場上「繕寫模勒」的元、白詩，並且還要將自己的一些作品「雜亂間廁」其中以事售賣。另一類人是元稹所說「王公妾婦、牛童馬走」等諸色所謂「市民階層」人物，這類人大多應是目不識丁的文盲，只能是循聲吟誦而已，根本沒有能力閱讀，即如眾所熟知白居易本人講到過的那位以「賦得白學士《長恨歌》」而身價大增於儕輩的長安妓女，就應屬於此類人物，因為假若其識得文字，念唱或是背誦一番《長恨歌》本應是很平常的事情，何以竟值得如此誇耀？這樣一些人自然也不會有購置元、白詩作的需求。明人胡震亨在論述元、白詩的流行程度時，曾經提到下面這樣一條史料：

初疑元相《白集序》所載未盡實，複閱《豐年錄》：「開成中，物價至廉，村路賣魚肉者，俗人買以胡綃半尺，士大夫買以樂天詩。」則所云交酒茗者，信有之。

案胡氏所見《豐年錄》，為唐人著述，後唐馮贄編纂的《雲仙散錄》曾收錄有同樣內容，明彭大翼《山堂肆考》在引述同一內容時則明確標示有這部書的撰著年代。這一記載清楚反映出，對於「俗人」與「士大夫」這兩類完全不同的人群來說，形諸文字的元、白詩篇，其意義和價值也是完全不同的，即普通市井間人手中並不持有熱賣的白居易流行詩篇，而賣魚肉者所收下的樂天詩作，自然還只能轉賣給識文斷字的「士大夫」，而不會賣給絕然不通文墨的「村路俗人」。

除了那些追慕時尚的新近少年之外，在知識階層的主體特別是入仕官員當中，元、白詩的際遇就不那麼顯赫了。白居易本人在元和十年寫給元稹的信中，就清楚談到，其所作諷時感事之詩，聞者往往「眾口籍籍，已謂非宜」、「眾面脈脈，盡不悅矣」，甚者乃至使「執政

柄者扼腕」，「握軍要者切齒」，真正能夠領會並賞識樂天作詩旨意，「其不非我者，舉世不過三兩人」而已；元稹亦自言其詩作中「感物寓意，可備矇瞽之風者」，因「辭直氣粗，罪尤是懼，固不敢陳露於人」。當時更有一些文人，將他們二人撰寫的那些「纖艷不呈」之詩，視同「淫言媟語」，直欲「用法以治之」；而這種厭惡嫉恨情緒已不僅僅限止在某些衛道士的私下言談議論範圍之內，事實上，白居易被貶謫為江州司馬的罪狀之一，便是所作「《賞花》及《新井》詩，甚傷名教」。因而，對促動製作流行詩篇售賣牟利的社會需求以及由此引發的商業動力，也不宜估計過高。

其實，仔細斟酌分析前面胡震亨引述的《豐年錄》的記載，還可以看出，這些元、白詩卷既然被士大夫用作交易魚肉酒茗的貨幣，就絕對不可能是成批覆制的雕版印刷品；假若確是那樣，雕印詩篇豈不成了印製鈔票？官府又豈能聽任不管？即使是以筆書寫的元、白詩篇，其實際用以交易流通的數量，也不宜估計過高。正因為時人以手工所繕寫者數量亦很有限，供少於求，到手後很容易變換成錢，售賣魚肉酒茗者才會樂於收取這些詩卷。元稹辭世後，白居易為其撰寫墓誌，在敘述元氏生前其詩作在社會上廣受歡迎並普遍流行的程度時，曾明確寫到這些熱門詩篇的流布方式：

（公）尤工詩，在翰林時，穆宗前後索詩數百篇，命左右諷詠，宮中呼為「元才子」；自六宮、兩都、八方，至南蠻、東夷國，皆寫傳之，每一章一句出，無脛而走，疾於珠玉。

文中「皆寫傳之」四字清楚表明，元氏某些流行詩篇能夠以「疾於珠玉」的速度風行世間，傳布範圍上自皇宮內廷，下至八方士庶，乃至周邊鄰國，實際完全都是依賴手寫抄錄，並沒有採用過其他效率更高的複製方式。白詩與元詩一道相併流行，元詩如此，白詩自然也不會另有雕版刷印的傳布途徑。今敦煌所見唐代流行的元、白詩作俱屬寫本，也可以為此提供佐證。

唐代進士考試之偏重詩賦，始自玄宗天寶末年，而至德宗貞元中葉以後，試賦尤顯隆盛。這一時期的試賦，不僅在形式上已經顯現出後世八股制義的端倪，而且在進士考試中的重要性，也與明清時期的四書文制義差相彷彿。在這樣的情形下，未第士子，自然需要著力揣摩模擬那些名進士所作的賦。在這一方面，白居易本人的經歷，就是一個很典型的例證。據白居易自述，他在為考取進士而「苦節讀書」之時，時間的分配，乃是「晝課賦，夜課書，間又課詩」，習練作賦，顯然最為耗費神力。元稹在《白氏長慶集序》中，開篇即謂白居易在中第後，名聲大噪，其所作《性習相近遠》、《求玄珠》、《斬白蛇》諸賦，隨即為「新進士競相傳於京師」，「為時楷式」。只是當時雕版印刷，施行未久，還沒有輻射到這一世俗領域，人們只能傳抄閱覽。白居易撰有《賦賦》，敘唐人所試之律賦，其中有「增紙價於京師」之句，就是形容人們競相寫錄名家試賦的情形。

顯而易見，這種功利性需求的普遍性、強烈性和迫切性，都要大大高於閑適間吟詠元、白詩歌的喜好（唐人進士考試中的「詩」，是有特定形式和內容的應制詩，與明清時期的試帖詩相類似，而與元、白流行的「元和體」詩毫不相干），宋人歐陽脩嘗謂「自科場用賦取人，進士不復留意於詩」，就很清楚地反映出當時在世俗功利面前詩與賦的輕重對比關係，而這種強烈的功利性需求，正足以逾越傳統閱讀習慣造成的障礙。所以，當書籍雕版印刷技術向世俗社會擴展時，除了民間日用工具性書籍，理應率先施用於印製這類讀物。徐夤在詩中講述到的他的賦被鐫印販賣這件事情，正是為此留下一份極為珍貴的記錄。

文化十三年日本京都書林葛西市郎兵衛等刻《宋三家詩話》本《六一詩話》

徐夤在進士考試時，即因所試《止戈為武賦》中「破山加點」、「擬戍無人」諸句為主考者激賞而中第，成為一時「知名進士」，後「嘗作《人生幾何賦》，四方傳寫，長安紙價為高者三日」；其在大梁客居朱溫幕府，亦因所獻《過梁郊賦》，深得朱氏賞識，相傳：「梁祖覽而器重之，且曰：『古人酬文士，有一字千金之語，軍府費用多，且一字奉絹一匹。 』」徐夤在閩中依從王審知時，還遇到渤海國來訪的前輩，告以渤海人得其《斬蛇劍》、《御溝水》、《人生幾何》諸賦，「皆以金書，列為屏障」，可見其在作賦方面聲名遠播的程度。對此，徐夤本人，也是自負不已。他在晚年隱居時，憶及這一風光事件，曾賦詩自我標榜云：「賦就神都振大名，《斬蛇》工與樂天爭。 」夤族孫師仁，亦誇耀徐夤所撰《人生幾何賦》，直到南宋初年，依然「膾炙人口」。

徐氏既是這樣一位作賦的名家高手，世人自然要競相賞析揣摩其作品。這時，書籍雕版印刷技術已在佛、道兩教和民間生活領域應用很長一段時間，引入儒家上層文化領域的條件，基本醞釀成熟，於是，便有商人因應時勢，雕印販賣徐夤的賦作。依據這樣的緣由來推斷，徐夤上述諸賦被鐫印販賣，似乎更有可能是在其乾寧元年進士及第之後未久的時候。因為科舉考試中考官取士對文章風格的好尚隨時而嬗變，新科進士的名賦，顯然更值得應考士子模仿，前述徐夤自我誇詡「賦就神都振大名」，正是表述其中舉後所作詩賦在京師播諸人口的情形。宋人高文虎在《蓼花洲閑錄》中謂時人有著述提到，北宋大中祥符年間，科考唱名後即有印賣狀元賦者，此時趙宋王朝立國也不過剛剛五十年上下，雕版印書，在世俗社會還遠遠沒有達到廣泛普及的程度，可見雕印販賣這類應試用賦名篇範本，確實很早就有十分迫切的社會需要，徐夤賦作之被雕印鬻賣，正是為其開啟先河的行為；同時，它也是書籍雕版印刷在世俗社會中，由韻書、字書等小學類基礎教育書籍，向《九經》這樣的儒家經典擴展過程當中的一個中間環節。在這一鏈條當中，科舉考試的功利需求，是連接各個環節的核心神髓。不過，這還只能說是書籍雕版印刷術進入世俗社會儒家上層文化的初步過渡。鐫印名家試賦，其性質與後世書坊刊刻的制義文範本基本相同，而這類制義文範本的文化層次，顯然並不很高。

依循這樣的思路，來分析書籍雕版印刷技術的傳播擴散過程，可以看到，唐末刊印販賣徐夤賦作一事，不僅不能用作唐人「模勒」元、白詩系雕版印刷的佐證，而是恰恰說明，在徐夤之前的元、白時代，還不大可能去雕版印製這類閑適讀物。退一步講，即使不考慮「模勒」元、白詩與鐫印徐夤賦的性質差異，後者較前者至少已遲晚近八十年（徐夤中第後其賦才有鬻賣的價值和市場），在這期間，雕版印刷技術若是有所傳播擴散，也自在情理之中。所以，同樣不能用來印證唐人之「模勒」元、白詩有可能為雕版印刷。

2006年5月6日初稿

2007年7月29日改定

原刊《歷史研究》200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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