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汀陽：中國不等於漢
作者：趙汀陽
來源：《惠此中國：作為一個神性概念的中國 》
作者簡介
趙汀陽，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長城學者，國務院特貼專家,博導。歐洲國際跨文化研究所研究員，學術委員會常委；哈佛燕京學社「蒲塞傑出訪問學者」（Pusey Distinguished Fellow，2013）；哈佛大學東亞系訪問授課教授（中國先秦政治哲學，一個學期，2013）。
主要研究領域：中國哲學、政治哲學。
主要著作：《論可能生活》《天下體系》《壞世界研究》《每個人的政治》《第一哲學的支點》《兩面之詞》《天下的當代性》。
逐鹿的旋渦模式所形成的中國既為多文化多族群混合體，其中多文化的互化是一方面，而多族群的融合又是一個問題。雖是互相同化融合，但所謂的「漢人」或「漢文化」終究是主幹，因此經常被認為是漢化。這是個相當混亂的問題。「漢」的概念不僅自身具有複雜性，而且經常與「中國」概念混為一談。
漢族是現代民族觀念所追認的界定，可問題是，中國從來不是民族國家，而是不斷生長的彈性存在，其伸展度取決於逐鹿遊戲的規模，凡是進入遊戲旋渦的地區和族群都是中國的共同創造者。黃帝、炎帝是西戎或東夷，商源於東夷，周源於西戎與夏之混合，隋唐皇家血統以鮮卑為主，更不用說元與清。最古的中原「本地」族群是什麼樣的，有什麼故事，已經很難判斷，而通常認為的古中原標準族群如夏、商、周等，實際上也是「外來戶」［1］。
先佔據中原的族群與後繼不斷進入中原的周邊族群（匈奴、突厥、鮮卑、羌、藏、契丹、女真[滿洲]、蒙古、滿、苗，等等）一直在融合中形成新中原人，其多族混合的結果就是現代所命名的漢族。古代中國或有生活方式與禮教之分，或有農耕游牧之別，卻無種族或民族之分。中國人被稱為炎黃子孫，炎帝屬於農耕部族，而黃帝則是「遷涉往來無常處」的游牧部族［2］。在夏商周時期，一些北方或西北族群本來也居住在中原深處。
據王桐齡的研究［3］，直到春秋時期仍有不少北方或西北族群的諸侯國位於中原，分布在陝西、山西、寧夏、河北、山東、河南等地，因在逐鹿博弈中失利，才不得已從自然條件較優的中原退向自然條件較差的漠北。最後一個北狄強國中山國（河北中部）直到戰國中期才被趙國攻滅。漢朝以來，漠北勢力重新變得強大，又紛紛加入逐鹿遊戲。較晚加入中國旋渦的是吐蕃藏族，而居於比較發達藏區（青海甘肅的部分地區）的藏族則更早就加入了逐鹿遊戲並多次割據於中原。公元763年，吐蕃曾一鳴驚人地攻陷了中原王朝的首都長安，幾乎有機會入主中原卻終於功敗垂成。
從旋渦模式可見，「中國」是一個遠大於「漢」的概念。任何一種主觀敘事都與中國的概念有所偏差，因此只能由逐鹿旋渦的客觀動力結構和生長方式的硬性歷史事實去界定。
史書中所見之「歷史事實」往往為主觀敘事所建構，以最為複雜的元朝為例，明朝對元朝的敘事、元朝的官方敘事、蒙古的傳統敘事以及西域關於元朝的敘事所理解的元朝性質各有差異，皆為主觀敘事的「軟事實」。我們只能盡量採用「硬事實」，即最為收斂的可公度事實（the commensurable facts），也即前文所限定的只以政治和經濟利益為準的「最大利益」所能夠理性解釋的事實，並且只以歷史行為者的最大利益為客觀依據去理解歷史事實。
以此觀之，元朝雖以蒙古為尊，其最大利益卻在中原，故忽必烈決定成為中國皇帝實為謀求最大利益的理性選擇。這也同樣可解釋為什麼元順帝兵敗退至漠北而仍自認是元朝皇帝，史稱北元，後只因反攻無望才瓦解。
王桐齡所著《中國民族史》以幾近完美的材料描述了中國眾多族群的互相同化過程。據其所考，歷代王朝分別為各族群所建立：金和清為滿族所創；前趙、後趙、夏、北涼、元為蒙古族所創；前燕、後燕、西燕、南燕、西秦、南涼、北魏、北周、北齊、遼為滿矇混血民族（鮮卑、契丹等）所創；後唐、後晉、後漢為回族所創；前秦、後秦、後涼、西夏為藏族所創。另外，在號稱漢人的國家中，齊國實為漢人與東夷的混合，秦國為漢人與西戎的混合，晉國和燕國為漢人與北狄的混合，大理為漢人與苗族的混合，而在號稱漢人為主的大一統王朝中，秦、漢、晉、隋、唐、宋、明都是各族的混合。［4］
王桐齡先生
無論古代中國各族是否有天然的自我中心意識，重要的是，外族並不被理解為必須迴避的禁忌，罕有不可逾越的族群界限。對於古代政權，政治權力是最要緊的利益。一個王朝是否拒絕其他族群分享政治權力，就是對族群意識最直接的檢驗。王桐齡發現，無論誰主政中國，政治權力或統治階層都向所有族群開放。他羅列了極其詳細的證據說明每個王朝的高層官員分別來自眾多族群。
例如，在以漢人為主的朝代中，見於史冊的非漢人官員的情況是（載入史冊者通常是高官或名人）：在隋朝有匈奴、鮮卑以及其他胡人共51人；在唐朝有鮮卑、突厥、高麗、吐蕃、契丹、回紇、日本、印度等民族共122人，其中多有名將名臣，如尉遲敬德是鮮卑人，哥舒翰是突厥人，高仙芝是高麗人，元稹是鮮卑人，李克用是沙陀人（另據《貞觀政要》，唐朝早期，五品以上非漢人官員多達官員之半數［5］）；在宋朝有鮮卑、匈奴、突厥、党項、阿拉伯等民族共34人，如名將呼延贊是匈奴人；在明朝有蒙古、女真（滿洲）、回鶻等民族共174人。
反過來情況也類似，在以非漢人為主的朝代中，見於史冊的漢人官員在遼朝有68人，包括位極人臣的韓德讓和趙延壽；在金朝多達277人；在元朝，因功被賜蒙古名字的漢人高官有37人，包括名將史天澤、張柔、張弘范等；［6］至於清朝，漢人官員多於滿族官員，其中更不乏眾所周知的名將重臣，無須羅列。
另一個重要檢驗標準是通婚，歷代中國各族通婚（包括皇族宗室與外族通婚）從來都十分普遍，並無禁忌，唯獨宋與元有所顧忌，以宋朝最為極端，皇族完全不與非漢人通婚；元朝宗室很少與漢人通婚，漢人女子入宮僅有9人，公主則不與漢人通婚。［7］可見，各族通婚融合是歷史常態，而通婚禁忌只是衝突激化的偶然語境下的歷史變態。
文成公主入藏
至於所謂漢文化，雖以古中原文化為其基本基因，卻也是眾多文化不斷混合的結果，因此應該更準確地稱為中國文化。如果需要對中國文化給出一個最具特徵性的描述，也許可以說，那是一個以漢字為主要載體，有核心基因而無邊界的開放兼收的精神世界。這個精神世界一直在生長過程中，歷史上已經吸納了眾多文化的信息，在多種文化的互化過程中，制度、服飾、美術、音樂、飲食、工具、語音、習俗皆多有變化，唯有作為精神世界載體之漢字保持其超穩定性，而漢字承載著中國文化最為根本的基因。
漢字的超穩定性或與漢字本身的圖像性有關。一方面，作為媒介的漢字在表達外在世界時建構了一個對象世界；另一方面，作為圖像的漢字自身卻又構成一個具有自足意義的圖像世界。圖像文字不僅建構了不可見的概念化意義，而且建構了可見的意象，因此不僅具有相當於抽象概念的意義，另外還具有視覺（或者說藝術）含義和情感含義，因而構成了一個包含全部生活意義的可能世界。可以說，漢字不僅是表達思想的媒介，而同時是一個心處其中的生活場所，於是，漢字既是工具也是世界。
圖像漢字的這種特殊性使漢字超越了作為能指（signifier）的符號而另具有自身獨立意義。通常語言的語音意義在於意指（the signified）或所指（referent），或者說，語音符號的意義即指示（significance或reference），這意味著，符號本身並無獨立意義，若失去與所指的約定關係，符號的意義即為空，或為不可識別的任意性。作為圖像的漢字卻具有雙重意義：所指意義和顯現意義（presentment），既能指物，本身也自成景觀。
中國漢字是圖像文字的代表
公孫龍的費解名言「物莫非指，而指非指」［8］或許針對的就是漢字的特殊性：事物皆為文字的所指對象，而文字自身的意義不等於指示，而另有多出指示之意義。漢字作為「指」，當然具有符號的指示功能，但漢字這種「指」本身又是具有獨立意義的圖像，也就建構了一個「天下之所無」［9］而獨立於對象世界的內在精神世界。因此，漢字超出了符號學的範圍而同時屬於神話學、心理學和哲學。
進一步說，漢字圖像所構成的還不僅是一個精神世界，同時又是一個自身具有建構功能的精神主體——那是一個匿名的主體，一個文化主體，於是漢字兼備所思（cogitatum）與我思（cogito）的功能。一個生活在漢字中的中國心靈總是兼有雙重主體性，即具體落實為個人心靈的主體（a mind）和共享的一般漢字精神主體（the spirit），因此總以雙重主體同時凝視世界：個體心靈（mind）在看世界的同時，漢字精神（spirit）也在「看」世界，或者說，同時以「我」與「我們」的雙重眼光去看世界。
典型情況如古典詩詞，一方面表達了詩人看到的外在世界，另一方面又是詩人以漢字建造的另一個自足的圖像世界，這使詩詞具有自然世界與圖像世界的視界重疊而互相印證的效果。漢字一方面以象指物，另一方面以象建造了精神之形，精神之形與自然之形的相逢便是「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匯合處，因此賦予特殊性以普遍性，使歷史性具有當代性，這種意象的厚度和深度無疑是一種恆久的精神吸引力。
中國的漢化固然與漢字精神世界的吸引力有關，但漢字精神世界之所以成為眾多逐鹿勢力的共同選擇的聚點，終究還是落實在逐鹿者對利益的理性選擇中。所謂理性選擇，首先追求最大安全，其次追求最大資源。正因為不斷混合而接受漢文化的「漢人」佔中國人口的大多數，因此，對於有能力入主中原（無論半壁還是全境）的其他族群，徵用漢文化為己所用顯然於己是一種以最小成本去保證最大利益的最佳策略，不僅利於政治安全和經濟利益，而且可以藉助漢文化的精神世界而獲得政治合法化解釋，並且利用久經考驗的管理制度去維持政治秩序。
既然以漢字為載體的精神世界具有最大的信息儲存空間和最大的信息生產能力，也就具有最大的信息輸入和輸出能力，這對於建構政治神學和歷史敘事，對於建立制度和組織社會都是最優資源。對於逐鹿勝利者，這是顯而易見的好處，幾乎不可能視而不見，除了意氣用事的非理性拒斥，無人會拒絕徵用這個最優資源來確保自身的最大利益。
最早自覺徵用中原歷史敘事為自身正名的是拓跋魏（北魏），孝文帝以行政法令推行全盤漢化，自認鮮卑是與中原諸夏各部平行的黃帝後裔：「昔黃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內列諸華，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國有大鮮卑山，因以為號。……黃帝以土德王，北俗謂土為托，謂後為跋，故以為氏。」［10］無論鮮卑、契丹、女真（滿洲）和滿洲，乃至蒙元，皆無例外地主動接受了中原的精神資源。在西方精神世界進入亞洲東半部之前，以漢字為載體的精神世界是這個廣域里無可匹敵的精神資源，所以漢文化自然成為眾所徵用的共同資源。
北魏孝文帝拓跋宏
眾多族群逐鹿中原，勝負強弱並無定數，不變的只是旋渦模式。逐鹿遊戲的旋渦規模決定了中國的體量，只要捲入逐鹿遊戲之中的地方就成為中國內部，而與逐鹿遊戲無涉的地方便是中國外部。由於中國的體量在歷史中不斷變化，因而「內外」也是一個容易被誤讀的概念。在先秦的天下時代，根據天下無外的原則，天下無界，但每個政權所轄之地是有界的，因此，相對於政權轄地來說，就存在著內外之別。
對於周朝宗主國之王畿而言，所有諸侯國都是外部，而諸侯國之間也互為外部；對於有著宗親關係的分封諸侯國（所謂諸夏）來說，四方之東夷、北狄、西戎、南蠻的加盟諸侯國是外部；對於天下體系內部的所有諸侯國而言，尚未進入天下體系的遠方四海之地就是外部。天下體系終結之後，整個中原成為秦朝的直轄地（類似於王畿地區為周王的直轄地），中原以外的相關地區屬於尚未治理的外部，但有別於與中土毫無相關性的外國。
秦漢之後，天下不再是政治制度，卻仍然是一個哲學視野，因此，內外並非指中國有別於外國之內外，而是治理之地與未治之地之別，乃是以政權為界的內外概念，非以國家為界的內外概念。因此，中國之內外只能理解為一個動態概念，即中國旋渦所及之處為內，旋渦不及之處為外。
這裡不得不提到經常被誤讀為中國邊界的長城。［11］早在秦長城之前，中國已經建造了多條長城，遺迹尚在。春秋戰國時期，諸侯爭霸，戰爭頻發，各國為了自保而開始各自修建長城，並非邊界之牆，實為各國在軍事前沿根據地形所建造的戰爭工事。齊國最早修建長城，在其南部修建了長達千里的長城，其中西南段長城用於防禦晉國，而正南、東南段長城意在防禦楚國和越國［12］（雖然齊國與楚國和越國並不接壤，其間分布著眾多小國，但作為大國的楚、越經常跨國征戰）。楚、魯、魏、秦、燕、趙、中山諸國隨後也都修建了各自的長城。
這些長城多半用於防禦或進攻中原的其他諸侯國，只有一部分用於防禦漠北游牧族群。如齊國長城全部是防禦中原諸侯國的。燕和趙都各有北長城和南長城，北長城用於防禦漠北游牧族群，南長城用於防禦中原諸國。中山國（游牧白狄）的長城卻是朝西的，是為了防禦趙國［13］。楚國的長城則北向而用於防禦或進攻中原，如此等等。顯然，各國長城的修建取決於競爭者所在方向。
秦朝長城則只是為了防禦游牧族群，因為秦朝一統中原之後，競爭對手只剩下漠北勢力了，而西域在那時尚未捲入逐鹿遊戲。
固原市秦長城遺址
秦以後歷代修建的多條長城同樣說明了長城的意義取決於誰是競爭者，而不是漢地與游牧之地之間的國界。如北魏王朝在內蒙古地區修建長城是為了抵禦同為游牧民族的柔然，［14］高句麗修建長城是為了防禦唐朝的進攻，［15］遼在黑龍江、遼寧到內蒙古一帶建有漫長的長城，而遼長城以外地區（遠至俄羅斯部分地區和整個東北以及部分東西伯利亞）仍然是遼的轄地，並不是外國，就是說，遼長城完全位於遼的內地，幾乎居中，顯然與國界毫無關係，而是預防桀驁不馴的女真（滿洲）和室韋等部族反叛。［16］
多數長城之所以位於與秦長城或明長城的重合地帶或南北相去不遠的位置，真正的原因是這一帶幾乎就是古代中國兩大經濟區的分界線，即游牧（漁獵）經濟和農耕經濟的分界線，同時幾乎就是中國東部季風區與西北乾旱區的分界線，也是中國的400毫米等降水量線，或半濕潤和半乾旱地區的分界線，大致符合「胡煥庸線」［17］，即自黑河至騰衝的斜切線。
胡煥庸線
地圖上的這條斜切線在具體地形上當然不是直線，而是依地形變化而彎曲、偏離或犬牙交錯的連線。胡煥庸最早通過統計數字證明了中國的地形圖、雨量圖和人口分布圖三者的大概一致性。這條線具有如此多層重疊一致的含義，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逐鹿遊戲的博弈狀態，大概把古代中國分成了游牧（漁獵）勢力和農業勢力兩個大區域，也通常是一國兩制（或一國多制）的分界線。不過這種劃界只是大概，在長城外部也有農業存在。
從長時段來看，這兩大區域的軍事力量大致勢均力敵，各有興衰之時，而經濟生產方式以及生活方式的差異使長城一線最容易成為兩大勢力的博弈均衡線，兩大勢力在力竭休戰或理性言和之時，往往就停止在長城一線。但每次博弈的均衡線都有所出入，如河套地區，雖屬乾旱區，卻有良好的灌溉條件，因此農牧兩可。自戰國以來，河套地區便反覆易手。［18］大概言之，自從中國逐鹿博弈由東西爭勝轉為南北爭勝，［19］長城一帶就是典型的博弈均衡線，除非某一方擁有勢不可擋的實力而實現大一統。
當然，長城並非唯一的博弈均衡線，在南北爭勝中，北方勝過南方的時候較多，因此，除了長城一帶，其次的博弈均衡線便是淮河秦嶺一帶，再次是長江。總之，長城不僅不是邊界，反而是逐鹿博弈的中心地帶，是中國的南北中線。這也能夠解釋為什麼當中國的核心隨著博弈旋渦的變化而從中原位移到了北京。北京就位於這條博弈均衡線附近，最利於同時控制南北局勢，因此，有能力同時控制南北中國的大一統王朝往往選擇定都北京。
蘇秉琦對長城地帶甚至有著更積極的解釋，他將長城地帶理解為「各民族文化的熔爐」，是農區與牧區兩種文化最活躍的互動空間，雖有衝突，但更有互補和互相依存［20］。自從大清一統長城南北，長城變成了懷古遺迹。
興衰得失一時計，是非成敗轉頭空。旋渦是個古代中國故事，現代中國早已進入另一種格式的現代博弈，然而中國的生長方式已經鑄成一種長存的方法論。有方法就有青山。
注釋：
[1]蘇秉琦：《關於陶寺發掘報告編寫及有關問題》，見《蘇秉琦文集·卷三》，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版，16頁。蘇秉琦說：「所謂中原也者，無非也像美洲新大陸，人來自四面八方……夏、商、周都是外來戶。」
[2]司馬遷：《史記·卷一·五帝本紀》。
[3]王桐齡：《中國民族史》，長春：吉林出版集團，2010年版，18~28頁。
[4]王桐齡：《中國民族史》，長春：吉林出版集團，2010年版，18~28頁。
[5]《貞觀政要·安邊》：「自突厥頡利破後，諸部落首領來降者，皆拜將軍中郎將，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餘人，殆與朝士相半。」
[6]王桐齡：《中國民族史》，長春：吉林出版集團，2010年版，335~525頁。
[7]王桐齡：《中國民族史》，長春：吉林出版集團，2010年版，440~441頁。
[8]《公孫龍子·指物論》。
[9] 同上書。
[10]魏書·卷一·序紀》。
[11]蘇秉琦早就指出：「把長城說成國界完全不符合歷史真相」，是一種「荒誕歪曲」。見《蘇秉琦文集·卷二》，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版，286頁。
[12]段清波、徐衛民：《中國歷代長城：發現與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14年版，1~17頁。
[13]同上書，114~156頁。
[14]同上書，247~248頁。
[15]同上書，284~285頁。
[16]同上書，304頁。
[17]胡煥庸：《中國人口之分布》，見《地理學報》1935年第2期。
[18]周振鶴：《中國歷史政治地理十六講》，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版，75~77頁。
[19]傅斯年：《民族與古代中國史》，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3頁。
[20]蘇秉琦：《蘇秉琦文集·卷三》，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版，27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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