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義心靈的關閉

自由主義心靈的關閉

約翰·格雷（John Gray）

成福蕊 譯 崔之元校

來源： 實驗主義治理

「大眾的愚蠢取代了群體的智慧，成為了我們政治的主旋律。」

編者按：約翰·格雷是英國著名政治哲學家，也是《新政治家》雜誌的主要書評作者。他的新書是《牽線木偶的靈魂：人類自由的簡要探索》和《格雷解析：作品選》（企鵝出版社）一書的全新擴展本。本文為格雷發表在2016年11月7日在《新政治家》雜誌的文章，其中對「自由主義」的困境和英國工黨的「民粹主義化」有深刻分析。

自由主義的壯觀景色正在消退

自由主義所有堅實的東西似乎都在化為烏有。在歐洲，歐盟努力七年多才與加拿大達成貿易協議，而加拿大是世界上最「歐洲」的國家之一。與此同時，義大利和德國的銀行業危機正在惡化，持續的移民危機讓極右政黨變得越來越強大。在英國，在考慮不周的罷免事件後，傑拉米·科爾賓加強了對工黨的掌控，從而引發了遠遠超出其領導地位之爭的政黨轉型。在全球層面上，隨著對敘利亞干預的升級，弗拉基米爾·普京正在重塑地緣政治圖景。冷戰結束後，似乎蔓延全球的自由秩序正在從記憶中消退。

面對這種轉變，自由主義者在堅決否認和末日預言之間搖擺不定。雖然歐盟幾乎沒有能力採取任何行動，但是舊體制疲憊的殘餘——艾德·米利班德，克萊格，曼德爾森，「主人」自身（可能指卡梅倫—譯者注）——已經浮出水面，要求退歐者屈從，在事實上逆轉退歐。即使美國選舉懸而未決（此文發表在美國大選前夕），許多人堅定相信自由的現狀能夠恢復。但是特朗普的總統競選已經在自由貿易上摧毀了兩黨共識，如果他獲勝，那麼他的共和黨對手與希拉里共同屬於的那個政黨體系將成為歷史。由於害怕這樣的結果，懷疑它可能發生，自由派開始指責拒絕他們開明領導的選民。突然，群眾的愚蠢取代了群體的智慧，成為政治話語中的主旋律。很少有人問，是什麼讓執政的自由主義變得如此崩潰。

自由主義的壯觀景色正在消退，但自由主義者不相信自己是站在歷史的正確一邊就很難適應。麻煩的是，他們只能設想未來作為最近過去的延續，無論他們的自由主義是來自右還是左。無論是喬治·奧斯本的基於倫敦金融城的「自由主流」，或撒切爾主義者的智庫，因為退歐沒有讓我們更接近自由市場烏托邦而困惑和焦慮，還是支持再分配或「預分配」（predistribution）的平等主義的社會民主主義者，整個一代人發現他們的世界觀正在一系列事件的影響下融化。

今天的自由主義者在市場經濟的財富和機遇應該如何分享這一問題上持有廣泛不同的觀點。但沒有人質疑過去三十多年發展起來的市場全球化的模式。在1943年的《論壇報》中，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在評論了一批「進步」的書之後，寫道：「我被人們自動重複的方式所震撼，不斷重複的是1914年前流行的某些短語，最常見的是「消除距離」和「邊界的消失」。70多年後，相同的空洞論調再次響起。目前，自由主義的心靈只能在拒絕現實的範圍內運轉。

有人說我們正進入「後自由主義」時刻，這並不令人吃驚。這個想法的優點是，自由主義的退卻不是無知的群眾對開明的精英的反抗；它更多是自由主義者自己愚蠢的結果。但是對自由主義的反抗並不是鐵板一塊，其內部存在巨大的差異。英國梅首相的政府以更明智的方式與全球化共存，而特朗普夢想著一國之內的全球化。反自由主義勢力在歐洲大陸上的蔓延又是另外一回事。

接受這是一個後自由主義時刻，並不意味著我們應該放棄自由和寬容的價值觀。恰恰相反：目前的任務是確保挽救自由主義生活方式。但是，對此最大的障礙，不是來自自由主義的對手的敵意，而是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本身——把國家權力視為對自由的主要威脅。只有在國家的霍布斯保護作用得到堅決重申的情況下，自由社會才有未來。平衡自由與安全二者從來都不是容易的事。有許多相互衝突的自由，必須從中作出政治選擇。但是，如果沒有安全，自由本身會很快失去。

沒有什麼比工黨的變態更生動地說明了自由主義的衰敗。有一種傾向將科爾賓的崛起解釋為回歸到20世紀80年代初的托洛茨基入侵主義。黨內一些人，可能包括影子大臣約翰·麥克唐納，會認為他們的作用是將工黨轉變為某種類型的新馬克思主義黨。但這沒有解釋為什麼這麼多工黨的新成員似乎希望埋葬工黨在歷史中一直存在的那種形式。

第一次出版於1961年的拉爾夫·米利班德的《議會社會主義》一書給出了黨內權力轉換的大概圖景。米利班德對議會工黨的攻擊不可思議的預測到了科爾賓的策略。提醒那些想利用工黨作為社會主義載體的左翼同志們，米利班德在1972年書的後記中寫道：

「許多社會主義者希望看到有一天在工黨高層發生某種政治變革，標誌著向左的重大意識形態轉變，基於政治制度的性質，這只能從議會工黨的內部進行設計。但是，這同時也表明那種希望是多麼不現實。不切實際的原因在於，忽視了議會左派的長期弱點。這個弱點不是偶然的，而是結構性的……有一些例外：幾個工黨議員，可以說，成為漏網之魚。但他們仍然是孤立的甚至是可憐的，不僅與他們的領導人極端不和，而且與那個龐大的、完全共享其領導的正統思維模式的議會工黨的永久多數不和。」

拉爾夫·米利班德譴責議會工黨成為根本性變革的障礙，並期待工黨核心結構之外的群眾運動。但歷史比他想像的更豐富。40多年後，在一個奇特的戲劇化轉折事件中，一個他認為工黨永遠不會成為的反議會黨誕生了。通過改變成員規則，艾德·米利班德（拉爾夫·米利班德的兒子—譯者注）為一個最孤立和無關緊要的人物（指科爾賓—譯註）創造了歷史契機。由溫和派提倡的作為現代化的一個舉動，與托尼·布萊爾修訂第四條款一樣，這種意外的改革結構性地、不可逆轉地改變了工黨。如果黨的溫和派不是如此缺乏新思維，科爾賓不可能掌權。他們意識到，米利班德的社會民主時刻不會到來，並知道工黨再次成為可選對象是一項艱巨的任務。但他們所提供的只是代表過去的空洞的口號。結果，工黨在任何可預見的未來都變得不可勝選。

Ralph Miliband

那些夢想黨的選舉命運可能被一個新的領導人復活的人——也許是一個新出現的有魅力的人，其實沒能理解發生的變化。雖然工黨的一部分仍然在科爾賓的控制之外，包括地方政府的大部分，尤其是薩迪克·卡恩為市長的倫敦，但是黨的任何未來領導者的主要力量根基將是科爾賓建立的群眾運動。重組工黨的選民，就必須面對大多數黨員的反對。在這樣的條件下，尼爾·金諾克反對激進分子的運動已不再可行。工黨內戰將繼續並可能加劇，但工黨的溫和派沒有機會重獲控制。

從某種意義上說，科爾賓的工黨是拉爾夫·米利班德夢想的現實體現。然而，卻不是米利班德一眼就能認出的政黨。工黨不是回歸托洛茨基的宗派，而是對一種無形不滿的當代表達。托洛茨基是一個自負、無情的人物，他在1921年鎮壓了克朗施塔特工人的造反，並且拒絕將俄羅斯內戰期間實施的劫持人質的做法看做是「奎克素食主義者的喋喋不休」(「Quaker-vegetarian chatter」)。但是，即使在最糟糕的時候，托洛茨基也沒有提出如科爾賓1月份提出的那些空洞的而又本質上荒謬的東西，如保留三叉戟潛艇巡邏，同時移除導彈的核彈頭。

科爾賓創造的黨不容易定義。除了作為其組成部分的反猶主義外，它沒有連貫的意識形態。馬克思主義的遺產因其缺席而顯著。沒有對改變階級結構或對資本主義當前條件的任何系統批判的分析。這些政策像從一片藍天中抽出，在空中浮動，沒有人嘗試將它們與地球上的事實聯繫起來。核心工黨選民尋求共識價值被視為落後的表現。至於對就業保障和移民的關懷導致在以前工黨的安全選區產生出贊成退歐的大多數，科爾賓追隨者的看法似乎是，這是倒退的態度，僅僅表明工人們多麼需要再教育。

Jeremy Corbyn

科爾賓拒絕上次在利物浦的黨代會上規定任何移民上限，顯示出他嚴重脫離選舉現實。但是，因為工黨不再是一個傳統的政黨，這種對現實思維的拒絕反倒成為他在他所創造的新政黨中力量的主要來源，而不是一個虛弱的缺陷。工黨從一個保護勞動人民利益的具有廣泛基礎的機構，變成了一批異化邊緣的中產階級的工具，他們在反資本主義抗議運動中尋求心理上的安慰。儘管少數工會大亨繼續充當權力中介，但工黨的北部堡壘正在崩潰。

科爾賓工黨的本質特徵不是一個時代倒錯的烏托邦社會主義，而是一種非常現代化的自由主義自戀。展望未來的兩三次大選中，工黨可能會擁有超過一百萬的成員，即使它仍在努力獲得一百個議員席位。該黨的角色將是一個永久的反對派，失去了作為替代政府的特權。

將科爾賓接管工黨看做是一種萌芽的、極端自由主義，這種說法可能看起來太荒誕。他和他的追隨者從未停止抨擊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似乎包括世界上所有市場經濟的一個整體術語——即使他們在反對軍事行動中表現出支持暴政的慣常偏見，但他們的反戰運動只聚焦於西方政府的政策。科爾賓的工黨看似已經徹底放棄了自由價值觀，有些人在談論新的左翼法西斯主義。

然而，這是對已經發生的變化的一種過於簡單的分析。科爾賓的工黨不是秘密的法西斯主義者，如同它不是托洛茨基的回歸。一方面，它代表了最新一代自由主義者的誇張版本，例如支持無限制的移民自由。另一方面，它表達了自由主義現在已經成為什麼。一直有許多種自由主義，但在過去幾十年，自由主義思想的突變是深刻和激進的。它從一種旨在給予基於容忍的生活方式的理論基礎的哲學，變成了一種通過對這種生活方式的敵意來定義自己的理念體系。

科爾賓對哈馬斯、真主黨和愛爾蘭共和軍的「包容性」態度符合左派自由主義的世界觀，支持反殖民鬥爭，普遍擁抱身份政治。關於文化入侵的時尚廢話可能不重要，因為它主要局限于越來越邊緣化的大學。然而，它表達了什麼是所認為的自由主義原則：

人人有權通過任何被認為是必要的手段來宣稱他們所認為的身份，尤其當它可以被表達為被壓迫的少數時。如果言論自由妨礙身份政治，那麼必須拋棄言論自由。如果恐怖主義對身份政治是必需的，那麼就接受它。這代表了自由主義思想的根本轉變。

對權利的壓倒一切的重視—儘管是有選擇地解讀它們，是新的自由主義的標誌之一。在不同的形式下，人權理論已經存在了幾個世紀，1948年的「聯合國宣言」中體現了普遍權利的概念。但是，只有在20世紀70年代約翰·羅爾斯和羅納德·德沃金的法律主義哲學興起時，權利才成為自由主義思想的核心和首要。他們認為，自由可以被立法成一個固定的相互關聯的自由系統，由法官解釋。在自由至上主義的右翼，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在他關於限制民主的憲法建議中提出了類似的想法。

但是，保護自由不僅僅是遏制政府的問題。在經濟和社會中推翻國家可能產生使人民自由更少的效果，這是早先一代的自由主義思想家認可的一個事實。梅納德·凱恩斯理解，自由貿易給消費者更廣泛的選擇。他也理解，當生計面臨大規模迅速摧毀時，自由選擇會貶值。部分出於這個原因，他拒絕將自由貿易視為神聖的教條，也從來沒有想過將自由歸結為一份權利清單。

向以權利為基礎的自由主義的轉變在許多政策領域產生了破壞性影響。激進的人權意識形態在最近幾次最嚴重的外交政策災難中發揮了作用。布萊爾-卡梅倫時代的毀滅性軍事冒險的失敗，不是因為沒有足夠的入侵後規劃。他們失敗，首先，是因為在推翻了薩達姆·海珊和穆罕默德·卡扎菲的專制的同時，他們摧毀了伊拉克和利比亞的國家，留下了無政府狀態的區域，讓聖戰主義勢力可以自由運作。更基本的，他們失敗，是因為人權不能強加於從來不認識他們的社會，大多數人可能不想要他們。

任何關於自由主義價值觀並非人類普世價值的建議，都會引起義憤情緒的發作。自由主義者禁不住相信所有的人都偷偷地渴望成為他們想像的自己。但這是信念，而不是事實。自由主義價值觀受到普遍尊重的信念，不是建立在經驗觀察基礎上。即使在歐洲大陸的部分地區，它們也遠非牢固，儘管幾年前還被視為不可動搖的。在世界的很多地方，它們幾乎得不到承認。

自由主義價值觀屬於某種特定的生活方式，也是我在《後自由主義》（1993年）一書中強調的核心。現代自由主義是猶太和基督教一神論的後續發展。正是從這些宗教傳統中，最重要的是希臘哲學，寬容（toleration）和自由（freedom）的自由主義價值觀（liberalvalues）迸發出來。如果這些價值觀具有普適性，那僅僅在於他們被認為是由神命定的。現在大多數自由主義者的觀點是世俗的，但他們仍然相信他們的價值觀是全人類普適的。

為什麼會如此？原因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清晰。一個常見的反應是用啟蒙價值反對相對主義的惡魔，一定意義上忘記了現代相對主義是從啟蒙運動中出現的。其他人援引社會科學中的鱈魚理論，聲稱只有自由社會才能是現代的。弗朗西斯·福山的論文最著名，但他們都斷言，全球化正在產生一個全球性的中產階級，要求政治自由，如歐洲資產階級在19和20世紀所設想的那樣。

事實上，歐洲中產階級支持自由和民主，與他們投靠專制政權一樣常見。在今天的全球層面也是如此。俄羅斯的大多數中產階級似乎都結合了消費主義和民族主義，在中國，大多數人似乎只想提高生活水平和私人生活的自由。而在美國，無節制的全球化正在摧毀中產階級。

如果過去一代佔主導地位的自由主義是一個可以證偽的理論，那麼它早就被拋棄了。推進全球化與自由主義價值觀的傳播之間沒有明確的聯繫。自由主義者抵制這一點，因為這掏空了他們生命的意義。對他們來說，自由主義是一種替代宗教，為他們提供了持續的幻覺：他們的價值觀表達了歷史的含義。

Ralph Miliband & David Miliband

這看起來像是與日常政治毫不相關的言論，但它們具有重要的實際意義。自由社會的生命不能依靠歷史來維持。他們需要保衛自己，需要淡化對權利的崇拜。人權作為象徵性障礙，對防止最嚴重的惡可能有價值，例如種族滅絕、奴役和酷刑。然而，在沒有國家權力支持的情況下，人權沒有意義：事實上，當保護他們的權力不存在（如在斯雷布雷尼察和現在敘利亞的阿勒頗），而仍鼓勵人們相信他們將受到保護時，人權根本就是一句空話。人權不能作為世界秩序的模板。當人權被用來促進福音派軍事行動時，他們危及了本想要保護的生活方式。

對建制派精英的普遍反感產生了一些古怪的反應。人們不斷討論對專家的情緒化拒絕是有失理性的，如同今年的歐盟公投運動中發生的那樣。然而，這些記錄很難為代表那些聲稱對經濟或政治有特殊洞察力的人的強烈要求辯護。專家傳達的知識中，包含許多思辨性或不可信的理論，例如支持量化寬鬆作為永久制度的「次凱恩斯主義」思想，以及全球化從長遠來看惠及每個人的概念。當疲憊的自由主義者談論情感勝過理性時，他們的意思是，選民忽視了指導他們領導人的知識碎片，而是根據事實和他們自己的經驗做出反應。

英國選民沒有否定他們所居住的社會。對於一些批評自由主義的人來說，需要的是拒絕經濟和文化中的個人主義。這是John Milbank和Adrian Pabst在《美德的政治》（見RowanWilliams10月14日在本刊的書評）一書中傳達的信息。這本書促進了一個新中世紀主義的有機社區的願景，這是兩位作者讚許引用的Hilaire Belloc和G KChesterton所熟悉的。這種後自由主義在我看來是政治的死胡同。英國的大多數人不想生活在有機社區。他們不懷念一個想像的過去，並且對不變的、同質化的鄰里的幽閉恐懼的親密性並未表現出喜愛。他們想要托馬斯·霍布斯所謂的商品生活，換句話說，想要現代化的經濟設施，但不想要由不受約束的市場力量產生的長期不安全。他們不是拒絕市場個人主義，而是要求它受到約束。他們希望擁有一個共同的文化，但樂於擁有不同的信仰和生活方式。

後自由主義社會是一個在強大的國家的庇護下，自由和容忍得到保護的社會。在經濟上，這意味著放棄如下概念：政府的主要目的是推進全球化。未來政府的成功或失敗，取決於他們如何能在實現繁榮的同時，管理全球化產生的社會混亂。顯然，這將是一個微妙的平衡。全球化有螺旋失控的風險。無論政府做什麼，新技術都會破壞已有的工作和生活模式。大眾的需求不可能完全滿足，但不為了社會凝聚力而抑制市場的政黨，正在把自己投入記憶的黑洞。過去幾十年來形成的全球化的模式在政治上是不可持續的。

指望自由派理解這種情況是不合理的。對他們來說，不僅是自由主義的秩序正在消逝，而且包括他們在歷史上的意義。他們發現自己從人類進步的先鋒變成了無力左右事件的觀眾。但他們堅持認為，解決自由主義危機的辦法是明確的。所需要的是更多的相同：更強烈的注入理想主義；堅定不移地決心延續過去的自由主義計劃。即便修訂或放棄這些計劃中的部分概念，對他們來說都是不可想像的，例如全球自由貿易，或勞動力跨國界自由流動。他們會說，過去政策的唯一錯誤在於，它們還自由主義的不夠。

絕對確定性與自我崇拜的焦慮的混合，長期以來是自由主義的心靈的特徵，現在依然如此。然而，在這之下，可以感受到一種不同的情緒。自由主義真正尚存的是對未來的恐懼。面對世界，他們認為他們所知道的一切正消失在空氣中，許多自由主義者可能會試圖撤退到左傾的非政府組織或者學術研討會所想像的虛構世界。這相當於放棄政治鬥爭。可能，儘管不情願，連主流自由主義的代表都開始意識到，他們的氣數已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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