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靜：誰都可能被冤到死亡邊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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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簡介：柴靜
柴靜，1976年1月1日出生於山西臨汾，記者、主持人。2003年擔任《新聞調查》記者，出現在非典的第一線、礦難的真相調查，揭露一個個欲蓋彌彰的謊言；2011年起擔任《看見》主持人。
2013年出版講述央視十年歷程的自傳性作品《看見》，銷量超過100萬冊，成為年度最暢銷書籍。 2014年從央視離職，2015年初推出空氣污染深度調查《穹頂之下》。
誰都可能被冤到死亡邊緣
文 | 柴靜
摘要
你們今天是法官和檢察官，但你們的子孫不一定是。如果沒有法律和制度的保障的話，你們的子孫也可以被冤枉，也可能徘徊在死刑的邊緣。
1
張高平在監獄裡服了十年刑，哪個警察都知道他"就是那個死不認罪的"。
他不向獄警鞠躬，不報自己的囚號5173，不寫思想彙報，不背"38條"(監獄服刑人員監規紀律)。別人為他開脫"歲數大了，記不起了"，他把頭一抬，"我能記，我就是不背。背就要認罪、悔罪，我沒強姦，也沒殺人"。他出操時特意站第一排，跟著做廣播體操，但拒絕隨其他犯人唱《感恩的心》。在他看來，做操是鍛煉身體，唱《感恩的心》代表改造，這他接受不了。他也不參加勞動，說"這不是我的義務"。
這種明顯違背紀律的行為一開始被認為是抗拒改造，按照規定，他在嚴管隊接受禁閉，土銬銬在身後，站十幾個小時，跪在地上用嘴叼起饅頭，寧可被關滿三個月，也不認錯。獄警給他做工作，講解程序，"我們只能認你三個證--判決書、起訴書、執行通知書，三證齊全你就是個罪犯"。
他說："三證全？佘祥林、李九明、趙作海、杜培武這些都不有判決書嗎？如果你敢說只要是判決了的就沒有一例錯案，我就認罪伏法。"
張高平被關押在離家將近四千公里的新疆石河子監獄，出事後懷孕四個月的妻子跟他離婚了。"我一點都不怨她，我只說了一句話。我跟她說，我沒對不起你，我真心希望你找一個愛你的人。她摸了錢給我，我說不要，你拿回去，就這麼結束了。我轉身就走了。"
母親去世，孩子還小，沒人來探望過，他沒有拍過照寄給家人，因為不肯拍穿深藍色囚服的照片。兩個女兒的照片他看了心裡痛苦，看不下去，又寄了回去。從來不跟孩子通電話。"怎麼說？對我女兒說，爸爸我對不起你啊？我又沒犯罪，我怎麼對不起你啊？我說我對得起你？我又沒有把你撫養成人，所以說尷尬嘛，我不說。"
監獄的勞動改造，是在古爾班通古特沙漠建造引水工程，中午沙漠里地表溫度可以接近六十度，擺個雞蛋在上面，都能烤熟了。一天太陽也要曬十四個小時，一棵樹都沒有。蚊子多得可怕，從襯衣外頭照樣叮得進去，沙塵暴一旦進來，漫天沙子帶風抽著人，冷得馬上就要穿棉襖。冬天零下三十五度拉地灌溉，吃鹽煮包菜和窩頭。
他讓家裡人寄一張杭州地圖隨身帶著，見了哪個警官，就地鋪開地圖，給人講解他當年的行車路線。"我根本沒有作案時間。"他寄出了有"一麻袋"的申訴材料，時間長了，監獄裡紀律員、教導員、監督長、管教組長、帶班隊長都開導過他，"張高平啊，你減點刑吧，我們給你獎勵三十個月，早點出去申訴，兩條腿走路，這麼艱苦你何必啊！"
他說到這兒情緒激動，用手捂著臉，眼淚流下來："我說你不要說給我減刑了，你就算讓我現在把這個認罪悔過書寫出來，你就放我回家，我都不出去，我就在這裡等。自己給自己定了三條：要麼拿到無罪判決書，光榮回家；要麼就是身體不行死在監獄裡算了；要麼十五年坐滿，我自己去北京申訴。"
他從椅子上斜下去，好像頭把整個身子都拉彎了。這是他在嚴管隊時留下的病，一激動，頭暈得很厲害，就要蹲下來，揪著頭髮。他說："這些我不說了，你給我提個高興一點的問題吧，高興一點頭不暈啊。"
我怔在那兒，囁嚅了一句："你這些年有什麼高興的事嗎？"
他捂著頭，腰彎得要蹲在地上，哭出聲來。
"沒有。"
2
張輝，張高平的侄子，出生在1976年，個子不高，紅臉膛，眼睛有一點怯生生的。叔侄倆一起出車，他被判了死緩，父親張高發勸他認罪，"你不認罪，減不了刑，你這一輩子就再也見不著我和你媽了"。
他被判刑後，要被警車帶走，父親在車門前一把揪住了他，這一把幾個法警都拉不開，車開後老人在地上打滾，不想活了。回家躺在床上，十幾天不肯吃飯，是奶奶跪在床邊求他，才活了下來。他帶著張高平的兩個小女兒到處申訴。來北京的時候，下雨睡在地下室，不下雨帶著小學二年級的孩子睡在立交橋底下，三個人蓋一層薄被子。
人家有兄弟兒子幫忙，他沒有。地里六七千斤玉米一個人挑回家，監獄裡兩個人靠他養，撐不下去就賣一頭豬，寄點錢給在監獄裡的兒子和弟弟，那裡只能吃到青菜、蘿蔔和冬瓜，有錢能換一點點油水。張高平從這一點錢里，還省出了二十塊，捐給了汶川地震災區。
張輝掙扎過，不想認罪。他和未婚妻連道別都沒有，本來年底要結婚的。離家前最後一面，他跟對方保證自己要戒煙，未來丈母娘給他遞過煙，他又隨手抽起來了，未婚妻嗔怪他，那是生活給他的最後的一點甜蜜和念想。別人怎麼說是一回事，他要是認了罪，心裡這一點念想都死了。
但奶奶的眼睛哭瞎了，去世了。張輝母親才六十歲，滿嘴的牙都掉了。張輝要減刑見他媽一面，就認了罪，承認他二十七歲時，在大貨車上強暴搭車女子王冬，並用手扼其脖頸致死。在監獄裡，最被看不起的就是這種犯人，"這都什麼年頭兒了，還強姦"。吵起架，別人罵強姦犯，臉上的鄙夷讓他什麼也沒法再說了，"十年，滿滿的都是痛苦"。
他害怕想將來的生活，只想如果五十歲的時候能出獄，他就在新疆要飯，再也不回家鄉。
3
王冬，十七歲，當天跟母親吵架，離開家，去投靠在杭州的姐姐，想去一家螺絲刀廠打工。
因為是臨時起意出行，趕不上客車，熟人介紹上了張氏叔侄的車，她還一臉稚氣，一路沒怎麼說話，坐在副駕駛座上，有點拘謹，兩手扣著一直放在腿上。叔侄倆在臨安停車吃宵夜時，說請她吃碗三塊錢炒粉，她拒絕了，也不下車，自己買了一串豆腐乾坐在車上吃了。在下沙開發區立交橋下，因為與叔侄倆去上海的路線衝突，她下車去另外打車，與十分鐘路程之外的親戚會合。張高平看她最後一眼時，"她站在路邊，立交橋下燈光挺亮的，車來車往"。
她再被發現時，全身赤裸，倒在一個水渠里，是被掐住脖頸窒息而亡。她的身上沒有張氏叔侄留下的指印、毛髮、體液和衣服纖維，拋屍現場沒有他們腳印，但八個手指甲里留有另一個陌生男子的DNA。
警方查過這名男子，"去了三次安徽"，都是找王冬家鄉的熟人，一無所獲。
張家叔侄被認定強姦殺人入獄兩年之後，浙江大學城市學院學財務管理的大四女生吳晶晶，在回家途中失蹤。她二十四歲，事發前一天剛接到去銀行工作的通知，跟父母說"以後我工作來還你們借的債"。她眉心有一顆痣，穿黑色外套，墨藍牛仔褲，圍灰綠色圍巾，斜背硃紅色的挎包。八天後，她在下沙開發區的一個窨井內被找到，全身赤裸，衣服漂在水上。她被手掐頸部，又被繩子勒過。
殺害她的人叫勾海峰，一名夜班出租司機。張高平在電視里看到這期節目報道後，曾向獄方反映吳晶晶案中致死的手段、地點、拋屍方式與王冬案極為相似，未獲重視。他被調入新疆服刑。
4
除了張高平，沒有任何人懷疑過這個勾海峰與王冬有關，他殺害吳晶晶的案件在浙江轟動一時，很清楚地被界定為"沒有前科，孤立，偶然"的激憤殺人。這個身高一米八的東北汪清人，案發時三十六歲，有過一次婚姻，在家鄉有一個十歲的女兒，有女友。他的弟弟認為他是一個"很照顧家人，也很孝敬父母"的人，只是"脾氣有點暴躁"。
查看當年的媒體報道，都是勾海峰敘述他與乘客吳晶晶如何"發生口角"。他說吳晶晶如何辱罵他的命不值錢自己的命才值錢，並詛咒他遲早被車撞死，到了家門口不肯下車還在罵他，他伸手去給她開車門時，她"撓"了他一下，激發他憤怒導致殺人。當時偵查也作此認定，對外公布。
以至輿論討論重心都在"不要歧視外地司機"，"如何克制情緒避免口角發生"等等。這也成為勾海峰一審被判死刑後上訴的理由，認為吳晶晶有過錯。
不過，細看二審判決書，會發現此說法有嚴重疑問。
裁定認為，"勾海峰稱其停車打開車門後與吳晶晶發生激烈爭吵，吳大聲指責勾，後兩人又發生互打，但本案並無附近其他人員發現或聽到吵打聲音的證明；被害人家樓旁有寬闊的通道可供汽車進出，被害人又攜帶較多的東西及手提電腦，但勾海峰帶公安機關指認的所謂被害人要求停車並發生爭執的地點，卻距被害人家有較遠的距離，且相對偏僻。案內材料反映被害人平時膽小且性格內向，屍檢報告亦未發現有嚴重打鬥痕迹。勾海峰上訴稱其因服務態度及車費問題遭被害人辱罵、雙方發生激烈衝突而殺人，不僅沒有證據證實，而且與本案實際不符。"
直到勾海峰因"故意殺人罪"被執行死刑後，關於他"作案動機不明"的爭議，仍然持續很久，在臨刑前最後一次採訪中，他說自己以往樂於助人，只是"一時暴躁"，沒有任何"劫財劫色"的動機。
能確知的事實是，勾海峰用手猛扼被害人吳晶晶後，又用坐墊套上的繩子勒被害人頸部，帶至偏僻處，"出於逃避偵查"，將她脫光衣服，頭朝下拋至三米深的窨井之中，將衣物拋入水中，此時的吳晶晶並未真正死亡，根據屍檢報告，她是因溺水合并壓迫頸部而導致機械性窒息死亡。之後，他將女孩隨身帶的一包換洗衣服扔到學校附近垃圾筒，試圖混淆偵察方向。並拿走女孩的手機，手提電腦和MP3和數百元現金，送給自己在杭打工的弟弟。而王冬案里，錢包里的錢也全部被拿走了，始終沒有找到。
這兩個案件的審核人都是聶海芬。
5
聶海芬，1962年出生。
當年媒體報道，2000年以來，她主辦及牽頭主辦的杭州市區重特大案件三百五十餘起，一審判處死刑的三百餘起，"準確率達到百分之百，她審核的預審案件，移送起訴後無一起冤假錯案及無罪判決案件"。
採訪中，叔侄二人都說，預審階段沒有女性提審，看過照片後都說沒見過這位女警官。但當年接受電視訪問時主角是她，講述了參與偵破"5·18姦殺案"時，如何在沒有找到任何物證的情況下，通過"突審"，讓"驚魂未定"的張氏叔侄交代"犯罪事實"，進而從"細節"入手，獲得了"無懈可擊"的證據。
張高平說他惟一一次有輕生的念頭，就是看到這期報道之後。
他和侄子二人的描述中，口供是通過"七天七夜不讓睡覺""鼻孔插煙""跪鞋底""打耳光"等刑訊逼供手段得到的。不過，張高平說他最痛恨的不是刑訊逼供，"也許打是沒有辦法了，他們真想破案"，他最不能接受的是被陷害。再審中認定"偵查機關違法使用同監犯袁連芳採用暴力、威脅等方法參與案件偵查，協助獲取張輝有罪供述，同時又以該同監犯的證言作為證據，直接導致了本起冤案"。
6
袁連芳，1962年生，杭州本地人，當過鍋爐工，干過銷售，熟悉的人說他能說會道，有些文化。因為與女友販賣黃碟被判刑六年，之後被留在看守所，熟知內情的人說，"三年以上刑期的人留所服刑，只有一種可能，就是留作耳目"。
耳目的意思是在看守所偵查情報。
袁連芳是張輝號子里的"老大"，有煙抽，有牙刷用，有菜吃。他比張輝更熟悉案情，畫出作案路線要張輝記住，好指認現場，不聽話讓人踢他的下身。在判決書上，他還向法庭出示證明，說張輝曾"神態自若"地談及殺人經過。他的減刑書上寫多次配合警方"工作"，這些"工作"幫助他得到十個月的減刑。
我撥通袁連芳電話時，聽到他聲音遲緩吃力，查資料才知道，2011年春節，他因高血壓中風，幾個一起打麻將的人把他送到了醫院，有一陣子失去了語言和咀嚼能力。在電話里問他案子的情況，他說不清楚，不記得，把電話掛斷。
我的同事在杭州找到他的住處，他一個人住在一個六七平米的房間里，一個單人床，一個小桌子。鬆弛虛胖的臉，說話有些吃力，眼皮耷拉得很厲害，吐字不太清楚，沒人照顧他，他獨自住，問他這幾年怎麼過的，他說"不知道"。牆上掛著巨大的他年輕時的照片，同事再問為張輝的案件作證的事情，他指了指腦袋，說"我已經不知道了，我生了病，過去的事情不記得了"。同事說請你回憶一下，他說"不願意想過去的事，不開心"。
同事的信里說"他雙手放在腿上，耷拉著臉坐著，臉上沒有歉意，沒有惶恐，也沒有畏縮。只是一點生命力都沒有了，好像任何一種情緒都能耗盡他所有的精神"。
7
2002年，河南發生滅門慘案，為被告馬延新辯護的人是一位叫朱明勇的律師。馬廷新說認罪書是自己牢里的老大袁連芳寫好，威脅讓他抄的，朱找到馬舊日的日記和其他記錄，發現語言規律和認罪書裡面完全不一樣。馬廷新沒有什麼文化，"的得地"分不清楚，"他全部都是用"白勺的"。但在認罪書，用法都非常規範，不符合馬廷新的語言習慣"。
2008年的4月17日，打了五年官司，經歷兩次檢察院抗訴後，法院排除非法證據，馬廷新被無罪釋放。這個事件被《民主與法制》報道，在新疆服刑的張高平和張輝幾乎同時在報道中看到"袁連芳"的名字，"毛髮直豎"。張高平向監獄檢察官申訴後，張飈檢察官向河南查詢袁連芳的背景，確認與杭州袁連芳為同一人，但他之後的推動數年無果，退休前他向張高發交代，"你去找一個叫朱明勇的律師，只有找到他，才能救你的親人"。
張高發從安徽趕去河南，帶了一隻火腿，拿編織帶緊緊捆住，用一根小木棍挑著。這隻火腿讓朱明勇心酸。"馬廷新這個案子，如果不是我辯護，如果我沒提到袁連芳，如果媒體的記者的報道裡面，也不寫袁連芳這個細節，如果這篇文章沒有在新疆出現，如果沒有張檢，如果他們沒有再找到我，如果勾海峰沒作案或者沒被抓住，如果張高平沒看到那期節目，可能就都沒有今天這一切。"
他免費代理了此案。帶張高發去高院時，才發現之前七年的申訴沒有任何登記。他倆在高院前的台階上茫然呆坐，像個"討飯的"。
從那時起，到這個案子再審，等了很長時間。朱明勇一直存著張檢發給他的簡訊："我今天就要退休了，你做這起案子不要放棄，每當夜晚，夜深人靜，我想到張高平向我哭訴，我都難以入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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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飈檢察官，是這期節目採訪中惟一向張高平道歉的人。
他受理了張高平在獄中的申訴，調取袁連芳的資料，並向浙江高院、高檢發了至少五六次材料，希望能啟動再審。我問有回復嗎？他說比較少。我說比較少是多少呢？他猶豫了一下，說有人打過一個電話，說處理後會回復。我問回復了嗎？他說，沒有。
我問他："也可能有人覺得，如果您是工作需要，職務行為，你發了一次就可以了，但是您發了多次，有可能就會有人覺得有壓力，這個壓力也有可能回到您頭上來，您不擔心嗎？"
他說："我在少年時代，曾經被別人冤枉過一次。上小學的時候，有個人地里的西紅柿被偷了，說是我偷的，叫我去指認，當時我就痛苦得流出了眼淚。我今年六十多歲了，我仍然沒有忘記小時候發生的這件事情，沒有做這件事情的人受到了冤枉以後，內心是非常非常痛苦的。張高平對我們充滿了希望，他說檢察官是最公正的，是法律的監督機構，他雖然在訴說自己被冤枉的過程時痛哭流涕，但是他最後說的一句話是他相信法律，相信法律會給他一個公正的答覆。"
這句話深深刺痛他，他一直自責："沒有讓他在我退休之前獲得這個新生，就是沒有盼來有關部門對他這個案件進行啟動再審程序，退休以後經常想起他，總覺得心裡忐忑，每到晚上睡覺的時候，一想起這個事，他那痛苦的表情就浮現在我的眼前，我就很長時間不能入睡。他是罪犯，也是公民。"
無罪判決公布後，我問他的感受，他說到張高平痛哭著給他打電話時，忽然說不下去了，我是電話連線，聽到他的沉默，有一點不安，叫了一聲"張檢"。
他剋制了一會兒，清了一下喉嚨，說"對不起大家"。
我說："謝謝您張檢，謝謝您。"
不只為他做的事情，也為他分享的感受，有了感受，人才被當作人對待。
9
十年十人，本不相識，命運交纏，有人死去，有人咬牙活著，有人得到盛譽。有人將他人作為工具使用，有人在無辜者哭聲中不能安眠。我們都嵌在這個世界之中，因因相循，彼此影響，直至無窮。
在再審被宣判無罪的法庭上，張高平說過："你們今天是法官和檢察官，但你們的子孫不一定是。如果沒有法律和制度的保障的話，你們的子孫也可以被冤枉，也可能徘徊在死刑的邊緣。"
此案並非孤立，不是由一個"神探"獨自促成。公檢法的架構本已是有效的法律監督機制，它的設置本來就是要防止司法權的濫用和專斷，及時糾正可能出現的偏差。如果能夠嚴格按照刑事訴訟法原則，無罪推定，疑罪從無，不刑訊逼供，非法證據都能予以排除，本用不著之後十年中無數的巧合才能澄清此案。
2003年，如果能聽取張氏叔侄的說法，在王冬下車的地點，排查過路的計程車，當時車上都裝有GPS，如果勾海峰的車被發現，進行了DNA比對，就會發現，勾海峰的DNA與王冬指甲里男性DNA高度吻合。那麼也許兩年後，張高平的孩子已經會爬在爸爸背上玩樂，張輝跟新婚的妻子剛剛攢夠錢買一輛新車，而吳晶晶二十六歲，正是最好的年華，仍然笑容燦爛。
來源：理想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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