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門難再出貴子」其實是社會歷史的常態

「寒門難再出貴子」、階層固化這類詞句，近些年來時常出現在中國的各類媒體和社交網路上，對於許多人而言，這似乎是這十餘年來才出現的社會現象，以至於不少人感到難以接受。

學者茅琦在新書《資本主義和新哲學》中對階層固化原因的解釋是：「教育的不平等來自人們收入的不平等，如果人類社會存在教育投入差異，那麼長期上就會導致階層固化。」茅琦進而得出結論說：「以歷史為例，在人類的歷史中，階層固化確實是歷史的常態，階層流動不過是歷史中的偶然。」——事實真的如此嗎？

門閥壟斷權力的時代

階層流動幾乎不可能

魏晉時期一直到唐代，中國社會長期存在著數量不多的頂級門閥，其中又以「王謝袁蕭」最為著名，被稱為四大頂級門閥。「王謝袁蕭」即琅琊王氏、陳郡謝氏、陳郡袁氏、蘭陵蕭氏，這四大頂級門閥緣起於漢代，鼎盛於晉代，一直延續到唐代，數千年間，這些家族誕生了數量眾多的官員、學者、將帥、宰輔乃至皇帝。依賴於這些佔據要津的人，這些門閥世家在政治和經濟上都居於絕對優勢地位，享受著各方面的特權。

譬如在官員選拔上，魏晉實行九品中正制，地方官員的選舉、人才推薦都由世家大族掌握，出身於世家大族的人自然能獲得好的品級，也就能優先做官，而這些人制定的法律政策，也旨在保護本集團的利益，由此使門閥掌握了「世卿世祿」的特權。

在傳統社會，土地是最寶貴的資源，世家大族通過政治上的權力，在經濟上也享有極大特權，比如門閥通過占田制佔得大量土地，由此獲得的經濟支撐，而大量農民和部曲不得不依附於世家大族，這進一步增強了世家大族的力量。

門閥家族壟斷政治經濟權利，這直接阻礙了士族和寒門升遷，但這還不是門閥時代的全部，在魏晉時期，門閥和庶族之間是有著嚴格的界限的，對於寒門士族而言，基本沒有途徑可以突破階層限制，達到階層的躍升，這點在婚姻制度上表現得尤為明顯。

魏晉南北朝時期，有著明確的「士庶不婚」現象，《宋史·恩幸傳》記載「魏晉以來，以貴役賤，士、庶之科，較然有別。」《南史·王球傳》則更明確地說「士、庶區別，國之章也。」門閥制度初步形成時，士族身份內通婚現象便已顯現，東晉時期，家族聯姻的要求變得十分嚴格，南遷的世家大族基本只在幾大家族內部通婚，王、謝、蕭三姓通婚最為頻繁。

在當時，如果士族膽敢與庶族通婚，是會引起極大非議的，士族王源嫁女於庶族滿氏，便被指責為「玷辱流輩，莫斯為甚」，被彈劾「禁錮終身」，可見士庶之別區分十分嚴格，通婚更是不被許可。這樣的婚姻制度，保證了世家大族血緣的「純正」，也使得庶族不可能通過婚姻的方式實現階層躍升，王子愛上灰姑娘的故事，是不會發生在魏晉時期的。實際上，這種身份內通婚的婚姻模式，即便在門閥式微的唐宋時期依舊留存，唐朝便存在「李武韋楊」四姓聯姻的模式。

在這樣的社會模式下，寒門和庶族在政治經濟上都處於絕對劣勢的地位，不可能在教育文化上有多大的投入，自然不可能出「貴子」，也更談不上什麼階層流動了。

科舉時代

只有極少數人能夠實現階層流動

東晉以後，門閥在政治上逐漸衰落，九品中正制難以為繼，大業三年（公元607年）四月，隋煬帝楊廣下令開進士二科，以「試策」取士，由此開啟了延續一千三百年的科舉制度，科舉制度極大改變了中國舊有的人才選拔方式，徹底打破了血緣世襲關係和世族的壟斷，讓「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為可能，讓不少社會中下層人士得以通過讀書進入社會上層，比如北宋文壇領袖歐陽修，其幼年便十分貧困，通過母親的教育和天分才得以科舉及第。

但實際上，通過科舉考試實現階層躍升的，在科舉時代也是少數，多數依然需要家族的扶持，而一旦實現基層躍升，這些家族也會通過各種方式來維繫自己的既得利益，典型的方式便是聯姻。

宋代是中國科舉較為發達的時代，但士大夫家族在通婚時，依然十分重視門第，「高門」和「寒門」依然沒有通婚的可能，士大夫家族極其重視維護門第血統的純潔性，在當時，聯姻的前提是必須「門當戶對」，比如，臨川王氏在王安石擔任宰相後，聯姻對象全是高門望族，王安石的三個妹妹分別嫁給了工部侍郎張奎、大理少卿朱明之、進士沈季。

宋朝科舉考試圖

當然，宋代的「門當戶對」還是有別於門閥世族，因為宋代還會看重「才」。科舉及第往往意味著一個人官宦生涯的開始，因此那些能高中狀元或進士的人，會受到士大夫家族的特別青睞，成為士大夫擇婿的重要標準，但這種婚姻的前提是寒門必須能高中狀元或舉人，其難度也是十分巨大的，對於社會底層而言，想依靠讀書中舉實現階層躍升，實際上依然難於上青天，在社會安定的情形下，小康之家至少需要三代人不懈努力，才有可能取得突破，典型案例便是曾國藩家族的躍升。

明清時代，士大夫家族間的通婚現象也並沒有太大改變，以明清時代吳江的望族葉、沈兩家為例，沈氏自元末明初由浙江遷入吳江後，世居其地，至同治年間沈桂芬一代，共17世，先後有10位進士、舉人，出現了130多個文學家，包括20餘位女性；葉氏一族明清兩代共出過8位進士，作為書香門第，葉氏與沈氏常年通婚，形成了複雜的姻親關係，這兩個家族的結合，對中國的文學史進程都產生了巨大影響。（參見郝麗霞《吳江葉、沈兩大家族的聯姻與文學創作》）

科舉制度實行以後，雖然斷絕了原來門閥世家賴以為生的基礎，但也產生了新的世家，即文學世家，這些家族以知識傳家，形成了為數眾多的世家大族，潘光旦在《明清兩代嘉興望族》中就列舉了嘉興地區的91個世家大族，這些家族都以文學世家著名，如果仔細觀察明清時期的望族，不難發現江南富庶之地更多，而窮困邊遠的地方極少，這也說明，即便有科舉制度，想要通過讀書達成階層躍升也十分困難。

明代科舉考試後的看榜圖

底層為生活掙扎無法積累階層流動能量

在實行科舉制度的時代，寒門之家往往不能養活一個脫產的讀書人的，這需要舉全家族的力量，因此宗法制度顯得十分必要，大一些的家族都會有專門的田地（族田），其產出的一部分會被用來供養讀書的人，依託於家族的支撐，一些讀書人能夠完成學業，在科舉上取得一定突破，從而帶動整個家族的躍升，曾國藩家族便是典型例子。

但這樣的案例，通常也只有大家族或小康之家才具備實行條件，一般的寒門是很難養活一個完全脫產的讀書人的，對於最底層的人來說，活著就要拼盡全力了，根本無暇去思考自我提升。

美國作家芭芭拉·艾倫瑞克在《我在底層的生活：當專欄作家化身女服務生》一書中，通過自己的「卧底」經歷，為讀者展現了一幅底層人的真實場景，芭芭拉寫道：「我帶著科學精神開始從事這項實驗，以為它像一道數學命題，但在實驗的過程中，太長時間工作，太需要不計一切專註在眼前的事情上，使我不知不覺變成一個眼界狹窄的人。這場實驗變成對我的煉獄，而顯然我沒通過。」

正如芭芭拉描述的一樣，底層社會的人，全身心都在關注下一頓吃什麼，都在為明天住哪裡操心，他們完全沒辦法高瞻遠矚，只能變得目光狹隘，眼界狹窄，芭芭拉只不過是「卧底」幾個月而已，便不自覺變成這樣，那些長期生活在底層社會的人，自然有過之而不及。事實上，芭芭拉描述的是20世紀末的美國社會，相比於人類的中國的傳統時代已經強了太多，但底層的人依然在為生存掙扎，遑論當時的底層中國人了。

事實上，在任何時代任何社會，下層民眾要實現階層的躍升都不是件容易的事，人們最可能的還是從事父輩的職業，走父輩走過的路，「長大後我就成了你」絕不是一句美好的歌詞，而是現實的寫照，BBC的紀錄片《56 UP》（《人生七年》）便是最好的腳註。

結語

任何時代，階層流動都不是易事，但現代社會理應提供更多階層流動的渠道，而不是讓階層固化，這才是現代社會之所以被稱為現代社會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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