裘山山：小說是我對生活的設問

作家裘山山

有一位評論家指出，我的短篇小說幾乎全部是針對的當下生活，特別是那些並不具備某種重大歷史意義和尖銳衝突的普通生活，他問我這是否隱含著我的某種以小見大的創作追求？這個問題我還真沒想過。但回頭看看我的短篇，的確如此，我幾乎都是寫的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小事情，只要它有點兒意思，觸到了我的心靈，讓我心裡一動，就會產生創作衝動。至於它能不能「以小見大」，我似乎不太在意，因為「大」是一種沒有邊際的東西，並不是自己想「大」就能「大」得了的。

一般來說，有兩種類型的故事容易被我看上，一種是有意思的，一種是有意義的。當我覺得某個故事有意思時，我會在這個「意思」中作些思考，努力將這個「意思」有效地多層次地表達出來，寫出故事後面的故事，故事後面的心情。我想，這些應該屬於理性的控制。但在具體敘事中，我更注重的，還是將人物寫活，寫生動，讓他們的個性得到充分的展示，讓小說好看。

我不太喜歡象徵意味很濃的東西。這可能和我的個性氣質有關吧，我曾開玩笑說，我的個性氣質在藝術家和主婦之間，更接近於主婦，比較生活化，所以我喜歡寫一些有意思的小人物小事情，只要有點意思，有點兒內在韻味，我就會著迷，想把它表達出來。對於那種很深邃、很抽象、很哲理的東西，天生有點兒畏懼，只好敬而遠之。同時對那種惡的東西，也有一種本能的排斥。

我想我的這種對日常生活的執著關注，可能與生活經歷有關。我以為一個作家的創作風格和在選材上的偏好，是和他的生活閱歷、情感方式、文化修養乃至價值取向有很大關係的。我一直生活在相對平靜的秩序中，沒有遭遇重大的人生坎坷，也沒有經歷過太多的苦難，這種平順可能就造成了我心態的平和，也影響了我對那些非常重大的或者尖銳的事件發生興趣。

其實《保衛櫻桃》這個短篇和我的其他短篇相比，相對重大一些。它已經不是個單純的生活小事件了。正如我在小說開篇中所說，它是我從飯桌上聽來的。平日里我常這樣，聽到一些有趣的事，或者有趣的笑話時，往往會產生一種與講述者不同的感受，就是說，別人在講敘時是站在一種立場，我聽後會站到相反的立場去感受，別人可能覺得好笑，我可能覺得可悲。我就按照我自己的這種感受來進行敘事。

當時講的人是把這事當成一個荒唐的笑話來講的，聽的人當然也是當成笑話聽的，我也和大家一起笑。但笑過之後卻放不下，總在心裡硌著。特別我聽到最後，講述者說學校只好把櫻桃樹砍了，心裡特別難過。可能是因為我很喜歡樹吧。我就想，如果我是那個學校的校長會怎麼樣？我會和他們鬥爭嗎？

很多時候，小說就是我對生活的設問，也是我對生活的回答，這種設問和回答，就形成了一個小說。

生活中一些看似很簡單的、理所當然該這樣或那樣去做的事，偏偏就做不成，理所當然該堅持的原則，偏偏就無法堅持。年輕的女校長本想通過保衛櫻桃這一事件，重建新的理想化的秩序，以改變小鎮人的生活觀念，她因此求助老校長、求助於學生、求助派出所所長，結果還是沒能實現。她的面前障礙重重。因為她求助的人都是舊秩序的一部分。表面上看事情是解決了，實際上還是女校長妥協了。女校長的痛苦並在於櫻桃有沒有保衛成功，而是在於她像唐·詰訶德鬥風車那樣對現實的無能為力。

但我還是很喜歡這個女校長，她體現了我的理想和苦惱。她的眼淚不會白流的。（文/裘山山）

（本文為《小說月報》第九屆百花獎獲獎作品《保衛櫻桃》創作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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