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城」不再，「畸人」已逝——蔡東小說論

蔡東小說集《我想要的一天》

綴玉聯珠的「連環短篇」制式，在世界文學史中不乏「前本」。喬伊斯的《都柏林人》，與舍伍德·安德森的《小城畸人》，都是紮實的嘗試。師陀作於40年代的《果園城記》，也差可附於此列。他們都是以一組故事，勾勒「一時、一地、一群人」的生存狀態，以「郵票一般大小的土地」之上的悲喜劇，作為變遷時代全部歷史的提喻。在這一線索上，蔡東的小說正可視為一串「深圳-留州」的系列故事，一部中國版的「小城畸人」（儘管更多是在「反諷」的意義上成立）。也只有在這樣的參照視野里，我們才能把握住蔡東最好作品的獨創性所在，並將圍繞她的寫作而生出的種種似是而非的「概念」與「問題」逐一澄清。我們將看到，無論評論家出於何種善意的期許，蔡東並無意為「城市文學」代言，也無意以「小說」爆得社會理論家的「大名」。儘管「城」與「人」的關係，無疑是蔡東寫作的核心問題，城市空間對於人性、人格、人情的形塑、限定、磨損、扭曲，也是貫穿蔡東每一篇小說的線索。但與探討問題的「論世」熱情相比，她真正的興趣還是在於「志人」。對她而言，寫作的動力源於對「人」的關情。男人和女人情感的攻守與進退、溝通的艱澀與欣喜、超越的可能與無望，於她有著最為持久的吸引與敬畏。

從「畸人」到「畸形」

蔡東筆下眾生，幾乎都是程度不等的精神潔癖。他們的故事，往往始於逃離「不喜歡的一天」的衝動。在他們身上，都「閃爍過理想主義的星光，有一種拒絕的力量：我不幹，或我不需要」。在他們看來，世道紛亂如魏晉，於是傾慕言則玄遠冷雋、行則高簡瑰奇的名士風度。在最高的理想中，他們會成為莊子筆下超越塵囂的「畸人」——「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大宗師》），不同流俗，而與天道相通，「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為之業」。然而，莊子的「畸人」畢竟是吸風飲露的聖人，而蔡東捏出的小人兒，不過是些不徹底的凡人，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城市核心家庭中的飲食男女。他們無法掙脫社會規訓之下的日常秩序，於是在理想的相繼崩潰中，陷入深淺不一的精神危機。蔡東執著於書寫當代人的精神癥候，她往往以筆下人物理想/現實、出世/入世的悖論扭結作為發力點，在最為敏感和脆弱的「結合部」反覆擊打。

蔡東是寫掙扎的高手。掙扎的不只是三個年輕人春莉、高羽、麥思（《我想要的一天》），還有短期出家的林君（《出入》），逃往山林的勞玉（《凈塵山》），往生不得的康蓮（《往生》），他們的逃遁最終都會落網。痴男信女們絕望地發現：我想要的每一天也不是我的，我僅僅度過了它。到了這裡，我們終於可以理解標題隱藏的完整意義——「我想要的一天：不存在」。這是蔡東以筆剖出的精神癥候：現代人不僅失去了對更高價值的實踐能力，也失去了對另一種生活的想像能力。後者才是更深刻的失望，因為別無選擇。在這個世界裡，沒有超越的「畸人」，只有在單向度的流水線中被扭曲而成的各種「畸形」。

這真是徹骨的絕望。好在，問題並不在這裡停止。比如那些失敗的男人，無疑是以肉身作為「畸形」的註腳。然而若在字裡行間細加體味，蔡東對他們的態度，並非廉價的哀其不幸，也非激越的怒其不爭，而是在悲憫中夾帶欣賞。在蔡東眼中，男人們的失敗，也同時是他們的偉大處。對於他們的言語志量，她實有著深沉的敬愛。這就讓蔡東的寫作，超越了狹隘的感傷情緒，和粗暴的社會批判，而具有了更深層次的問題意識。畢竟，人性的實質，最終不是個別的性格問題，而是「我」與歷史、時代、社會的關係。

消逝中的「故鄉」

概而言之，蔡東屬於「深耕細作」的作家類型。她迷戀細節的風景，喜歡在小說的深層肌理中植入高密度的具象。這些細節稍縱即逝，往往與故事主線若即若離，卻暗中推動著敘事的潛流，為小說洞開了表面之下的另一個世界。在當下快餐化的閱讀環境中，這樣的寫作當然是奢侈的。她的小說讀來輕鬆，卻都不是容易的作品。它們不能提供簡單的快感，也從不強求理解，只是安然地娓娓講述。但當真正的讀者帶著足夠的耐心前來，它們必將報以幽然心會的喜悅，以及河出伏流的吞吐之力。

「故鄉」留州——「他鄉」深圳，是蔡東為筆下人物的遷徙與逃離，構建的精確而又具有高度概括力的空間坐標。當它與當代歷史的時間橫軸疊加成系，在「留州—深圳」之間循環往複的雙城記，無疑是頗具典型意義的「中國故事」。但如果更進一步，以「城市」作為尺度打量蔡東的寫作，則需要小心辨析其中的內在傾向。如果與世界文學地圖中的巴黎、都柏林等著名城市相較，我們可以發現，與普遍的觀點相悖，「實名」制的深圳，在蔡東筆下並沒有獲得實體化的對待。沒有區域、沒有街道、沒有沿革，沒有風景或風俗的描寫，看似具體的深圳，似乎只是一個來歷不明的象徵式存在。作為改革開放的窗口，深圳享受著現代化帶來的經濟成就，然而作者的關注重心，卻在於它「移民城市」的身份。每一個主人公來到這裡，都攜帶著留州的原鄉印記。因此，與其說蔡東的小說是深圳故事，不如說是「留州人在深圳」的故事，是具有當代特徵的「僑寓小說」。與深圳的興起相比，留州的變異，顯然傾注了作者更多感情。

春莉「離鄉」時的決然，與麥思「返鄉」時的幽怨，都在在昭示著，對於懷抱奮鬥之心的年青人來說，留州絕非久留之地。然而儘管如此，在每一個故事展開的同時，留州依然是一個可以回去的地方。「還鄉」的故事有不同的講法，「到鄉翻似爛柯人」是一種，「樹猶如此，人何以堪」是一種，「久在樊籠里，復得返自然」又是一種，但「年少做英雄夢，垂老歸溫柔鄉」的落葉歸根，無疑早已凝固為民族心理的「集體無意識」。無論這一生中有未做過英雄，總還有故鄉的一片青山、一塊凈土，可以接納你的倦怠之身，了此餘生，或入土為安。

蔡東的憂懼也由此而來，「城市化」是一個趨同性的過程，留州和深圳漸成一體兩面之勢。在象徵的意義上，留州是深圳的前世，深圳是留州的後果。大一統的現代化進程，吞噬著獨特的性格與參差的美感，也威脅著人與城的依存關係。在《往生》當中。「發展」和「進步」改變著留州的面貌，也改變著人們的情感樣式與日常生活。即使年逾花甲的一對夫妻，也不免捲入來勢洶洶的歷史進程。

如果說，《往生》中的老夫老妻心之所系，還是如何「活」得更好，那麼《福地》則是關於怎樣「死」的思考。在慎終追遠的傳統鄉俗中，「死」是比「生」更大的事。《福地》的主人公傅源，45歲，在深圳打拚多年，已是小有所成。最近卻接連被噩夢所擾，因為不久前摯友呂端過世，臨終遺願是回老家下葬。但呂端親友從實際出發，把他葬在深圳的百齡園。此後傅源常感惴惴，似乎呂端魂無所依，同時兔死狐悲，亦有身世之傷。於是在大堂叔去世之時，他執意回鄉千里奔喪。直到與父親一起站在自家的祖墳邊，聽到高粱生長的聲音，傅源才終於覺得自己「開闊，浩大，有來歷」。因為有知禮兒、擋事兒的鳳嬸子，大堂叔的喪禮終得圓滿。堂弟傅安實現了父親的願望，卻禁不住唏噓：「我把父親送回來，我兒子還會把我送回來嗎？」這也是傅源的恐懼，臨別之前，他再次來到祖墳前，在榆樹下向北而坐。遠處的土地上，一條新的公路將要興修，一戶人家正在遷墳。

這一代人的「回鄉」之旅註定是艱難的，因為「故鄉」本身正在飛速消失。人們正在脫離原本深植的「福地」，成為「無根」的漂浮存在，復刻生產的「畸形」之人。所謂的「同質化」，其實是由地及人，失去了屬於自己的「田」，精神氣度的「奇」便無以附麗，這是卓爾不群的「畸人」難以產生的社會動因，也是我們，每一個當代中國人，在變革年代的歷史命運。

「掙扎」和「天真」——蔡東的左手與右手

蔡東的小說，內含著強烈的自我描述和自我分析的慾望。在她講述的很多故事裡，主人公都是對象化的自我，在蔡東將他們置於漸次緊繃的掙扎中時，他們也分擔著作者內心的憂懼。但在具體的操作時，蔡東有著遠超年齡的老練——我們幾乎不能在作品中找到她本人的原型，她的身影卻又無所不在。例如，在《我想要的一天》里，如同托爾斯泰寫作《安娜·卡列尼娜》時所做的那樣，蔡東把自己一分為三，分別投射在春莉、麥思和高羽身上。蔡東賦予他們以獨立的生命，而且愛著他們，並如我前文所分析的，寬厚地包容他們的軟弱與缺欠，尊重乃至欣賞他們的失敗。在這份超越同情的理解當中，實則包含著層層遞進的三種和解：主人公與他們的命運、作者與她的人物、作者與她自己。寫作對於蔡東來說，首先是與自己的和解，是一種「自救」，一種精神療愈的模式。

蔡東創造的故事，都與「掙扎」有關。而作者沉浸而又超拔出故事的創作過程，同樣是一種「掙扎」。在竹內好那裡，強韌的主體「通過『掙扎』而滌盪自身，再把滌盪過的自身從中拉將出來」，因而「掙扎」是「主體在他者中的自我選擇」，「是進入又揚棄他者的過程，同時也是進入和揚棄自身的過程」。蔡東通過寫作進行的「療愈」，即是通過如此這般的「掙扎」而實現。因此，儘管蔡東的筆觸伸向「人」與「城」的牽繫之中，但與《都柏林人》、《小城畸人》乃至《果園城記》相比，她的寫作具有強烈的內向性格。這樣的特質，有時不免被視為一種「階段性」的缺點。蔡東小說百轉千回後的蕩氣迴腸，需要心細如髮的閱讀，方能意會得絲絲入扣。然而我更在意的，是這種特質所內蘊的生長性，因為蔡東的寫作，高度仰賴對於日常生活的精細觀察，因而在對世事洞明、人情練達的追求中，便已隱含著對於世道人心的分析與闡釋——而這既是社會性的，也是歷史性的，同時仍然不失幽微與細膩的品質。

這是對於寫作更高層級的追求——讓人物承擔問題，卻絕不使人物注釋問題；以故事浸潤歷史，而絕不讓故事淪為背景。因此蔡東的小說，包含了一種自我消解的內質，「冷酷」到底後的「溫暖」，「深刻」至極後的「和諧」，都被蔡東令人驚異地捕捉，並予以直指人心的表達。再一次與托爾斯泰相似，蔡東相信素樸和天真的力量。她和她的主人公，心靈深處都有一種「拒絕長大」的東西。她相信這些東西，其實是內心尚未崩壞的部分，所以她願意盡一切力量守護和保存。因此，她珍視出於拒絕的掙扎，祝福不自量力的失敗，並將失敗相對化，努力為「失敗者」尋找繼續的理由與存在的根據。掙扎與天真、幽深與和諧、殘忍與溫暖，如同蔡東的左手和右手。她的寫作的極致，將在左右互搏的張力中達成。

偉大的作家都是一個充滿矛盾的複雜宇宙，但在任何意義上，他們都是上帝獻給世人的禮物。我一直記得哈羅德·布魯姆評論狄金森時所說的話：「當人們精疲力竭或神志錯亂時，就可以去閱讀那些大詩人之作，因為從最好的意義上說，它們可以安慰我們。」我要感謝蔡東，因為她的小說，曾經真實地安慰過我。我希望它們繼續向無窮的遠方伸展，從一張桌子變成大庇天下的屋子，安慰那無盡的人們。（文/ 趙天成）

（作者：趙天成，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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