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來：市場經濟需要回歸儒家思想

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以來，經濟發展的同時社會矛盾也凸顯，需要倡導儒學的核心價值觀。市場經濟的驅動力以利益為導向，但是以利益為導向不能成為一個社會的普遍價值，它只適用在經濟領域，社會普遍的價值應該是社會關係的和諧、個人生命的提高等，而這些都不是市場經濟本身能夠提供的，就像一輛汽車，動力再好也需要一個方向盤，社會價值就起著方向、導引的作用。中華民族以長江和黃河流域作為中心，在發展過程中不斷地融合、拓展，兩千多年的文明中，巨大的融合力、凝聚力均由儒家文化中來，當代社會也需要這種凝聚力。

進入二十一世紀後，文化基礎開始重建，我們更加重視治國安邦的、安定團結的思想，在最近幾年時間裡，整個社會對傳統文化，對儒家文化表現出很高的熱情。在中國文化中，儒學在當代的意義主要在社會倫理方面、個人的道德修養方面及個人精神和心靈的安頓方面，儒學思想回歸不涉及政治制度的重新安排，與社會主義、自由主義都沒有直接的衝突，我對儒學發展的前景是樂觀的。

現在不光是儒家，法家、兵家大家都在讀，現在讀孫子的人可能比讀四書五經的還多。讀這些書的人，大部分都和現在的管理有關聯。也有一部分是從文化教育出發，基本上是強調儒家文化經典，主要是《四書》。《四書》體現了中國人的核心價值觀，而且這套核心價值觀是跟中國人的歷史文化處境和生存條件相符的，符合當時中國社會的需要，所以它就成為了中國文化的主體部分。古往今來，仁人志士，為國家、為人民拋頭顱、灑熱血的先人們，他們身上的精神，我認為主要不是來自於佛教，也不是來自於老子或者莊子，而主要是由從先秦開始，傳承不斷，一直到十九世紀的儒家文化。

後來理學的出現，承擔了重建儒學價值體系的職能，通過對理論挑戰和現實問題的創造性回應，古典儒學通過理學而得以復興。可以說，宋明理學對漢代以後整個中國文化的發展有一個新的反省，並通過這種反省致力於儒學的復興。理學雖然明確聲明自覺承繼孔子到孟子的先秦儒家，實際上理學思想體系中也揚棄了經學、玄學、佛學及道教的思想。理學能夠在宋以後獲得這樣的發展，正是因為它站在儒家的立場上，批判地吸取了不同思想的營養。

從中古一直到現代，中國文化一直在和各種外來的文化因素的互動場域裡面不斷發展。儒家文化只有深入探討作為他者的佛、道思想，才能夠反過來深入地認識到自己的優點和缺點，才能掌握自己的發展方向。所以，外來因素並不是儒家發展的障礙，恰恰可能為儒家思想的發展提供一些營養、契機，給儒家認識自己提供更好的參照。在19世紀後期以來，我們面臨著新的現代化社會變遷的時代，遇到了更廣泛的世界文明的環境，同樣也遇到了社會價值的重建的課題等，重新再看宋明理學的產生、建立和發展，也有可能為我們今天提供思想文化上的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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