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代初留美學者的選擇——與三聯書店前總編輯李昕先生商榷
?1950年9月，「威爾遜總統號」郵輪抵達香港海域，回國勝利在望，100位中國留學生（不算未成年人）在「威爾遜總統號」郵輪上的合影。塗光楠認為拍攝時間為9月17日或18日。根據《建國初期留學生歸國紀事》中提供的一份威爾遜總統輪第十七次航程中國同學聯誼會提供的「回國同學名錄」，鄧稼先也在其中。圖片來源：朱小鴿。
撰文 | 王丹紅
責編 | 李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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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代初留美學者的選擇
與三聯書店前總編輯李昕先生商榷
「幾十年後，每當我回憶這段往事，我常說，當初蔣介石派出去學做原子彈的幾位，只有光亞（朱光亞）是派對了，他回國來是做原子彈了。選我是選錯了，我沒有學做原子彈，僅在純物理的領域中工作，其他幾位也都沒有去做原子彈。」
—— 李政道
「有些人喜歡把楊振寧和錢學森、鄧稼先做比較，討論他們誰對於中國的貢獻更大......有些言辭偏激的網友，喜歡動不動就把事情上升到政治層面，把能不能為中國搞科研歸結於愛不愛國與否的問題，這觀點就未然狹隘了。」 三聯書店前總編輯李昕2016年初在香港《橙新聞》上撰文道。
李昕認為不應該簡單地把1950年代這些留美的優秀科學家的代表是否回國，上升到政治層面和愛國與否的高度來討論。的確如此。但是，李昕給出的理由卻與歷史事實不符，有必要在此澄清，以解除其可能對讀者產生的誤導。
李昕寫道：「我以為這樣的討論忽略了一個最重要的基本事實，就是現代自然科學是有分類的，它由基礎科學、技術科學和應用科學組成。」「錢和鄧掌握了技術科學的專業特長，要報效祖國，回國自然是不二的選擇；然而，楊振寧專攻基礎科學理論，這是為人類做貢獻的研究，自然是哪裡的研究條件好，就在哪裡工作。這還只是針對一般情況而言，還沒有考慮五十年代中國的特殊情況。當時的情況是，中國為了避免「落後就是挨打，必然要優先發展『火箭』『導彈』和『兩彈』，所以錢、鄧回國，是可以大顯身手的，但是，對於楊振寧所主導的基礎科學理論研究，國家在經濟落後、『一窮二白』的狀況下，既不具備也不可以提供相應的條件...」
李昕的這一段話自相矛盾，而且與歷史事實不符合，首先，原子彈是科學家而非技術專家研製的。李昕混淆了原子彈研發中基礎科學與應用的關係，並且可能誤導公眾判斷愛國與否的問題。其次，按照李昕的邏輯，楊振寧更應該在50年代回國參加原子彈製造，因為他當時在美國的師長，恩里科·費米、 羅伯特·奧本海默、愛德華·泰勒等，均是領導美國原子彈計劃的核心科學家，而且楊振寧的博士論文是關於核反應的角分布與複合測量，也比鄧稼先的博士論文更與原子彈的研究相關。
但是，說明歷史的真實情況並非是為了證明楊振寧更應該回國，而是希望釐清事實，更進一步讓人們理解當時留美學者在選擇回國與否時所面臨的真實困境。
1950年代初，不少留學生急於回國是因為出現了經濟困難，而有些是希望用自己的知識建設新中國，或者是兼而有之，沒有一個學者回國的目的是為了做原子彈，因為新中國做原子彈的計劃是1958年提出的。
楊振寧、朱光亞、李政道和鄧稼先，是抗戰時期西南聯大的先後校友，並在抗戰勝利後赴美國留學，獲得博士學位。他們都是優秀的中華兒女，為人類和中國的科學事業做出卓越的貢獻。66年前，在美國的他們各自做出回國與否的選擇，卻因時局動蕩天各一方，他們個人和家庭都承受了相當的傷痛。
今天，我們以楊振寧、鄧稼先、李政道、朱光亞在1950年代的選擇為題，梳理這一段歷史，是希望國家、民族的悲劇不要再重演。
?左起：Alan Mathison Turing（1912.6.23－1954.6.7），Enrico Fermi（1901-1954），Julius Robert Oppenheimer（1904.4.22 – 1967.2.18）。來源：圖靈檔案館、能源部公共事務辦公室
20世紀40年代，數學家和科學家們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作出的卓越貢獻。
在歐洲戰場，數學家阿蘭·圖靈協助軍方破解德國密碼Enigma，為盟軍勝利立下汗馬功勞；而美國的原子彈製造計劃即是由理論物理學家向政府提議的。1939年8月2日，愛因斯坦致信羅斯福總統，提出要先於德國製造原子彈。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襲珍珠港，美國對日本宣戰，美國正式制定代號為「曼哈頓」的絕密計劃，集中了當時最優秀的科學家參與，其中核心科學家包括恩里科·費米、羅伯特·奧本海默、歐內斯特·勞倫斯、愛德華·泰勒等，這些卓越的數學家和科學家們，均是戰時應徵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服務。
1945年11月，在美國向日本投下兩彈原子彈、第二次大戰結束後，中國政府即提出原子彈製造計劃，當時，軍工部長陳誠、次長俞大維找三位物理學家、化學家和數學家商討製造原子彈之事，科學家們說中國無製造原子彈之科學基礎，應先從培養人才作手，李政道、朱光亞即是被選由政府資助出國留學。
鄧稼先、錢學森等回國初衷並不是參與制造「兩彈一星」。鄧稼先1950年10月回國，錢學森1955年8月回國。新中國的原子彈計劃是在1958年提出，當時毛澤東主席表示「我們也要搞人造衛星！」、「搞一點原子彈、氫彈、洲際導彈，我看有十年功夫是完全可能的」。中國23位「兩彈一星」功勛科學家中，大部分是理論物理學家，包括彭桓武、郭永懷、王淦昌等。
事實上，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國內解放戰爭、朝鮮戰爭、兩岸對峙、中美對立隔絕、美國麥卡錫主義、美蘇兩大冷戰陣營......時局劇變，留美學者受到極大衝擊，他們的家人分散在大陸、台灣、香港或美國，歸國與否，他們面臨痛苦的選擇，陷入非此即彼的困境，留在美國的學者，忍受著不能回國與親人相見或為祖國工作的痛楚；而歷盡千辛萬苦回國的學者，不得不放棄相對自由舒適的工作生活條件，更未料到此後遭遇的艱辛和磨難。
1950年，26歲的朱光亞和鄧稼先選擇回國，28歲楊振寧和24歲李政道選擇留在美國，命運從此迥異。與此同時，他們的師長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和北京大學校長鬍適，也輾轉從大陸來到了美國。
1957年10月，楊振寧、李政道共同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1999年9月，朱光亞、鄧稼先被國家授予（追授）「兩彈一星功勳章」。
美國一別，萬水千山！楊振寧和鄧稼先再見面是22年後的北京。1972年，李政道和朱光亞在首都機場相見。李政道說：「1950年我們在美國分別時，兩人都是青年，而那次再相見時已進入了中年，真是悲喜交加感慨萬分。」
?1957年10月，楊振寧、李政道共同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來源：The Nobel Foundation
?1949年攝於美國芝加哥大學，左起：楊振寧、鄧稼先、楊振平。來源：《楊振寧傳》
楊振寧和鄧稼先相差兩歲，兩人均出生在安徽省懷寧縣，兩個家庭是世交，父親都是留學生。
楊振寧1922年10月出生，父親楊武之（1896年4月14日－1973年5月12日）時任安徽省立二中教員，1923年春，他通過安徽省公費出國留學考試赴美國斯坦福大學留學，1924年轉芝加哥大學數學系，1928年獲數學博士學位，是中國因數論研究而獲博士學位第一人。1928年秋，楊武之回國，在廈門大學任教一年後，到北京出任清華大學數學系教授，直到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
鄧稼先父親鄧以蟄（1892年1月9日－1973年5月2日）是中國現代美學奠基人之一，1907年赴日本留學，獲早稻田大學文學博士學位，曾任安徽省教育司長，1917—1923年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學習哲學，1923年回國，先後在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燕京大學、廈門大學任教。
1925年，剛滿8個月的鄧稼先（1924年6月25日－1986年7月29日）隨父母親來到北京，他的家是位於北京豐盛胡同北溝沿12號的一座四合院，從小學三年級開始，家裡為他請來英文老師，小學畢業時，他的英文已達到時高中一年級水平。
1933年，11歲的楊振寧進入位於北平西絨線胡同的崇德中學。一年後，在楊武之建議下，鄧稼先也到崇德中學上學，與楊振寧成為同學。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15歲的楊振寧剛念完崇德中學高中一年級，隨家人回到合肥老家，1938年夏天，他在昆明考上了西南聯合大學，師從朱自清、葉公超、趙忠堯、張文裕、王竹溪、吳有訓、周培源、吳大猷等一代名師，分別在1942年和1944年本科畢業和研究生畢業。1943年8月，他考取清華第六屆留美庚款獎學金，於1945年8月，楊振寧離開昆明赴美國，因一心追隨費米，從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到芝加哥大學。1946年初，他成為芝加哥大學物理系的研究生，於1948年6月獲得芝加哥大學物理學博士學位，之後留校擔任講師。
在北平崇德中學期間，鄧稼先不滿日本侵略者為慶祝侵略中國而強令學生遊行，將遊行旗子踩在腳下，招來殺身之禍，父親果斷讓大姐帶他逃離北平，1940年夏，17歲的他考上了西南聯大物理系，1945年抗戰勝利時，他大學畢業，在昆明參加了共產黨的外圍組織「民主青年同盟」，投身於爭取民主、反對國民黨賣國獨裁的鬥爭；1946年，他回到北平，任北京大學物理系助教，並在學生運動中擔任了北大教職工聯合會主席。1947年7月，他參加民國政府最後一屆留學生考試，考取自費留學生。
赴美前夕，鄧稼先的地下黨同學和密友袁永厚勸他不要走，留下來迎接解放，但他認為自己應該出去學好本領，將來報效國家。1948年10月，受楊武之委託，鄧稼先帶著楊振寧的18歲的弟弟、高中畢業的楊振平到美國，這一年，楊振寧為楊振平申請了布朗大學的入學許可，同時也幫助鄧稼先進入普渡大學學習，並幫助兩人辦理了出國的船票。
在美國期間，鄧稼先靠著父親1923年在美國存的2000多美元生活，同時在學校實驗室打工，直到第二年申請到獎學金，才解決了生活問題。而當時月薪只有375美元的楊振寧，用三分之一的薪水承擔了弟弟每月的住宿費。
1949年聖誕節，楊振寧坐灰狼巴士到匹茲堡布朗大學探望弟弟，他在途中讀報紙，看到了共產黨軍隊佔領北平的消息。
?鄧稼先，1950年在美國普渡大學
?左起，朱光亞、楊振寧、李政道在美國留學時合影
朱光亞長李政道2歲，兩人長達60多年的友誼開始於1945年的西南聯合大學，那一年，21歲的朱光亞大學畢業後留校在物理系做助教，19歲的李政道是物理系二年級的學生，他們共同的老師是物理學家吳大猷教授。
朱光亞與鄧稼先同年，他1924年12月25日出生在湖北省宜昌市一個職員家庭，父親朱懋功早年畢業於平漢鐵路法語學校。朱光亞在11歲時考上漢口教會學校——聖保羅中學，抗日戰爭爆發後，他隨兩位哥哥到重慶，考上南開中學，1941年考上在重慶的中央大學物理系，1942年夏天轉到昆明的西南聯合大學物理系，與前一年正在這裡讀書的鄧稼先、以及研究生楊振寧相識。
在西南聯大時，朱光亞參加了進步學生組織，與地下黨員保持接觸，政治上向共產黨靠近，聽取地下黨的指示。
1945年8月，美國向日本連續投下兩顆原子彈，日本宣布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取得勝利。這年秋天，作為二戰中的同盟國，美國將一份絕密的史密斯報告交給中國，該報告詳細講述了美國原子彈的發展，時任中國戰區參謀長的美國將軍魏德邁，曾向國民政府兵工署長、軍政部次長俞大維透露，美國可以接受中國人學習製造原子彈的意向。俞大維早年在美國哈佛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後到德國柏林大學做博士後。
1945年11月，軍政部部長陳誠、次長兼兵工署長俞大維，邀請吳大猷（物理）、曾昭掄（化學）與華羅庚（數學）商談研究原子彈。專家意見是我國毫無基礎，只能由培育人才著手。在蔣介石支持下，三位教授在各自領域各選拔兩位傑出年輕學者，共同赴美國考察學習。於是，吳大猷選了朱光亞和李政道、曾昭掄選了王瑞駪和唐敖慶、華羅庚選了孫本旺以及已經在美國讀書的徐賢修。
李政道回憶：「為了使我們對原子物理與核物理能增加了解，當時在昆明聯大，吳大猷先生還特地為我們5位青年學子開了一門量子力學課。光亞和我在課內和課外建立了我們之間的友情.......1946年秋，在赴美的輪船上，在橫跨太平洋的十幾個日日夜夜同艙共處，光亞和我的友誼逐漸加深變厚，一直持續至今。」
楊振寧在芝加哥大學幫助接待和安頓遠途而到的朱光亞、李政道，以及他們陪同的吳大猷夫人阮冠世。原計劃朱光亞和李政道隨吳大猷一同到密執安大學，但李政道與楊振寧談過好幾次之後，決定留在芝加哥大學學習，在芝加哥大學，楊振寧和比他小四歲的李政道成為好友。
在密執安大學，朱光亞一邊作為吳大猷的助手做理論物理研究，一邊在研究生院攻讀博士學位，開展實驗核物理研究，1949年6月，25歲的他獲得物理學博士學位。
當時，在美國的中國學者有兩大組織，一是北美基督教中國學會，一是留美中國工作者協會，朱光亞是這兩個組織的積極分子。
?1957年10月李政道、楊振寧兩家在普林斯頓大學合影，後排自左至右：楊振寧、楊振寧夫人杜致禮、李政道夫人秦惠君（一說為「上竹下君」，因無法打出，故作「君」）、李政道。來源：《明報月刊》，供圖： 李政道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北平改名為北京，國民黨敗退台灣，中美關係陷入緊張之中。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急需科學技術人才，中國政府積極動員留美學者回國參加建設。1949年6月18日—19日，留美中國工作者協會在匹茲保大學成立，該組織以「響應解放 準備回國」為宗旨，並發行了會刊《留美科協通訊》。
時局動蕩。1948年12月，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北京大學校長鬍適，先後乘飛機離開北平，隨後到美國。楊振寧的父母和弟弟妹妹在上海，李政道的母親和二哥到了台灣，鄧稼先的父親拒絕赴台灣，留在了北京。
在當時回國與否，留學生們有諸多疑慮。1950年3月4日出版的《留美學生通訊》提出了「留美學生12問」：
1，新中國究竟走的是哪一條路？
2，有沒有言論集會等自由？
3，我們知識分子在中國的地位怎樣？
4，中共會不會歧視留美學生？
5，是否我們一定要受訓之後，才有資格做事？
6，是否我們只能埋頭做事，而不能對新政權有任何批評和建議？
7，我們在這裡學的回國後還有用沒有？
8，是否新中國只要大家窮得公平，而不重視新技能、新知識？
9，中共目前固然愛護人民，但在得勢之後會不會把人民一腳踢開？
10，它會不會像國民黨一樣漸漸腐敗起來？
11，它會不會出賣民族利益？
12，會不會走上南斯拉夫的路?
1949年底，北美基督教中國學生會西部區會主席朱光亞帶著組織起草《給留美同學的一封公開信》，號召中國留學生回國。1950年2月27日，朱光亞、侯祥麟、陳秀霞等57人在信上聯合簽名，這封信刊發在3月18日出版的《留美學生通訊》。
朱光亞等在信中說：「中國需要社會建設的幹部，中國需要了解中國實情的社會學家。回國之後，有的是學習機會。不少回國的同學，自動地去華北大學學習三個月，再出來工作。早一天回去，早一天了解中國的實際政治經濟情況，早一天了解人民政府的政策，早一天參加實際的工作，多一天為人民服務的機會。現在祖國各方面都需要人才，我們不能彷徨了！」
1949年底，華羅庚也選擇回國。數學家王元在《華羅庚》書中講述了當時的情形。華羅庚寫道，「幸而黨的領導進入了我在美國的書齋，使我能較早地回到祖國懷抱。」
在離開美國前，華羅庚將自己的決定給一些朋友談過。數學家徐賢修回憶：
「伊利諾伊大學對華羅庚非常禮遇，除聘請他外，還可以由他選擇兩位傑出青年代數學家，使伊大成為研究代數的中心，他接受了聘約，接了他的夫人和三個兒子來團聚，算是他生平第一次過恬靜的生活。不意1950年他決意要全家回大陸去，伊大千方挽留他，甚至於有『你先回去看看，你的孩子由伊大照料』的建議，但是華先生懷著一種『中國人應當站起來』的心情，舉家成行了。我與華先生是道義之交，當時只覺得『人各有志』，就不必多言了。」
徐賢修 （1912年9月12日－2001年11月17日）1946年赴美國布朗大學攻讀博士，1948年獲數學博士學位，1961年回台灣創立清華大學數學系，1970-1975年出任清華大學校長。
1950年3月，華羅庚、朱光亞、王希季等幾十位中國留學生，乘坐「克利夫蘭總統號」輪船回國，華羅庚在船上寫下《告留美人員的公開信》，通過新華社向全世界播發，信中「梁園雖好 非久居之鄉 歸去來兮」，成為留學生中傳誦的佳句。
然而，朱光亞並未說服李政道回國。1950年6月，李政道和秦惠君在紐約結婚。1950年11月，李政道在台灣的母親張明璋和二哥李崇道、二嫂許淑英，因在家裡留宿一位舊時廣西大學同學，以掩護匪諜罪名入獄28天，台灣農復會評委蔣夢麟要求當局：「李崇道如果是共產黨則依法辦理，否則請即釋放以免耽誤本會會務。」李崇道一家因此得以獲釋。
1950年8月31日，在獲得博士學位9天後，鄧稼先和120多位中國學者乘坐「威爾遜總統號」輪船回國，其中包括趙忠堯、傅鷹、塗光熾、鑫蔭昌等。鄧稼先在自己回國的同時，還說服了物理學家王大珩和洪朝生回國。
?洪朝生在美國MIT獲得博士學位後，來到普渡大學工作，與當時在普渡讀研究生的鄧稼先在一起。圖片摘自：《鄧稼先圖片傳略》，原注為「1950年攝於美國普渡大學，洪朝生（左），鄧稼先（右）。」
鄧稼先勸說過楊振寧回國嗎？
1949年12月聖誕節假期的一天，楊振寧在普林斯頓小鎮一家名為茶園的中餐廳，遇見了他在西南聯大附中教書時的學生杜致禮（1927年12月— 2003年10月）。杜致禮的父親杜聿明（1904年11月28日－1981年5月7日）是中華民國陸軍中將，1949年1月在淮海戰役中被解放軍所俘，並送至功德林戰犯管理所接受改造，杜致禮的母親和弟弟妹妹在台灣。
1950年8月26日，楊振寧和杜致禮在普林斯頓神學院教堂舉行婚禮，因雙方父母均不在身邊，梅貽琦代表女方家長將杜致禮嫁與楊振寧。
?1962年5月21日楊振寧在日內瓦機場迎接父親楊武之（中）和母親羅孟華（右）。來源：《楊振寧傳》，拍攝：黃長風
20世紀50年代，中美關係中斷以及兩岸的隔離，歸去來兮的學者們飽嘗生離死別的人生之痛。
回國的學者，經歷著此起彼伏暴風驟雨式的政治運動，1949年底開始的全國範圍內高等學校的院系調整，綜合型大學被分解得支離破碎，燕京大學、輔仁大學、聖約翰大學等教會大學消失。
1951年初，正在芝加哥大學攻讀英美文學博士學位的巫寧坤，接到燕京大學校長邀請他回國任教的電報，懷著一顆單純的愛國之心，他「將自己與古老的祖國連接在一起」，「一個新、一個嶄新的時代、似乎隨著一個新政權的建立已經來到了。」
巫寧坤1920年9月出生，抗戰期間在西南聯大外文系讀書時，擔任過駐昆明的美國飛虎隊翻譯，於1943年赴美國留學。1951年8月，30歲的他放棄了完成一半的博士論文，在舊金山登上駛往香港的克利夫蘭總統號郵輪，李政道前來送行。「我愣頭愣腦地問政道：『你為什麼不回去為新中國工作？』他笑笑說：『我不願讓人洗腦子。』」
回到了闊別8年的祖國，巫寧坤第一次站在燕京大學門口，「燕園門口有兩頭石獅子守衛，兩扇硃紅色大門敞開著，一眼望去只見園內樹木成蔭，掩映著一幢幢宮殿式的樓房，引人入勝，而我即將在這座洞天學府里開始我的教學生涯，私心不由得不感到慶幸。」未曾料到，僅僅幾個月後，他就被調到天津南開大學。當燕京大學西語系主任趙蘿蕤向他傳達完分配方案後，忍不住放聲大哭，「我明白她的心情，當初是她把我從萬里之外請回來的，現在卻只能眼睜睜看著我任人擺布，無可奈何，吉凶莫測，她怎能不感到由衷的負疚？」
1991年，71歲的巫寧坤和夫人到美國定居，回顧歸國40年的經歷，他寫道：「我歸來 我受難 我倖存。」
1948年6日，物理學家錢三強何澤慧夫婦帶著半歲的長女從法國回到祖國。1951年6月，他們的兒子在北京出生，時任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所長的錢三強為兒子取名「思改」，以紀念正在參加的思想學習運動，經人提醒取此名有抵觸和不滿之嫌，於是將其名改為「思進」，寓意為思想進步。
1948年12月，胡適的小兒子胡思杜拒絕和父母乘飛機離開北京，北平和平解放後，被派到華北革命大學政治研究院學習，1950年9月22日在香港《大公報》上發表《對我的父親——胡適的批判》，之後，被分配到唐山鐵道學院馬列部教文史，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36歲的他被定為「右派」，遂自殺。
與巫寧坤一樣，1943年，正在西南聯大讀書的梅貽琦的兒子梅祖彥，投筆從戎，為在中國共同抗戰的美國軍隊做了三年的翻譯工作。1945年他到美國，在伍斯特理工學院和伊利諾伊理工學院分別獲得學士和碩士學位，畢業後在沃興頓公司工作，在紐約時曾和父親住在一起。梅祖彥是留美科協的文書，1954年4月，他離開美國，輾轉法國、瑞士、蘇聯，回到祖國，但他怎能想得到：這竟是與父親的永別。1996年，經過多次努力，梅祖彥獲准赴台灣訪問，到台灣清華大學校園的「梅園」父親墓前祭拜。
1958年4月，胡適和梅貽琦在舊金山乘船到台灣，胡適出任台灣中央研究院院長，梅貽琦出任台灣教育部部長兼清華大學校長。1962年2月24日，胡適在台灣突發心臟病逝世；梅貽琦1962年5月19日在台灣因病逝世。
他們各自承受著與家人天涯分離的痛苦。
在離開祖國12年後，1957年春在瑞士日內瓦，楊振寧與父親第一次見面。
1956年10月，楊振寧與李政道合作發表一篇弱相互作用下宇稱不守恆的論文，1957年初，哥倫比亞大學的吳健雄等通過實驗證實了這一偉大的理論，美國報刊報道了這一成就，國內的物理學家吳有訓、周培源和錢三強致電楊振寧李政道，向他們表示熱烈祝賀。1957年春，楊振寧致信在上海的父親，告知自己將於夏天在日內瓦聯合核子研究所工作，希望能與父母在日內瓦相聚。楊武之致信周恩來總理，請求去日內瓦與兒子會面，並打算乘此機會說服兒子不去台灣，最好回到中國大陸來。這一請求很快得到周恩來的批准。楊武之從上海到北京，離京之前到德勝門外功德林一號看望未曾謀面的親家杜聿明先生。在日內瓦，他和兒子媳婦和孫子度過數周團聚時光。
1960年和1962年，楊振寧和父母兩度在日內瓦相會。1964年底，楊振寧到香港講學，與父母及弟弟振漢、妹妹振玉在香港會面，這也是自1945年離開祖國後，楊振寧第一次見到弟弟妹妹。
1959年12月4日，杜聿明成為首批被特赦戰犯，在北京中朝友好公社勞動。1961年3月，在周恩來授意下，杜聿明出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專員；1964年10月，任第四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委員。
在楊振寧1957年10月獲得諾貝爾獎後，杜致禮在台灣的母親曹秀清（1902--1984）獲准赴美國探親。1958年底至1963年初，曹秀清和女兒女婿一家生活了近5年的時間。1963年5月，經周恩來總理的精心安排，通過楊振寧、杜致禮的聯繫，曹秀清從紐約飛到日內瓦，取道莫斯科回到北京，和獲得特赦的丈夫杜聿明團聚。
朱光亞和李政道1950年初在美國分別後，一直沒有聯繫。22年後，在1972年9月，他們才在北京再一次相見。1992年5月，李政道和夫人秦惠君專程陪同吳大猷從台灣回北京，這一次，師生三人才得以在北京歡聚，「這是光亞自1950年回國後，吳大猷老師和光亞時隔42年後的重逢，那時，吳老師已經是80高齡，光亞和我也已兩鬢髮白，都60多歲了。吳老師、光亞和我都激動不已。」
2000年3月4日， 93歲的吳大猷在台灣病逝，因不能前往寶島為恩師送行，朱光亞特別委託李政道在恩師靈前代為祭奠。
2004年10月，李政道回國，正在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40周年紀念之際，他寫道：「中國『兩彈』技術之所以能夠迅速發展，從大的方面講，是因為國家最高層的果斷決策，強有力的組織領導；是因為全國人力資源物質資源的集中使用和大力協作，而最直接的原因則是因為組織了一支很也不起的科學家團隊，是他們完成了『兩彈』科學技術的攻關......從公開的資料中，我才知道，光亞在這個科學家團隊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2006年11月24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我參加了「李政道教授從事物理研究60年學術思想研討會」，溫家寶總理右手握朱光亞的手、左手牽著李政道的手，共同走上主席台，全場掌聲雷動，我慶幸自己見證了這一歷史性時刻。
?李政道（左）從事物理研究六十年學術思想研討會，溫家寶總理（中）握著他和朱光亞（右）的手；2006年11月24日（星期五） 北京人民大會堂。來源：中國高等科學技術中心
2003年底，81歲的楊振寧選擇回國定居。他住在清華大學校園的一幢獨門獨幢、中西合璧、帶電梯的兩層樓花園別墅，這是清華大學專門建造的三幢大師樓之一（另外兩位享有這一待遇的科學家是林家翹和姚期智）。當時，在北京大學的中國科學院院士的住房標準是140平方米。
2003年9月13日，楊振寧在瀋陽師範大學接受採訪時談到自己定居清華的理由：「一年以前，清華大學專門為我蓋了很考究的房子，和我在美國的家大小差不多，只是顯得更精緻。」
然而，李昕的文章稱「他們（楊振寧和翁帆）的家，裝修普通，陳設簡單，與一般平民無異」，顯然與事實出入很大。撇開楊振寧為清華募集資金、引進人才所做的貢獻不說，大科學家晚年的居住條件好一些本來無可厚非。但是，李昕刻意將國家和清華大學對楊振寧先生的禮遇輕描淡寫描述為「樸素與平民無異」，以有意說明那些清華大學請楊先生回來「享福」和「養老」的議論，實在沒有必要！
如今，鄧稼先、朱光亞已經離開人世，楊振寧、李政道已是年過90歲的老人，分別選擇在北京和紐約安度晚年。人們應該尊重他們的選擇。回顧他們當年在國家動蕩和民族分裂時所面臨的艱難選擇，以及之後各自不同的命運，給我們許多反思和啟發。
他們當年是否回國的選擇，不能簡單以愛國與否來評判。學者和科學家是社會的未來，真正的學者，無論在哪裡做什麼樣的工作，都是對人類的貢獻。國家的統一和社會的穩定才是人民之福。
參考資料：
1. 江才健 著 《楊振寧傳——規範與對稱之美》 台灣天下遠見出版 2002年
2.《楊振寧文集》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1998年4月
3. 白吉庵 著 《胡適傳》人民出版社 1993年2月
4. 王德祿 杜開昔 訪問 《1950年代歸國留美科學家訪談錄》湖南教育出版社 2013年4月
5. 李昕 《你不了解的楊振寧先生 》http://chuansong.me/n/788166852839
6. 梅祖彥 《懷念先父梅貽琦校長》 http://www.luobinghui.com/myq/hy/200509/5694.html
7. 顧小英 朱明遠 《我們的父親朱光亞》 http://www.cas.cn/zt/kjzt/zgchy/dybf/201111/P020111115398548169222.pdf
8. 1950年朱光亞給留美同學的一封公開信 http://news.xinhuanet.com/overseas/2006-02/12/content_4168221.htm
9．楊振寧接受採訪 決定將回國定居清華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03/09/14/48
22_print.html
10. 元勛胞弟談元勛——鄧稼先 http://www.people.com.cn/GB/keji/39327/2916318.html
11.季承 柳懷祖 滕麗 編《宇稱不守恆發現之爭論解謎——李政道答《科學時報》記者楊虛傑問及有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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