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如何讀經典？

經典，還是要讀

方朝暉（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教授）：關於讀經，前一段時間曾討論得非常激烈。過去二十年來，傳統文化復歸，確實也出現很多問題，魚龍混雜，泥沙俱下，引起了社會焦慮和擔心。現在儒學剛剛開始復興，在走過長達半個多世紀的彎路後，出現各種問題也合情合理。

但今天，我們討論讀經活動中出現的問題，並不是要否定讀經活動開拓者們的積極貢獻，也不是否定他們的良知和社會責任。有很多學者和民間的先行者們，做了大量的工作，在民族精神荒涼的土壤上奔走疾呼，積極開拓了讀經活動潮流。所以儘管讀經活動存在一些不足，但還是應該對這種開拓精神多一些包容和理解。

楊汝清（葦杭書院山長兼儒家文化研究院院長）：讀經活動從開始、擴展、深化，到現在的冷靜反思，經過了一個很可貴的嘗試和努力的過程。但當下很多人提出的讀經沒有必要，我認為是不妥的。

讀經活動發起之初，確實存在矯枉過正的行為。因為前期條件有限，只能強調跟讀、背誦，在這個過程中出現的各種問題，我們要去反思、批評，並糾正，但如果進行大批判，這個行為本身又向另外一個角度偏離了。

我總結了這些年讀經活動中存在的幾個問題：

第一，過於偏頗。有些老師說要培養聖賢，但聖賢不是教出來的，是在學習過程中成長起來的，這本身是一個偽命題。所以首先心態要正，不能盲目。

第二，每個人的智力發展水平不同，讓所有的孩子用相同的標準讀古經，是拔苗助長。讀的多而不能用，知識就是死的。所以要注意，讀、解、行，只讀不解是不行的，知道了還要理解，還要去踐行，而這個行才是孩子學習最重要的部分。

第三，應該讓讀經回歸教學體制，而非放任自流。很多民間倡導讀經的人士，並不懂教育規律，卻已經成為主流，這也是出現問題的最大原因。我們應該吸引更多高校畢業生進入師資隊伍，或者讓具備一定學養的人與民間機構互動，才能讓讀經活動真正腳踏實地，發揮正面作用。

李存山（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研究員）：關於讀經問題，我一直有一些困惑。很早以前，我曾經看到過一套給兒童的經典傳統讀物，翻開第一部分就有《公羊傳》。這個書我只稍微接觸過一點，沒有完全讀透，讓孩子讀，更不合適。

幾年前揚州某大學經過研究，得出一種理念：讓5至15歲的孩子把經典篇章背誦下來，就像裝入一個硬碟，想用的時候再提取出來。這個理念我當時可以理解，但事後想，這些內容是否能與現代科學知識相結合？符不符合現代教育理念？適不適合兒童發展？我拿不準，所以我既沒有反對，也沒有大力推廣。

關於讀經的探索，至今差不多有十多年了，當下面對的問題就是，應不應該讀。對於這個問題有過很多不同意見，我個人認為，經者常也，還是要讀的，而且要重點讀中國傳統文化的經典。

我們對於中國文化的進程既有「常」亦有「變」的認識，在孔子的思想中已有所表述。如《論語·為政》記載，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這裡的「因」就是相因繼承，可謂中國文化之「常」；而「損益」就是減損和增益，可謂中國文化之「變」。子張問，是否十世可知也？孔子自信地回答，夏、商、周三代的文化既有相因繼承，又有損益發展，以後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說文》段注云「父子相繼曰世」，一世為三十年，「百世」就是三千年。孔子對於中國文化的進程既有「因」又有「損益」的認識，是符合文化發展的辯證法的。

在孔子之後的兩千五百多年間，中國文化的發展確實是既有相因繼承又有損益發展。而且，我們至今仍處在孔子所說的「百世」之內。所以，對於經典我們要進行傳承和弘揚，否則就談不上創新性和創造性地發展。

讀經，不能只背不解

張踐（中國人民大學繼續教育學院教授）：社會上對讀經問題的爭議日益激烈，我覺得要不要讀恐怕已經不是大問題，怎麼讀才是大問題。我們20世紀50年代左右出生的這一代人，在青少年的思想啟蒙時期，接受的教育模式較為單一，先背了再說，不要理解。所以我本人對只讀不解這種學習方法很反感。

當然，我沒有廣泛調查，並不能確定這種方法是不是完全沒用。很多民間人士發現，某些孩子在背誦了之後，精神面貌確實發生了改變。但我不認為這種教育方法具有社會普遍性。作為儒學研究者，我當然希望更多的孩子來讀儒學經典。但在可以預期的未來，社會並不需要那麼多國學專業人才，所以大多數兒童學國學讀經典，目的只是要構建世界觀、人生觀。在這個意義上，選取一些經典讓孩子學習、理解，才是讀經的根本和深意，但再放大就過猶不及了。

李存山：我不贊成完全恢復儒學的思維方式。近年來有一種觀點：哲學是從西方傳過來的，肢解了經學，我們應該回到傳統經學的路子。我不同意這種主張，我們對經書還是要有一點分析，不能只有經學思維方式，還是要有一些哲學思維方式。

儒家文化的「常道」，是先秦儒家與秦後儒家一以貫之、始終堅持、恆常而不變、具有根本的普遍意義的那些道理、原則、理想或理念。中國文化是以儒家文化為主流或主幹，儒家文化的「常道」其實也就是中國文化的「常道」。所以經典書中包含著「常道」，或者說較多的包含著「常道」。

但正如經書里也包含哲學思想，但不全是哲學，那麼經書里也不全都是「常道」，因此並非句句是真理。比如《禮記·內則》說：「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夜行以燭，無燭則止。」如果《禮記》裡面句句是真理，那現在女子出門就必須得把頭蓋上了。從古至今，在思想觀念方面，從經學的「權威真理」的思維方式已經轉變為廣義的「哲學」或「學術」的思維方式。

如何把讀經和「哲學」或「學術」的思維方式結合起來，至今仍是一個問題。但我們在教育兒童的時候，必須教給他們這種思維方式，即經書也免不了存在局限，一定要實事求是。正如王國維所言：「何則聖賢所以別真偽也。」

活動，須規範和引導

方朝暉：經過多年發展，民間讀經非常多樣化，且沒有標準沒有規範，當下的關鍵是如何規範和引導讀經活動。

我認為可以從三個方面著手：

第一，人性原則。既然倡導讀經要建立在人性原則基礎之上，就要講究讀經的方法和方式。不能一味地向孩子灌輸高大理想，而是要通過趣味化的講解，使其更加生動，更容易理解。要明確，讀經的根本目的是為了人的發展、人的自覺、人的自我完善，而不是所謂的培育聖賢。如果不符合人性原則，這樣的讀經方法就需要淘汰或者檢討。

第二，全面原則。當今時代與古代完全不同，古時候私塾里那種機械背誦的教育方法，是因為當時的知識結構單一，掌握四書五經等知識，幾乎就可以實現社會理想。而今天，我們生活在一個信息爆炸的時代，所以必須要強調，讀經是為了讓我們更好地適應這個社會，而不是為了讀經而讀經，也不是要為了圈層某個文化而讀經。其實古人早已說過，讀經應該和禮儀，甚至包括繪畫、舞蹈、書法等結合在一起學習。朱熹在《大學章句序》中說，古代兒童八歲入小學，到十五歲之前學洒掃應對、進退之節。洒掃是整理內務，應對即待人接物，進退即禮節，這就是從禮樂學術這些角度來講的。所以全面原則是對人全面發展的需求，是從適應現代社會的需求出發的。

第三，階段性原則。台灣的王財貴教授認為，孩子在幼小的時候，有些道理不可能完全理解，只能讓其在記憶力最好的年紀先背誦下來。我理解王先生的話，但我認為應該根據不同年齡，選擇不同的啟蒙讀物，採取不同的教學方法，而不要在幼小的時候就直接背四書五經。

李存山：還有一個具體的問題，就是兒童讀經要與現代學科教育相結合。我反對那種完全封閉式的、全日制的讀經，這不適合兒童發展，也違背了我國傳統的教育方式。

在我國的傳統教育中，讀經並非孤立，比如宋代胡瑗的「明體達用」教學之法，就曾備受推崇。1896年《禮部議復整頓各省書院折》關於「定課程」有云：「宋胡瑗教授湖州，以經義、治事分為兩齋，法最稱善。宜仿其意分類為六……士之肄業者，或專攻一藝，或兼習數藝，各從其便。」分科教學或分科取士本，是宋代一部分教育家所實行過或所主張的。但是元代以後的科舉只立「德行明經科」，又以八股文取士，這是中國逐漸落後於西方的一個重要原因。

新的教育體制的一大特點就是文、理、工分科教學，近代以後的中國學人絕大部分都是出自這種教育體制。現在反思起來，它所注重的是工具理性，主要傳授的是實用知識，也就是它更重視「達用」，而在「明體」方面即在人文素質、道德修身的培養方面有所不足。

所以如今，不應恢復舊制，不能取代現代教育制度。而應該讓讀經與現代教育制度形成互補，或融為現代教育制度的一部分。當它與現代教育制度融為一體，也就是實現了「明體達用」之學。（文/李苑整理 光明日報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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