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張愛玲尋夫：哀唱《何日君再來》

[摘要]細察張愛玲尋夫歸來後內心的曲折變化，藉此還原出一個更加真實可感的張愛玲。

1946年，張愛玲從上海前往浙江溫州尋找丈夫胡蘭成。諸多「張學」研究談及此次尋夫之旅，常是引述胡蘭成《今生今世》一書，說她是2月到達溫州云云。筆者通過細讀張、胡二人有關著作，試圖梳理推測出張愛玲尋夫前後的具體時間，並以此為軸，對照關聯其他的零散史料，細察張愛玲尋夫歸來後內心的曲折變化，藉此還原出一個更加真實可感的張愛玲。

出發時間：1945年12月至1946年1月間

《今生今世》中寫張愛玲是1946年2月同斯君（斯頌遠）夫婦到達溫州的，20天後乘船返回上海。張愛玲《小團圓》（第八章）印證了此事：「郁先生年底回家，帶她一同走，過了年送她到那小城去。」可知「郁先生」（原型為斯頌遠）是過年前帶她從上海出發的。據《今生今世》（〈天涯道路·十八相送〉），1945年12月1日至3日，斯君與胡蘭成、范秀美從浙江諸暨一路走到金華。12月6日，胡蘭成與范秀美從金華前往溫州，斯君已不再同行，可推測他此時已動身去上海，與張愛玲會面商議後，再帶她去找胡蘭成。

張愛玲《異鄉記》所寫的即是這一段旅程，書中沒有寫明他們從上海出發的具體日期，但第六章中有句話值得注意：「臘月二十七，他們家第二次殺豬。」前文還有寫轎夫買了燈籠準備給小孩子過年玩的細節，以及「快過年了」的敘述，據此可以推測張愛玲於1946年1月29日（農曆臘月二十七）之前就到了諸暨。

綜上，張愛玲尋夫的出發時間應是在1945年12月至1946年1月間。

返回時間：1946年3月9日左右

宋以朗在《異鄉記》的出版說明中指出，《異鄉記》是未定稿，猶有一些漏洞。他舉出了一處「時光倒流」的問題：第十章寫「遲到正月底方才上路」，一路前行，到第十二章卻趕上「元宵節」。

細讀之後，不難發現「元宵節」（公曆1946年2月16日）更切實。書中有3次直接寫到它：1、「明天就是元宵節」（第十二章）；2、「『阿玉哥！今天是元宵節呢！』」（第十三章）；3、「今天是元宵節」（第十三章）。此外還有寫元宵節前夜的舞獅表演（第十二章）、元宵節當晚「家家門上都掛著一盞燈，多數是龍燈」（第十三章）等詳實的細節。而「正月底」上路僅是一句帶過。

《今生今世》也寫到了「元宵節」——張愛玲到溫州後，與胡蘭成、范秀美一起走街，「是時正值舊曆正月十五前後，店家門上插香」（〈天涯道路·鵲橋相會〉）。據此，幾乎可以斷定張愛玲到溫州時已是「正月十五」之後了，街市上的熱鬧已經過去，還留著殘香。

那麼，元宵節當日，張愛玲一行是到了哪裡呢？《異鄉記》（第十三章）詳寫了當日旅程：「走上半山裡的一帶堤岸，下面是冷艷的翠藍的溪水」，「這是一條婉若游龍的河流。叫『麗水』」，「在那奇麗的山水之間走了一整天」，「天快黑的時候，來到一個小城」。

對照《今生今世》（〈天涯道路·十八相送〉），胡蘭成與范秀美也走過這段路：「從縉雲到處州這一段，田畈就仄，一邊是山，一邊是溪，人家都在溪對岸。這條溪即是麗水上游，通到處州，所以處州又叫麗水」，「將近處州，山回溪轉，路在嶺半，人如到了高台上，下臨麗水，麗水跟我們一路到此，已由溪水變成江水，有曠遠之勢」。由此可以推斷，在元宵節（2月16日）當夜，張愛玲到達的「小城」應是在麗水市（處州）境內。

張愛玲到達溫州的時間也可以依此推算出來了。據《今生今世》（〈天涯道路·十八相送〉），胡蘭成一行到達麗水後，「船上過得兩夜，到上溫州」；又寫張愛玲對他說：「我從諸暨麗水來，路上想著這裡是你走過的。及在船上望得見溫州城了，想你就在著那裡，這溫州城就像含有寶珠在放光。」如此，張愛玲想必也是從麗水乘了兩夜船，2月19日左右到達溫州與胡蘭成相見的。

殘稿《異鄉記》就中斷在元宵節（2月16日）那天——她見到胡蘭成的兩天前，二人相見後的故事可以參考《今生今世》、《小團圓》，胡蘭成說是這「鵲橋相會」，張愛玲見到的局面則是「糟哚哚，一鍋粥」。3月9日左右（張愛玲到溫州的20天後），張愛玲乘船離開溫州，在雨中「佇立涕泣久之」。

其他證據

1968年，張愛玲接受台灣媒體人殷允芃的訪問，談及「寫《秧歌》前，她曾在鄉下住了三、四個月。那時是冬天」。誠如祝淳翔《張愛玲參加過土改嗎？》一文所指出的，這段冬天的農村經歷，應指1946年張愛玲尋夫一事。對照筆者推測的尋夫時間：12月或1月—3月，正是冬天的三、四個月。

除了張、胡兩位當事人或間接或直接地披露這趟尋夫之旅，其實當年的上海小報也報道過此事。1946年3月14日，上海《海晶》第4期發表署名「呵呵」的報道《胡蘭成生死未卜 張愛玲行蹤之謎》，其中有段話很值得注意：

最近常常有人慕名到張的公館去尋她[註：指張愛玲]，終是被一位蘇州娘姨，擋駕，上個月說：「妮小姐勒拉醫院裡響生病。」這個月說：「妮小姐到鄉下去哉！」張愛玲行蹤也像胡蘭成那樣神秘起來了。

這篇報道3月份發表，其時張愛玲應已回到上海了。但報道中所寫的「這個月」、「上個月」倒也不像是確指，像只是在區分發生在上下兩個月間的事。

據《異鄉記》（第一章），「我」出發前的確是病得不輕：「腳上的凍瘡已到將破未破的最尷尬的時期，同時又還患著重傷風咳嗽」。而「我」出發那天，「阿媽與閔先生幫著我提了行李」。由此可見，這篇報道說張愛玲到鄉下前曾在「醫院裡響生病」，確實不假，蘇州娘姨是個實誠人！

尋夫歸來後的張愛玲

今年6月，陳子善教授發掘出張愛玲以「世民」為筆名，於1946年6月15日至17日在上海《今報》發表散文《不變的腿》。張愛玲在文中寫到新看的電影：「最近在滬獻映的《平步青雲》中，黛德麗出場第一幕，先從屏風後面慢慢的伸出一隻銀色的腿來。」據陳子善考證，電影《平地青雲》於1946年2月27日至3月20日在上海大華大戲院（原名夏令配克影戲院）連映三周。大華大戲院離常德公寓相距不過一兩站有軌電車路程，張愛玲就近觀影很方便。而筆者推測張愛玲3月9日左右乘船離開溫州回上海，正好是能趕上這部電影的。

除了觀影，張愛玲還會友。1946年4月1日，上海《香海畫報》發表署名「風聞」的報道《張愛玲欣賞名勝解決小便》，報道記錄了蘇青的談話：

蘇青提到她的同行張愛玲的小便問題。……張愛玲對蘇青說：「我最不喜歡出門旅行，除非萬不得已，我總不出遠門的。假如出門的話，到了某一個地方，別人在那裡趕著欣賞名勝，我卻忙著先找可以解決小便的處所，因此別人問我看見了什麼，我並不知道。我哪裡有心去看風景呢，假若找不著地方小便……」

關於旅行，張愛玲在《異鄉記》（第十三章）中確有表白：「我自己對於遊山玩水這些事是毫無興趣的。」關於在外上廁所的不方便，《異鄉記》更是涉筆不少，一次是在做年糕的「半村半郭的人家」，在那個帶柄尿桶上坐不直，撒尿時回聲又大（第四章）。更痛苦的一次是在路邊的茅亭里解手：「我又窘，又累，在那茅亭里掙扎了半天，面無人色地走了下來」（第十一章）。由此可見，這篇報道可信度不小，從溫州回來後的張愛玲，對於在鄉下上廁所的經歷想必仍是心有餘悸，忍不住向蘇青吐槽了。

張愛玲唱《何日君再來》

以上的兩例都算是「夾縫」資料，只能隱隱讀出返滬後的張愛玲來。有沒有資料直接記敘了張愛玲尋夫歸來後的具體情狀？居然有。

韋泱《「我見過張愛玲的」》一文訪問到老報人邵瓊，這題目便是最鮮明的指示：邵瓊見過張愛玲。原來，在抗戰勝利後，邵瓊自重慶到上海加盟《世界晨報》，到報社接受的第一個任務便是去接近張愛玲，了解她的政治傾向。「第一次見到張愛玲是一天下午，阿芬和張太太帶著邵瓊去南京東路上的『新雅』喝下午茶，在幽雅的小包房內，她們和張愛玲寒暄後，喝著茶，聊著天，無外乎家長里短，吃喝玩樂之類。」邵瓊還聽過張愛玲唱歌：「有一次，張愛玲在閑聊中，竟情不自禁地哼唱起『好花不常開，好景不常在』的小調來。這是抗戰電影《孤島天堂》中的插曲《何日君再來》，張愛玲唱得凄楚而無奈。」經觀察，「張愛玲從不談政治，也不涉及他人」，這個任務就此作罷，邵瓊便又回到報社做採訪工作了。

那麼，邵瓊具體是哪年哪月見到張愛玲的呢？沒有記載。邵瓊回憶自己加盟《世界晨報》時，「同時請來的還有袁鷹」。袁鷹在《憶姚蘇鳳先生》中回憶：「1945年12月初，好友顧家熙告訴我，他進了剛創辦的一張小型報《世界晨報》，並且慫恿我也進那家報館。」馮亦代在《她就是她——悼亡妻鄭安娜》中提到了自己主持《世界晨報》一事：「我任事後即先後請進了戴文葆、袁鷹（田鍾洛）、邵瓊……」按馮亦代所列次序，可知袁鷹先於邵瓊加盟報社。假定袁鷹在1945年12月聽到好友消息後立即入社，而邵瓊緊隨其後，那她最早見到張愛玲的時間也只能是1945年12月至1946年1月間，與張愛玲尋夫的出發時間相重疊。但張愛玲在出發前就已經病了，腳有凍瘡，人也咳嗽，還得上醫院，會不會如邵瓊所見的多次與她們喝茶聊天又唱歌呢？不大可能。況且邵瓊為了接近張愛玲，也著實費了一番功夫：她先是通過小報記者嚴阿芬介紹認識了張愛玲的一位同姓閨蜜張太太，再住到了張太太家裡。「張太太樂得有人作伴，待邵瓊如親妹妹樣親熱。」可見邵瓊還得先把張太太討好了，才有機會被帶去見張愛玲。

另據謝美霞《舊上海女記者的花邊新聞》：「抗戰勝利後，邵瓊比她丈夫先離開重慶回到上海，進入《世界晨報》當記者。」筆者猜測：邵瓊應是與丈夫一起在重慶過了年後，再獨赴上海入職；接受首個任務後，找關係伺機接近張愛玲；終於，她在三四月間見到了尋夫歸來後的張愛玲（據袁鷹《憶姚蘇鳳先生》，邵瓊六月間已在主寫重要報道，可知她早已回報社做採訪工作）。這比較符合情理。

可為什麼尋夫歸來的張愛玲，出入於電影院、茶室，既閑聊也唱曲，還吐槽「小便」問題？貌似很有閒情逸緻？《小團圓》中有線索可作解釋：「她竟會不知道他已經答覆了她。直到回去了兩三星期後才回過味來。」這是說在溫州時，邵之雍不願對感情做出一個明確的選擇，其實是捨不得放棄其他的女人，希望有天能「三美團圓」，而盛九莉在「回去了兩三星期後」才想明白。由此可見，剛返滬不久的張愛玲尚能掩抑自己的思念與哀傷，只在《何日君再來》的歌聲中流露一二。

而在「回過味來」後，她才品嘗到痛苦。「那痛苦像火車一樣轟隆轟隆一天到晚開著，日夜之間沒有一點空隙」，她變得時不時落淚、寢食難安，有兩個月就靠吃西柚汁，吃得整個人瘦而蒼老，把自己也嚇了一跳（據《小團圓》）。

《小團圓》里說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的「大半年的工夫」）是「失落的一年」，那麼1946年呢？似乎更慘——這位久居大都市的貴族小姐，為了見到深愛之人，抱病「深入內地」（起碼她自己的感受是如此，見《異鄉記》第十二章），一路「大驚小怪」，飽受煎熬困頓，得到的卻只是失望與痛苦……但她說這使她「靈魂堅強起來了」，「無論出了什麼事，她只要一個人過一陣子就好了」（《小團圓》語）。直到1946年11月，張愛玲將舊作修訂為《傳奇 增訂本》出版，才稍有轉機；次年，張愛玲轉戰影壇編寫劇本，實現了她年少時曾有過的電影夢。

如此堅強的張愛玲，常常被我們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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