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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樓夢》中的商人百態之皇商的霸道奢華

作者 落筆升蝶



《紅樓夢》中的商人百態之皇商的霸道奢華


三、皇商的霸道奢華


與市儈小商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書中的皇商薛家和夏家,這兩家都是領著內帑銀兩為皇家置辦物品的超級商人。在中國古代,商人地位低下,秦朝時,商人即使富得流油,也不可以穿絲綢衣物,唐朝時,商人不能入朝為官,直到明清,商人的地位才有所轉變,從仕途無門漸漸走向仕途有路。清朝的「紅頂商人」,應該就是《紅樓夢》中這類家族和人物的原始形象,曹雪芹也出自這樣的家族,這類人一般都是以財起家,又因財而得權,最終是既有錢財,又有勢力,為了保存財力勢力,他們又會互相聯姻,彼此扶持,相顧照應,也因此出現了「官商一家」、「官商勾結」的現象,如四大家族之一的「薛家」、都中獨門生意的「桂花夏家」。對於這一現象在當時的普遍性,曹雪芹通過賈芸求職時和王熙鳳的對話也有透露,但一般官宦的勢力是達不到皇商的級別的。在《紅樓夢》中的皇商這一群體形象,是及其複雜的群體,以家族形式出現,人物關係複雜,在世人眼中有奢豪霸道、恃強凌弱的一面,也有見多識廣、圓滑通達的一面,所以曹雪芹對於他們進行了多方面多人物的描寫刻畫,可謂不遺餘力濃墨重彩。


金陵薛家仰賴祖蔭,戶部掛名,領著內帑錢糧為皇家採辦雜料;「桂花夏家」同樣是領著內帑錢糧戶部掛名的皇商,做的是獨門生意。這類家族半商半宦,上通朝廷,下達市廛,又因其家族與各大家族皆為姻親,所以權勢和財富都咄咄逼人,作為《紅樓夢》中這類人物的代表,涉及到具體人物或情節文中多有描寫,我們不妨從多個人物以及多個層面一一分析。


第一,恃強凌弱,官商勾結。

說起薛家,就不得不說起薛蟠,說起薛蟠,就不得不說起葫蘆案。《紅樓夢》第四回「葫蘆僧亂判葫蘆案」所凸顯的就是薛家恃強凌弱、官商勾結的一面。他家本系金陵一霸,倚財仗勢,因為爭買一個丫頭,薛蟠放縱豪奴把人打死,而他把這人命官司視做兒戲,以為不過區區小事,花些銀錢沒有不了的。賈雨村為何草草結案,結在「護官符」。此番仰賴榮、王二府復任的賈雨村聽到門子的一番解析,能不領悟其中玄機?而此案之所以能夠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皆因與薛家聯姻的賈王兩家從中斡旋,否則以薛家一個掛名的皇商身份,縱使家財萬貫,也斷然不能輕易擺脫命案的追查。「護官符」,其實就是當時官場中做官陞官、買官賣官、營私舞弊、貪贓枉法的行動指南,是每一個想在仕途有所追求的人,都應當了解的。門子這一小人物雖然極不起眼,但其一番夸夸其談,輕鬆左右了一起命案的審理,實際也是當時社會中官商一家的官場潛規則的再現。葫蘆案更是當時官場的一個鏡像,說明在《紅樓夢》的時代里,這種恃強凌弱,錢權交易,欺上瞞下之事俯拾皆是,此案因薛家而起,也僅僅只是這類皇商中的一個典型事件而已。


第二,揮金如土,腐化墮落。


《紅樓夢》第十三回,秦可卿死後,賈珍相看的板材皆不如意,薛蟠就把自家木店裡一副「作了棺材,萬年不壞」的檣木拱手讓出。這板「幫底皆厚八寸,紋若檳榔,味若檀麝,以手扣之,玎璫如金玉[21]」,諸多豪門貴族紛紛稱奇道異,可見此物非同一般。而薛蟠卻不以為然,輕鬆笑道:「拿一千兩銀子來,只怕也沒處買去。什麼價不價,賞他們幾兩工錢就是了。[22]」薛蟠這一擲千金的豪氣,也是源自家族根基和產業的支撐,說白了就是拿著皇家的銀子耍個人威風。事實上,薛蟠不懂生意,不善經營,每日無所事事,無法無天,只是一味的鬥雞走狗,賞花玩柳,豢養孌童,《紅樓夢》中寫到與他有牽連的香憐、玉愛、賈璜、雲兒等,與其說都得到過他的資助,不如說都從側面體現了其生活的腐化墮落。薛蟠這種生活的優越感由多方面因素造成,其一,源自於「四大家族」的家族勢力,「這四家皆連絡有親,一損皆損,一榮皆榮,扶持遮飾,俱有照應[23]」;其二,源自於領取內帑所開創的各種產業收入,所以財大氣粗,「人命官司一事,他竟視為兒戲,自為花上幾個臭錢,沒有不了的。[24]」所以說,薛蟠身上所暴露的種種弊端,雖然堪稱當時皇商這一階層的顯著代表,但皇商作為當時社會一個龐大的家族體系,他們的複雜性遠遠不是薛蟠這一形象能夠全部涵蓋了的,下面我們繼續從其他角度加以分析。


第三,專橫跋扈、獨攬門路。


同薛家一樣也是在戶部掛名行商的夏家,也是都中數一數二的大門戶。本姓夏,富貴非常,私有田地不說,單種植桂花的就達幾十頃,而且凡是這長安城裡城外的桂花局都是出自他家,宮裡一應陳設盆景亦是他家貢奉,因此得一諢名「桂花夏家」,長安城中,上至王侯,下至買賣人,無不熟知。這「桂花夏家」四字正好可與「四大家族」對看,這是曹雪芹在除卻「四大家族」之外精心刻畫的另一豪門。可嘆的是其家到夏金桂這一代,只有一個寡母和她過活,幾盡絕門,因此可以推測這也是「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在書中的另一表現形式。書中對夏家的生意並未過多著墨,只是借香菱之口款款道出這種家族的仗勢之處在於依靠皇家給予的特權,做著獨門生意。但從書中對其千金夏金桂的性格描寫,也可以看出其家族的霸道猖狂,她眼睛裡唯我獨尊,容不得他人一點。生平最喜啃骨頭,每日務要殺雞鴨,將肉賞人吃,只單以油炸焦骨頭下酒,吃的不奈煩或動了氣,便肆行海罵。這種蠻橫驕縱的潑婦形象,都是在其寡母寵溺下養成的。夏金桂和薛蟠一樣出身皇商世家,又都得寡母寵溺,倆人霸道的性格極其相像,或許這也是曹雪芹採用「特犯不犯」的手法來刻畫兩個性格相似的人物所使用的特有技法。最為諷刺的是,曹雪芹竟然讓此二人結為夫妻,而二人的婚姻很大程度上也是曹雪芹所表現的家族聯姻的一種形式,二人從利用與反利用到算計與反算計,恩愛有加在瞬息之間變反目成仇,這也是曹雪芹通過他們的婚姻來反映家族聯姻的可悲性。

第四,見聞廣博,精於世故。


在《紅樓夢》中,除了薛蟠這類生活腐化墮落、夏金桂這種專橫跋扈的皇商,也還有許多不乏充滿智慧和能力的人,否則偌大的家族生意何以支撐?何以運轉?何以延續?所以,在《紅樓夢》中,薛蟠這個人物只能作為皇商中的一個代表,並不能說他就是整個皇商階層的代表,曹雪芹對薛寶釵和薛寶琴兩姐妹的描寫,就是在補寫薛蟠作為皇商這個階層的單一性,也是通過她們姐妹展現皇商階層的其他方面,曹雪芹就是要通過對多個人物的描寫,來凸顯皇商這個階層的多面性和複雜性。因此,如果想全面的了解小說中皇商這一階層,我們還需對薛氏兩姐妹做一分析,這樣一來,呈現在世人面前的皇商才是完整的,客觀的。


薛寶釵和薛寶琴,出身「豐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鐵」的富豪之家,但也是詩禮之族,祖父手裡好藏書,接受的教育非常全面,二人才情甚高,是紅樓諸多女子中的佼佼者。但她們畢竟生活在一個熟諳世故的皇商之家,從小就受到家族環境的熏染,所以,姐妹倆身上所具備的見多識廣和通達世故是大觀園中其他女子所不能抗衡的。


薛寶釵之通達世故,在紅樓諸多女子中是首屈一指的,人物出場的定格即「罕言寡語,人謂藏愚,安分隨時,自雲守拙[25]」,脂批也云:「逐回細看,寶卿待人接物,不疏不親,不遠不近。可厭之人,亦未見冷淡之態,形諸聲色;可喜之人,亦未見醴密之情,形諸聲色[26]」,這樣的性格,與其生長的家庭環境息息相關。第四回中寫道「父親在日,酷愛此女,令其讀書識字,較之乃兄竟高過十倍[27]」,由此可知薛寶釵從小受到的教育極其優越,且根據書中諸多描寫我們可以看出,她對文學、史學、繪畫、醫理、宗教、戲曲等多方面知識無不精通,但父親早亡,母親羸弱,哥哥薛蟠又及其頑劣,薛家家業日漸凋零,所以,她只能小小年紀就協助寡母打理家族事物,以寶釵的聰慧和博學,對薛家整個家族事業的發展和運作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曹立波先生認為:「薛寶釵是《紅樓夢》中塑造的一位嶄新的儒商形象[28]」,這種說法,筆者深以為是。儒商,即為「儒」與「商」的結合體,既有儒者的道德和才智,又有商人的機警與圓滑,正所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這些特質在寶釵身上我們都可以找到,而曹雪芹也一再用明暗互補的寫作手法凸顯寶釵獨具儒商特質的卓越才能,如:第二十七回「滴翠亭」的急中生智可以看出寶釵思維的靈活機動;第三十八回籌謀「螃蟹宴」可以看出寶釵對人事的明察秋毫;第五十六回「小惠全大體」可以看出寶釵對庶務的運籌帷幄;第二十二回自己過生日點戲點菜迎合賈母可以看出寶釵善揣人意的圓滑融通;第四十五回給黛玉送燕窩洋糖可以看出寶釵處理事情的細緻周全;第五十七回幾位姑娘對「當票子」的態度,可以看出寶釵對當鋪生意的成熟老練;第七十五回在抄檢大觀園時的匆匆搬離又可以看出寶釵的明哲保身等,因此在世人眼裡,薛寶釵是個深諳世故、處事圓滑之人,但她的世故、她的圓滑,以及她的自我掩飾,都是在管理家族事務和生意中多年曆練的結果,所以她很會做人,很會處世。這些性格特點一度成為世人對其詬病的主要原因,但如果設身處地的思考一下她的家庭環境,或許就能理解她的無奈和苦楚。這些描寫應該也是曹雪芹對她這樣一位出身皇商世家的貴族小姐的深深理解,通過她,皇商這一階層的精明、圓滑、世故、通達等才能都被一一展現。

薛寶琴之見多識廣,在紅樓諸多女子中可以說是獨佔鰲頭,她是紅樓諸多女子中非常特殊的一位,因她從小跟著父母走遍了四山五嶽,足跡遍及大半個中國,而且還漂洋過海,到西海沿子上進行洋貨交易,所以比起其他紅樓女子,她見多識廣、眼界開闊。曹雪芹對其的描寫即是對皇商這個階層的補充描寫。書中關於寶琴的此類描寫主要有:第五十回寫寶琴的父親「是好樂的,各處因有買賣,帶著家眷,這一省逛一年,明年又往那一省逛半年,所以天下十停走了有五六停了[29]」;第五十一回寶琴新編的十首懷古詩;第五十二回中寶琴對眾人說:「我八歲時節,跟我父親到西海沿子上買洋貨,誰知有個真真國的女孩子,才十五歲,那臉面就和那西洋畫上的美人一樣,鼻煙盒上人是一非二。也披著黃頭髮,打著聯垂,滿頭帶的都是珊瑚,貓兒眼,祖母綠這些寶石,身上穿著金絲織的鎖子甲洋錦襖袖,帶著倭刀,也是鑲金嵌寶的,實在畫兒上的也沒他好看。有人說他通中國的詩書,會講五經,能作詩填詞,因此我父親央煩了一位通事官,煩他寫了一張字,就寫的是他作的詩[30]」等,因此可知,薛寶琴之所以對多地的風土人情如此通曉,對西洋物品如此熟悉,以及對「真真國的女孩子」如此了解,都源自於其作為皇商女兒的特殊家庭背景和豐富的生活閱歷。從這些描寫可以看出當時皇商生意經營中不乏西洋進口物品,也可以看出作為皇商這一階層在採購過程中遊歷的地方之多地域之廣。而從另一方面又可以說,曹雪芹這樣描寫的目的明是寫寶琴,卻也透過寶琴寫薛家上一輩人如何精通經營之道,如何操控龐大的家族生意。



《紅樓夢》中的商人百態之皇商的霸道奢華



綜上所述,盛極一時的皇商世族之薛家、夏家,作為《紅樓夢》中一個獨特的群體,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群體,也是一個充滿了傳奇色彩的群體,他們中或許大多是專橫跋扈之輩,但也不乏博學多識之人。所以,皇商這個階層在當時的社會中,既具備「精於世故」的能力,又具有「見聞廣博」的實力,他們倚仗勢力「恃強凌弱,官商勾結」、倚賴財力「揮金如土,腐化墮落」、倚恃權利「專橫跋扈、獨攬門路」,他們在皇家買辦這一光輝頭銜的保護下,集財力、勢力、權力與一體,結交各界,縱橫一方,不僅開當鋪,開錢莊,開木店,做各種獨門生意,甚至和洋人做買賣,在各方面做著八面玲瓏、逢上欺下的事,已然達到了「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境地,所以,曹雪芹在《紅樓夢》中通過對薛家、夏家來描寫,完整的再現了這一階層的多重性、狹隘性、複雜性。祖輩的積玉堆金和人網情脈既促進了他們的腐化墮落,也加速了他們的沉淪滅亡,他們上演的奢華生活,以及他們家族的興衰過往,無不凸顯了曹雪芹對世情人情的洞悉和體察。但風光一時的他們,並不知曉在「盛極必衰」的世之法則下,無論多麼富貴以及,終究逃不脫衰敗消亡,《紅樓夢》雖未完,但他們的命運卻已註定,等待他們的勢必是「忽喇喇似大廈傾」的「末世哀音」。

四、總 結


太史公說:「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人類世界熙熙攘攘、色彩斑斕,有文有武,有佛有道,但無論哪朝哪代都離不開商人的影子。而作為社會的一個群體,商人也是歷代文人紛紛著墨刻畫的主要對象之一;作為大千世界的一份子,他們的存在對社會的發展有著不可估量的影響。「時勢必有盛衰,善觀其變,待機而動,善於投機」、「多方結交,積攢潛力,手法活絡」;「敢闖敢幹,甚至能夠興風作浪,翻雲覆雨」,這些都是歷代文人對商人形象的刻畫。在《紅樓夢》中,他們的形象不再是單一的「奸商」形象,而是一個個更為豐滿、更為形象的真實個體,所以《紅樓夢》中的商人區別於其他小說,也高於其他小說。


總體而論,《紅樓夢》中的商人分散在各個階層,從底層的市井小商,到中層的古董市賈,再到既可以直達皇庭又可以觸及海外的內帑皇商,由他們見證世事輪迴,盛衰罔替,榮辱交錯的社會現實最為恰當,雖然對他們的描寫並不多,但絲毫不影響他們在全書中的重要作用,曹雪芹以他們為摹本,精心構思,妙手繪染,使得一個個人物栩栩如生,呼之欲出,在《紅樓夢》中構成了一幅具有時代代表性的完整商業結構圖。


就小說本身而言,這些人物的刻畫,可以使讀者感知的《紅樓夢》的世界更加完整。有了他們,《紅樓夢》的世界增加了諸多世俗里的悲愁炎涼;有了他們,《紅樓夢》的世界凸顯了一絲現實中的爾虞我詐;有了他們,《紅樓夢》的世界就不僅僅是一個風花雪月、你儂我儂的風月世界,而是更趨近一個擁有柴米油鹽、充滿酸甜苦辣的真實世界。


就當時社會背景而言,曹雪芹通過對這些人物的刻畫,真實的呈現了一個賈府之外更廣闊的社會環境,既表現了當時社會中尋常百姓的普通生活,也反映了當時社會中官商勾結的普遍現象,其中對皇商的描寫尤為重要。雖然,曹雪芹對這些人物的描寫,採用了曲筆隱書的虛構式架空呈現,但是對我們了解康雍乾時期的商業體系,以及當時都有哪些主要的商業活動,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參考。


參考書目:


[21]《紅樓夢》(紅樓夢研究所校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第173頁。


[22]《紅樓夢》(紅樓夢研究所校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第173頁。


[23]《紅樓夢》(紅樓夢研究所校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第59頁。


[24]《紅樓夢》(紅樓夢研究所校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第64頁。


[25]《紅樓夢》(紅樓夢研究所校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第119頁。


[26]朱一玄,《紅樓夢脂評校錄》[G],齊魯書社出版,1986.9出版,第二十一回第309頁。


[27]《紅樓夢》(紅樓夢研究所校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第63頁。


[28]《燕園話紅樓之紅樓夢中人》[C],曹立波·第二講·《博雅多思林黛玉 儒雅時尚薛寶釵》,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12月,第53頁。


[29]《紅樓夢》(紅樓夢研究所校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第682頁。


[30]《紅樓夢》(紅樓夢研究所校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第70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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