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知識分子容易起嗔心 請帶著慈悲看世事

梁文道：在都市裡修行

文：張素聞

文化人梁文道有著多重身份：大學講師、電視台電台節目主持人、電影創作人、劇評家、書評家、時事評論員等等。他是全方位的傳媒人，人稱「文化百足」和「文化教父」，然而人們可能不知道的是他還是一位虔誠的佛弟子。

自幼，梁文道就開始思考人生的意義，大學讀哲學。直到現在，讀了二十多年哲學，發現知識和智慧並沒有同時安住在生命中。文道遇到一系列的問題，開始面向內心，對自身做一些功課。

年少的時候，梁文道曾是天主教徒，因緣際會，梁文道參加了禪修班，禪修使文道感到身心舒泰，2007年，文道皈依佛法僧三寶。

在喧鬧的香港，梁文道每年都有一段時間去清修，或短期出家，然後再回到紅塵中來，和大家一起盡凡情，讀書、評論、各種活動等等。

在家佛弟子梁文道並未忘記：「佛弟子要協助改善這個社會，緬甸的那些僧侶上街是一邊誦經一邊走路的非暴力遊行，為老百姓而慈悲行動。」

從太虛大師倡導的「人間佛教」到一行禪師，到今日佛法的現狀，梁文道幾乎整個晚上將最美好的話都用於讚歎佛法與僧寶：「太虛法師真是近代佛教史上了不起的大人物，在當年那種情況下倡導人間佛教，力辦僧伽教育，為佛法培育人才……慈濟真的太了不起了，四十年來如一日，只是默默做事，僧寶的那種清凈莊嚴的形象，看著就讓人心安自在。」

除了坐禪，文道也和所有的修學佛法的人一樣將功德迴向給盡虛空遍法界的有情眾生，也希望能解脫。

文道很懂得佛法中簡單行為里包藏的深刻智慧：「迴向為什麼很必要？學佛不是為了獨自的解脫，在這一點上，小乘和大乘沒有區別。一個人學佛不想到眾生，怎麼可能放下我執？如果沒有慈悲心，就更不可能放下我執了。」

梁文道（資料圖）

因為做時事評論的緣故，他深感知識分子容易起嗔心，如果不帶慈悲心去看待世事，會很危險。

修慈悲觀，以慈悲來對治嗔心，才更容易生起智慧。梁文道語重心長地講了一個故事：曾有一位藏地的仁波切在文革中被關押了20多年，出獄後四處弘法。

當有人問起這段往事，問師父那個時候怕不怕？這位仁波切說：「我怕喪失對囚禁我的人的慈悲心。」

這個故事給梁文道很大的撼動，他強調：「對我也是，當然也是，不帶恨意。」

向來理性而冷峻的梁文道，在信仰面前，竟是那麼溫厚柔軟，渾然忘記了自己還沒吃晚飯，而時鐘已經不知不覺轉到22點。

修行使梁文道的情緒比以前穩定，不容易憤怒，不會直接地任由本能反應，而這一切皆源於修行而帶來的覺察能力的提高以及慈悲心的提升。

他將會盡量用更多的時間來修行，在生活中工作中，落實佛法；他定時會坐禪，修慈悲觀……周敦頤在《通書》里寫：「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而已矣。至難者得人，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

梁文道通過修行，進行自我的檢視與批評以及個人德性的栽培，令人讚歎。

善寫作，但未必載道

梁文道辯才無礙，文才也了得，他的文字皆依緣而作，並不強調文以載道。

數年前，文道的文字猶有血氣，頓筆咆哮處，常作金剛怒目，看得人快慰平生。可是，不看還好，看完之後，難免更添痛苦，知道了又有什麼用？你到底要一個什麼樣的世界？

古德云：心凈則國土凈。文道的文字里諸多不乾不淨，叫人覺得這五濁惡世顛倒眾生原本就慘慘戚戚，何必還去挑開幕布將醜陋顯示得一覽無餘？

然而，文道說：「知識分子應該有知識分子的責任和良知，關心這個世界的問題，焦慮它的各種危機，協助改善這個社會，使它更好。

這個世界，有些敗壞是制度性的，會使活在這個制度下的人們生嗔恨，一執著就會有毀滅性。有些人發了大財，被制度豢養了他們的貪，為富不仁或成為貪官污吏。」

《我執》已經看到一個相對平和的梁文道，文字不再擲地作金石聲，偏要繞指柔，但還在通往內心寂靜柔軟的路上，因此，這本書中，梁文道的柔還夾著過去理性的冷與硬。

當情感能被剖析，已不在情感里，他的覺照能力，將文藝家們絮絮叨叨的話題剝得寸絲不掛。

《我執》里有難能遣懷的沉吟和惆悵，最後卻都被空無蓋住，傷口和陣痛，都如雲煙，杳然而逝，或成膏粱，勸慰來者，彷彿納蘭容若「人到情多情轉薄，而今真箇不多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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