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旭麓在1949：迎接解放、申請入黨

[摘要]就在上海解放後的不久，大夏黨支部的幾十位同志聚餐慶祝，只有我以非黨的身份參加。由於黨在學校還沒有公開，有些同學以為我是黨員，同志們也這樣的問過我。

【編者按】

沈渭濱先生於2015年4月18日在上海中山醫院病逝，享年78歲。沈先生是著名的歷史學家、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陳旭麓先生則是他的恩師，陳先生於1988年12月1日去世後，沈先生儘管足疾纏身，但仍決志為先生編撰年譜，撰寫先生傳記。雖然最後未能完成，但他晚年念茲在茲的全在這部年譜和傳記，令人感動。沈先生去世後，他的弟子張劍研究員將沈先生已完成的部分《陳旭麓先生年譜長編稿》略加整理，交《上海學》發表。澎湃新聞經授權以節選的方式轉載沈先生的這篇遺作，俾使先生夙願稍嘗，並志對先生的感念與緬懷之意。

一九四九年 三十一歲

仍在大夏大學任秘書、講師。在白色恐怖日益嚴重下，約在三月間開始過東躲西藏的流動生活。五月初，為迎接上海解放，擬聯絡部分大夏教師成立「新民主主義教育研究會」，以研究教育為掩護，作為迎接解放和復校的準備。在「流亡」生活中與未婚妻陸鴻達結合。

先生在《三十二年生活》一文中說到解放前夕的生活時寫道：「上海解放前的一些日子裡，情緒是異常緊張的。因為反動派在作垂死的掙扎，到處逮捕。在那兩個月中，晚上我不敢住在自己的宿舍，是東宿西餐度過的。」（未刊手稿，第8－9頁）

不僅被列入「大夏群奸譜」黑名單的先生和進步教師為躲避特務而流浪，連學校也被疏散了：

解放前夕的上海，是一個非常恐怖的局面，不敢固定住在學校，王毓祥也關照我不要去學校辦公。過了兩個月的流動生活，學校在反動軍警威逼下，跟著也全部疏散到市區。這時吳澤同志和我聯絡了一部分平時在政治上表現略好的教師，以作迎接解放和復校的準備，成立一個「新民主主義教育研究會」。（《自傳》第17頁）

關於成立「新民主主義教育研究會」，先生在《我的思想轉變過程》中寫道：

上海解放的前夕，在蔣匪幫逃前的大逮捕大屠殺的威脅下，我們數日一地，住宿不敢固定，然而為了保護校產，迎接解放，對策劃解放來臨所要進行的工作，始終沒有停止過。解放前的最後半月，我與吳澤同志住在法華路一個地方，旦夕計劃，一待解放，即爭取大夏的進步分子及有好傾向而本質好的同事，成立「新民主主義教育研究會」。解放後的一年內，對於大夏反動勢力的鬥爭和革新運動的展開，主要都是由這個組織連同學生會進行的（黨支部還為公開）。（未刊手稿，第12頁）

關於解放前先生避難情況，據先生在大夏讀書時的同學張英年回憶：

一九四九年三月間，我到上海，曾在他（沈按：指先生）那裡住過一個月。南京解放後（沈按：南京於四月二十三日解放）又在他那裡住過幾天。那時他在大夏大學任校長室秘書兼文學院講師，是由該校副校長王毓祥的關係找到這些工作的。當時他和大夏進步教授吳澤很要好，在上海解放前，他在學校很活躍，據他的未婚妻告訴我說：學校反動學生已把他的名字列入黑名單，送到反動政府去了。說經常有反動學生監視他們的行動，他住的房子外面還有放哨的。我在他那裡作時，的確看到有這情況，晚上他住的房子外時有人走動，還有時敲門。我當時曾勸他躲一下，他氣憤地說：「怕什麼，這些混賬王八蛋！」直到解放前不久，反動派開始大批捕人，有一次我在小報上看到登載復旦大學教授周谷城被逮捕消息，曾馬上打電話告訴他，幾天後，他就躲在副校長王毓祥的三樓上不露面。後來由他稅務局的一個朋友（好像是姓張）替他在法租界法華鎮找到一所房子（據說那房子是一個匪國民黨空軍將領的，房主人全家逃走了，是一所空洋房），他就躲在那個房子里。他未婚愛人陸鴻達這時也搬去，和他開始同居；後來大夏進步教授吳澤也搬來和他們住在一起。他住的這個地方對外人都守秘密，只告訴了我。我曾去他那裡好幾次，直到解放後，他們才搬回學校。（未刊手稿，第2頁）

五月底 上海解放，大夏師生返回學校，修復校園，迎接新學期。

六月 先生與大夏部分教師發起成立「新民主主義教育研究會」，在復校工作中起了積極作用。

先生在《三十二年生活的簡述》中寫道：

去年六月，上海剛解放，為了推動大夏的復校工作，為了向傳統的反動勢力展開鬥爭，由吳澤和我發起組織大夏新教育研究會，參加的有十餘位同事。這一個組織在向校方鬥爭期間，起了相當的作用。（未刊手稿，第9頁）

八月 任大夏大學專職副教授，兼任聖約翰大學教授，講授社會發展史、新民主主義論等課程，教學成為工作重心，但教余仍積极參加各項政治活動和組織員工的學習事宜。

先生自述：「一九四九年秋季開學，我除在大夏專任副教授講授社會發展史外，併兼任聖約翰大學政治教授。」（《自傳》未刊手稿，第17頁）

「去年秋季開學後，我的時間大部分擺在教學和寫作上，而社會發展史又是改造學習和思想的重要課，所以教學變成了我的工作重心。不過學校內外必須參加的運動以及員工的學習事宜，我都沒有放棄過我的責任。」（《三十二年生活》，未刊手稿，第9頁）

秋 第一次申請入黨，參加長寧區學校黨員的黨課。先生在《申請入黨報告》中就自己在解放前對中共的認識寫道：

在解放前的兩三年中，轉念過「將來是不是應當加入共產黨」，這僅是掠過心頭的浮影；有時雖和朋友們談起，也還是懷疑者的態度。但對共產黨很早就作為英雄形象看待的，想接近他們。在貴陽和進步的朋友建立友誼，在重慶曾和新華日報記者追求過關係，主要的還是出於這種景仰的心理。由於自己的認識不夠，由於自己沒有「取信於人」的明確革命立場，到上海後的幾年（就解放前說），周圍雖不乏革命的朋友，但對他們並沒有真正的了解。

上海解放了，共產黨員的稱號，在人們的心目中，代表了英雄的鬥爭和革命的勝利，我也和人們懷著一樣的心情，但我更有著無限的嚮往。

就在上海解放後的不久，大夏黨支部的幾十位同志聚餐慶祝，只有我以非黨的身份參加。由於黨在學校還沒有公開，有些同學以為我是黨員，同志們也這樣的問過我。我懷著「喜」和「懼」交錯的情緒：一方面以為自己是「革命」的，所以別人這樣的看待我；另一方面又覺得自己並不是黨員，就不可能享有這榮譽，以此每被這些思想所苦惱。甚至這樣的想過：要是上海晚解放一年，根據我對革命認識的發展，我一定在反蔣反美的鬥爭中會更積極些，是可能被地下黨所吸收的。同時也想在黨未公開的時候，趕快爭取入黨，還不算晚。就是以這種極端個人的僥倖心理來為自己打算，嚴重到希望晚些解放來滿足個人的意圖。

一九四九的秋天，就是上海解放後的兩三個月，我作了第一次的申請入黨。

那時，大夏黨支部程傳泰、廖錫瑞兩位同志經常來聯繫我，確定我是黨發展的對象。在他們的幫助和啟發下，我愉快地填了入黨申請書，寫了自傳，因此我就得到了黨的直接培養，受到黨的教育——長寧區學校黨員的黨課。（陳旭麓：《申請入黨報告》，未刊手稿，第1－2頁）

十月 在《展望》雜誌上發表《從學習社會發展史到人民大憲章》。

十二月 以大夏大學副教授、聖約翰大學兼任教授應邀參加中國新史學研究會上海分會籌備會議，被推為籌備委員。

據馮紹霆等編《上海歷史學會大事記》1949年12月11日記載：該天，在上海番愚路209弄16號海光圖書館召開中國新史學研究會上海分會（下簡稱史學會）初步籌備會。會議主席周谷城（時任華東軍政委員會文教委員會委員，復旦大學教務長）報告召開會議經過，李亞農（時任中國科學院華東辦事處主任）就老解放區用社會發展史改造思想所產生的教育作用作了講話。董每戡、李平心、吳澤、陳旭麓、姚紹華、金兆梓、胡厚宣、周予同、蔡尚思、姚瞬欽、王伯祥、顧頡剛等出席會議。大會決定成立中國新史學研究會上海分會籌備會，上列出席者均為籌備委員，推定周谷城為籌備委員會召集人，南京、杭州方面推顧頡剛、李平心分別去信接洽。（見姜義華主編《史魂：上海十大史學家》附錄第390頁，上海辭書出版社，2002年）

本年 發表《英雄主義的喪鐘》，批判英雄史觀，闡述社會主義替代資本主義的歷史必然性。文章指出：

英雄主義像一條橫亘的長流限制著人類的進展。奴隸社會的奴隸主是不折不扣的英雄主義者；封建社會的封建領主王侯及武士更是不可一世的英雄主義者；資本主義社會的工商大亨們及殖民地的總督們，不也都是這個時代里趾高氣揚的英雄主義者嗎？儘管歷史在不斷的演進，社會經過了許多的變遷，由漸變而至突變，然而英雄主義通過了變遷之流，仍以各種不同的姿態不同的名詞在各個不同的社會裡掌握著一切，其實質則始終不變，永久站在社會的最高層做人類的統治者剝削者，不但那個社會裡的經濟政治教育文化掌握在他們的手裡，就是那個社會裡的千萬老百姓的生命也一樣的掌握在他們的手裡，由他們任意生殺。

又英雄主義而導致英雄崇拜。對這種社會現象的產生，文章作了分析，認為：

英雄只靠他自身的努力並不能成為英雄，還須賴別人的趨奉鼓吹才能成為英雄。「牡丹雖好，還仗綠葉扶持。」所以英雄主義者除了利用別人的生命製成了自己的皇冠外，還需要大量的血汗來挹注。換句話說：英雄不能孤立，他的治下必須站著無數的善良人民，做他發展的資本和工具。所以英雄先天的即要具有征服人民意識的力量，這種力量幾千年來的社會構造及上層政治組織，已給他們預備好了一切，只要他們有機會投身上層政治的組織，總不難成為英雄的。所以英雄崇拜，以英雄為最高人格價值，這即是英雄們意識統治的先聲。我們現在打開中外歷史及許多文藝作品來看，不是英雄們生活思想的描寫，即是驚天動地的英雄故事，故多少年來的教育，就是英雄思想的灌輸。因此歌頌英雄崇拜英雄好像是人民的天賦本能，於是歷史上的許多英雄以及現社會存在的英雄，一直就成為人民崇拜的偶像。尤其在英雄做了群龍之首的時候，聲勢顯赫，令行萬里，誰不聞名而凜然起敬。我想我們這一代許許多多的人都有過這種經驗，這是英雄進一步神化的結果，以神化的英雄來統治人民，無怪只有加深愚民的成份。可見兩三百年前的科學家主張「地動說」主張「進化論」會有罪，至今還以讀馬克思主義為叛徒，這就是普遍神化的結果。

……

英雄主義經過了奴隸主封建領主專制魔王以至於法西斯強盜，是一個垂直線的系統發展。但英雄主義發展到法西斯主義，正如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一樣，是矛盾的頂點，已到了質量發展的統一性，現在歷史的腳步正走向完全相反的新社會——只有人民大眾沒有英雄個人的新社會。這是歷史規律演進的結果。（原載《啟示》1949年，收入《陳旭麓文集》第四卷《浮想偶存》第422－429頁）

本年 結識馮契，後成為摯友之一。

馮契先生在《懷旭麓》一文中寫道：

我和旭麓是四十多年的老友了。解放前，因同為《時與文》撰稿，參加大教聯活動，便已相識了。上海解放後，在籌備高教聯和教育工會期問，接觸就更多了。真可說是一見如故，我感到他為人爽直、熱情，以赤子之心對待朋友，是很難得的。他邀我到大夏兼點課，我同意了。後來院系調整，成立華東師大，他和佛年都勸我正式到師大來工作，並且要我把家也搬來，旭麓有次說：「你搬進來，早晚可以一道散步、聊天、喝酒。」這使我想起了陶淵明的幾句詩：「昔欲居南村，非為卜其宅。聞有素心人，樂與數晨夕。」

從搬進了師大校園之後，在佛年、旭麓和我之問，確實建立了一種「樂與數晨夕」的關係，因此「文革」時，造反派便說我們是師大園內的「三家村」，專門為此開了批鬥會。在隔離期間，造反派還要我交代「三家村黑話」，我說：「天南地北，無所不談，談過了也就忘了。」因為我說「忘了」，被造反派罵了一通，說：「你們三個都是老頑固，死不交代！」其實，我說的「忘」，也包含這樣的意思：好朋友在茶餘酒後聊天，有一種「魚相忘於江湖」的樂趣。人生在世如果沒有幾個能平日聊天時「相忘」，到困難時「相濡以沫」的朋友，那是會感到寂寞、空虛的。

我們之間談得最多的是學術問題。旭麓和我專業不同，但都興趣廣泛，喜歡涉獵各種書籍。見面時介紹自己在最近讀了些什麼新書，這幾乎是每次談話必有的一個內容。「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這是可以使人欣然忘餐的。我們也經常把自己正在研究、思考的問題提出來和對方討論，這種討論是無拘無束的，互相啟發和詰難，問題便忽然迎刃而解了。我提出「古今中西」之爭制約著中國近代哲學發展的觀點，是和旭麓反覆討論過的。旭麓在《近代史思辨錄》中有關「革命與改良」、「中體西用」等文章，在寫作時，也都曾和我討論過。近年來，他在整理《中國近代社會的新陳代謝》一書，而我則在整理《中國近代哲學的革命進程》，討論的問題便更多了。我於一九八七年夏把《革命進程》完成後，請他把全部書稿通讀了一遍，他提出了許多寶貴意見，例如洪秀全與儒家的關係，胡適和西化的關係等，他的指正，我基本上都採納了。他本來說等《新陳代謝》一書完成後，也要請我通讀一遍，但是很遺憾，他竟拋下他凝聚了數十年心血的手稿走了！（見《陳旭麓先生哀思錄》，1989年編印，第47－4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