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外留不下回國掙得少，現在留學的還值嗎？

一個新的問題擺在面前——如果留學目的只能是回國，且回國後身價暴跌，現在出國留學究竟還值不值？

本刊記者 易萱 張恆 陳光 實習生 張惠蘭/ 文

中國留學生劉梓鳴對著電腦屏幕，開始和美國一家資產管理公司的部門負責人視頻通話。劉梓鳴就讀於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金融專業。向這家公司投簡歷後，他已經參加了兩輪面試，公司財務經理約他視頻連線，再談一次。

他覺得很有希望，直到面試官提了一個技術類問題。劉梓鳴沒有準備好，一下蒙了。他緊張得頭皮發木，搜腸刮肚組織語言試圖拖延時間，緩解沉默帶來的尷尬。忽然間，胃裡翻江倒海，喉嚨發緊，毫無徵兆，劉梓鳴對著面試官吐了。

劉梓鳴的父母一直在說服他乾脆回國——越來越多的留學生正在這麼做。據教育部統計，自改革開放到2015年底，中國累計出國留學人數已達404.21萬人，累計回國人數達221.86萬人，歸國留學生占出國總人數一半以上，這是中國打開自費出國留學大門後從未有過的情況。

「未來留學生回國的趨勢還會繼續上升，」首都經貿大學人力資源開發和人才發展系副主任魏華穎分析道，「這是大勢所趨。」

這個趨勢的另一面是，留學生的含金量在降低。11月1日，中國與全球化智庫聯合北京海威時代發布《2016年中國海歸就業調查報告》，其中提到，超八成海歸認為自己「學非所用」。約50%的碩士生、67%的本科生以及約78%的專科生薪資在5000元以下。海歸對工作的滿意度水平整體偏低，「滿意」及「非常滿意」的僅為33.2%。

於是，一個新的問題擺在面前——如果留學目的只能是回國，且回國後身價暴跌，現在出國留學究竟還值不值？

中籤率，4%

2015年5月20日，幾名中國留學生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畢業典禮上自拍。（@視覺中國）

大三開始，人們就問劉梓鳴的未來打算。「我很堅決表示要留在美國」，劉梓鳴說，「好不容易出來了，看到了更大的世界，就不能再縮回去了」。但他沒想到的是，等到畢業時，一切都變得「特別崩潰」。「當時不少同學都直接找工作了，我就想隨大流一起找工作」，統統收到了拒信，甚至還發生了視頻面試時，當場嘔吐的那一幕。

「當時就知道肯定完蛋了。」劉梓鳴告訴本刊記者，那是他在美國四年本科生活中最苦澀、屈辱和絕望的時刻——他甚至沒有勇氣給那位面試官發封郵件，表示歉意。「整個2015年我都過得特別灰色，感覺很壓抑。」

時至今日，他仍記得畢業那年的經歷，白天去圖書館，他目不斜視，快速走過，盡量避免遇到熟人，不想和同學深入交談。這個時期的中國留學生，談話超過一分鐘，話題就會轉到畢業之後怎麼辦的問題上。這是最讓他們糾結的問題。劉梓鳴整夜失眠，時不時地噁心、嘔吐。

他選擇了一條更難的路。留學生在美國找到工作需要申請H1B工作簽證。由於申請人數眾多，移民局用抽籤的方式決定，通常每年的中籤率在三分之一左右。《華爾街日報》曾報道，從美國大學畢業後立刻或一年後（實習期結束）不得不離開美國的留學生比率高達72%。相比印度等國家而言，中國留學生的中籤率更低。最近五年里，中國籍申請者的中籤概率維持在8%左右甚至以下，每年初次申請被批准者的概率僅為4%左右。

這進而會影響用人單位招聘留學生的態度。條件相當的兩個人，一個有美國身份，一個還要申請工作簽證，用人單位會傾向於前者。

劉梓鳴的求職路就特別不順，「我面試了五六家公司都收到了拒信，到了四年級下學年我就特別著急」。他父親一直在電話里催他回國，「我們吵了好幾次，都是我媽在中間打圓場」。

「老師和一些機構的人都說，美國最大的幾個媒體，都不招國際生」，哥倫比亞大學的中國學生邱悅告訴劉逍然，「他不明確說不要國際生，但在招聘廣告上，就會說，我們的候選人要能夠穩定地工作到2016年以後」。而2013年面臨畢業的邱悅，如果拿不到工作簽證，只能在美國待到2014年。

劉逍然也在哥倫比亞大學學習，2013年畢業時，她拍攝了一部紀錄片《米字路口》，記錄幾個學生畢業時的選擇。邱悅就是其中一個。

每一個想留下的中國學生都用盡了渾身解數。在匹茲堡中華文化節上，匹茲堡大學留學生陳安琪和同學們一起做志願者，她看到的情況讓她一度感到不適甚至厭惡。

當地很多華人名流、企業家都來了。陳安琪看到，有些同學一進會場，就不再理其他志願者，他們「只跟那些德高望重的人交流」，親密地稱對方為「叔叔」，誇讚對方的孩子可愛又漂亮。她知道這些人是想給那些企業家留下印象，為留下來找出路。「有些同學想留下來的話，他會變得特別假」，陳安琪說，他們會刻意討好很多人。她還認識一個女生，「她不是靠自己的能力，而是想嫁一個美國白人，通過這種方式留下來」。

B計劃

2014年9月18日，澳洲阿德萊德大學國際金融專業國際班研究生畢業典禮。該國際班的學生40%來自中國大陸。（@視覺中國）

和父親爭吵的那些日子裡，劉梓鳴常會想到父母送自己出國的目的。

劉梓鳴的父親開了兩家軸承製造廠。父親的很多朋友，都把孩子送出國了，這是企業家圈子裡的一種風尚，有些孩子甚至在國外讀高中、讀初中。出國也被劉梓鳴的父親列為他的人生「B計劃」：「中考考不好了，咱們高中出國」；「高考考不好了，咱們大學出國。」

劉梓鳴不想出國。父親朋友的那些孩子，出國後問題挺多的，「孩子在那邊沒人照顧，也不知道過得怎麼樣，學習成績也不太好。」劉梓鳴說，他們把孩子送出去，也就是想他們漲漲見識，拿個文憑，「我總覺得就是在國內實在混不下去，才會出國」。

臨近高考，遇事緊張的毛病又犯了。「複習時就有點喘不過氣，感覺很壓抑。」劉梓鳴說，這時候父親又開導自己，「他說能拿錢解決的問題就不是問題。讓我別慌，考不上他就送我去美國。」出國，不過是一個備選方案。

美國仍然是中國留學生的最主要目的地。2016年11月14日，美國國際教育協會發布一份報告，2015/2016年留美人數首次突破100萬，三分之一為中國留學生。這是中國財富增長的一個象徵，與改革開放初的公派留學不同，現在絕大多數學生是自費。這是一筆不小的支出，但越來越多的中國家庭，能夠承擔。出國前，劉梓鳴的父親就曾開導他，100萬的留學費用，家裡還是拿得起的。

「因為經濟形勢好了，很多企業老闆很有錢，」魏華穎接受本刊採訪時說，這些人的意識也在轉變，希望能給孩子更好地教育，「覺得教育投資是特別好的一種投資方式。」

2013年，魏華穎在教育部留學服務中心做顧問，藉此便利條件，她將2013年歸國留學生與1998年的情況做了一次對比。「我國學者對海歸這個群體比較全面的調查是1998年張秀明的研究」，魏華穎在之後的論文中解釋道，她參照張秀明的調查問卷做了一次新的調查。

對比後，魏華穎發現，1998年以前，留學生更多來自教師、機關幹部、技術人員家庭，到2013年，私營企業和國有企業家庭成為留學生背景的前兩名。「20世紀90年代，出國留學對於大多數家庭來說還是一件遙不可及的事，那個時期出國留學人員大多是幹部家庭出身，」魏華穎分析道，「但隨著中國鼓勵自費留學政策出台，以及中國私營企業蓬勃發展，越來越多私營企業家更加有意識、有能力送孩子出國學習。」

這種局面，也成為一股催化劑。「包括英美、澳洲這些地方，很多人把教育當成一種產業了，」魏華穎說，「它已經不是純粹以教育為主要目的，說白了就是掙錢。」根據美國商務部的測算，2015-2016年，這些中國留學生為美國貢獻了114.3億美元。

「不再因為獎學金而被迫學習理工專業」

1989年，一名上海留日學生在他打工的酒店門前。日本一度是中國留學生的重要目的地，但最近幾年，留學人數越來越少。（IC圖）

如果要給1978年之後的留學生分一個代際，魏華穎覺得自己應該算第三代。

「第一代是92年之前，我們限制自費出國的時候」，魏華穎說，1978年中國允許學生出國留學直到1991年，都是以公派留學生為主，自費留學受到諸多限制。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也促使國務院辦公廳下文，明確把「支持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作為出國留學工作的總方針，這之後，自費留學生迅速增加。

「第三代就是2001年以後，基本上純自費佔很大比例」，魏華穎說。2001年對中國是另一個關鍵年份，這一年，中國加入WTO，在很多政策上開始向國際靠攏，包括允許人才自由流動。中國申奧成功，中國人的國際化意識空前濃厚。

魏華穎也是在2001年決定出國的。「當時我們家有一個朋友，在教委管出國的相關工作，他建議我有機會多出去看看」，魏華穎回憶道，當時她畢業後已經找到一份工作，但並不理想，在家人鼓勵下，自己聯繫並考取了愛丁堡大學。

除魏華穎外，2001年還有76051人選擇了自費出國，加上公費留學生，這一年中國共出去了83973名留學生，比上一年增加了四萬多人，這是以前從未有過的增速（此前最快的時候，一年也不過增加了一萬多人）。

出國政策雖然放開，但當時出國壓力並不校主要是費用太高，魏華穎說，「一年費用二三十萬」，這是很多家庭難以承受的。很多人即便出去，也會選擇理工科，可以申請獎學金，但生活費用還得靠自己賺，洗盤子換讀書。這些人選理工科的另一個原因是，容易在國外找工作，而一旦能夠留在國外，在歐美生活，一切辛苦也值得了。

這種情況很快發生了改變。魏華穎在2013年做的那份調查發現，歸國留學生里，理工科人數比15年前下降了29.6%，經濟學和其他學科背景，都在增長。在魏華穎看來，這和中國的財富增長也有關聯，有能力承擔出國費用，「讓很多人可以不再因為申請獎學金而被迫學習理工類專業」。

和魏華穎一樣，陳安琪也是不喜歡國內工作才決定出國的。她甚至沒有做太多準備，就任性地參加了托福和GRE考試，好在原來學的英語專業，終於還是通過了。

出國選擇專業時，她「申了八所學校，六所學校都來了（錄取通知書）」，陳安琪回憶道，當時選學校，並不看學校知名度，而是沖著專業排名去的。她選了英語教育專業——無疑，她如果想在美國就業，這是一個競爭力非常低的專業，「我當然也會想就業問題，但不像他們覺得營銷特別好找工作就會去選這個專業，我還是比較由著自己的性子」。

回國，為什麼？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劉梓鳴為畢業之後的問題焦慮的地方。2015年，魏華穎以訪問學者的身份，也來到了這裡。在此期間，她接觸了很多留學生和當地華人，了解他們對回國問題的看法。

一個中餐館老闆，到美國很多年了。「他當時在外資郵輪上工作」，魏華穎回憶道，當時中國和西方國家的經濟實力相差太大，這種差距又反映在普通人的生活上，「中國普通百姓生活中根本見不著的東西，吃的、穿的，在那裡極大豐富」。後來，他留在美國，開餐館，過上美國人的生活，「剛開始幾年他覺得挺有優越感的，掙的錢挺多，還挺穩定。但是這幾年他不太敢回國了，他發現回國已經算窮人了，別人談的好多東西自己完全跟不上。他還是維持在原來的狀態。」

遭受這樣心理衝擊的人並不在少數。北美洲中國學人國際交流中心創辦者兼董事長尤偉順也遇到很多類似的案例，這些人甚至開始懷疑自己以前的辛苦是否值得，他們覺得，留學之後，一切目標都是為了留下來，「打工打了一輩子，打到頭，好像還沒有為自己做過一點事情」。

「中國留學生越來越傾向於只留學不移民」，魏華穎在2013年的那份調查中，就發現了這種趨勢。很多人，畢業之後選擇了回國——比例最大的是在國外生活1-2年的留學生，所佔比例為45.3%；其次是生活3-5年的留學生，所佔比例為38%；再次是在國外生活6-10年的留學生，所佔比例為14.5%；在國外生活10年以上的留學生，所佔比例僅為2.2%。

拿不到工作簽證，被迫回來的留學生自然也有，但回國意願程度為「比較願意」和「基本願意」的加起來要超過六成（分別為29.7%和39%）。「這反映出中國留學生傾向於只留學不移民這一事實」，魏華穎說，很多人出國時就已經抱著要回來的打算了。

當然，回國的原因還涉及更為複雜的因素。就業和經濟形勢，是重要考慮因素，但並不是唯一的。「2008年金融危機以後，海歸就大量地回來」，中國與全球化智庫秘書長苗綠接受本刊採訪時說，這一方面是因為出國人數在不斷增長，回國的自然也會增加。另外，「中國經濟整體比國際經濟要好一些，而且這批人更多是獨生子女，獨生子女還是願意回國，有家庭、親情的關係」。

國外的安全形勢，也成為留學生回國的一個重要因素。北美洲中國學人國際交流中心最近兩年一直在上海舉辦「海外博士與專家創新創業論壇暨項目推介會」，2015年有110人報名，到今年增加了一倍達到219人。歐洲回來的人增長最快，從去年的15%增長到23%。「這跟歐洲大形勢也有關係，」尤偉順說，「歐洲現在經濟不好，難民又那麼多，社會不穩定，恐怖活動很多，我想一定是有影響的。」

「人才流動其實是一個多方面的因素博弈，推力和拉力都在不停變化著。」魏華穎說，「像這次特朗普上台，很有可能他的一些政策，又會影響一些人的選擇。」現在的留學生圈子裡，已經在傳遞很多分析文章，擔心特朗普的保守政策，會影響工作簽證的發放。

留學值不值？

劉逍然畢業後，因為剪紀錄片，耽誤了幾個月。等她開始找工作時，就業季已經過去很久了。嘗試留在美國未果，她決定回國。她一直想進央視或者新華社，連續投了兩次簡歷，「第一年投，沒有給我任何迴音。第二年我也沒放棄，我這人有時候還是挺軸的，又投了一次，跟第一年結果完全一樣，沒有任何回信。」

她這才明白自己是沒希望了。「一個清華的、北大的、中國傳媒大學的學生和你一個哥大的留學生在一起的時候，你沒有太大優勢」，劉逍然分析道，如果應聘的是一份並不注重海外經歷的工作，留學生的優勢反而可能成為劣勢，「尤其是你對中國社會的了解，對方會以為你脫節了兩年……你沒有競爭力的」。

伴隨著回國留學生人數的增長，回國之後，他們面臨的情況也大不如以前。近幾年的媒體上經常看到一類報道：「海歸留美7年耗資超770萬，回國後月薪僅3000元」，「低薪海歸增多，忙10年才能『回本』」……

「如果是像過去那種砸鍋賣鐵，或者借錢出國，我覺得就沒有意義了」，魏華穎說，這種經濟成本短期內是無法回收的。「一年的學費加生活費，我們按照四十萬算，你去一趟回來找一個工作也就幾千塊錢，沒有太高的薪水，得多少年才能夠掙回之前的投入？」

「但是我覺得從另外一個角度講，它是一種人生經歷和體驗。」這位一直和留學打交道的高校教師認為，如果家庭條件允許，能有機會出國仍然是個好的選擇，「每個出過國的人，很多想法、理念、看問題的方式，包括獨立處理事情的能力，跟沒有出過國的人是不一樣的，我覺得從這些方面看的話還是值的。」

時不時，劉逍然會想起自己在紐約的最後一個月。「挺不順利的，」她說，「當時我的房子已經退了，剩一個月也租不到房子，就跟流浪一樣，輾轉睡別人家沙發。在外國經常那樣嘛，這個朋友家睡一個星期，不好麻煩人太久，過一個星期換一個朋友家。所以那一個月，我扛著自己所有行李，每隔幾天就要輾轉，天天推著大箱子在路上走。背包都滿的，兩個大箱子，手裡能拿的就拿著。23公斤一個大箱子，兩個46公斤了，再加一個背包。最後一個月對紐約的感覺，就是挺感慨的。天天跟流浪漢一樣。」

但這並不是留學故事的最後結局，也不是劉逍然對紐約的最後記憶。她終於放棄了進入體制內媒體的打算，轉做自由導演，為鳳凰衛視、央視等一些電視台做紀錄片。因為工作的事情，她中美兩地跑，每年會回紐約幾次。她這時候才認真去逛了紐約的自由女神、華爾街、博物館等景點，「上學沒有時間玩兒，覺得紐約只探索了百分之十」，剩下的百分之九十，要靠以後慢慢去探索了。

陳安琪還有一年才會畢業，她還不著急在回國還是留美之間做選擇。陳安琪的父親是一個工程師，「一個月一個月地拿工資」，母親沒有工作。而她在匹茲堡大學一年的學費就三萬六千美元，加上生活費用，「對我家裡是一個巨大的負擔」，陳安琪說，但她仍然覺得出國很值，「到這邊，我自己接受到的文化，對我的修養、視野都有好處。我爸爸會說，不要把留學想成就為了學習，就為了以後工作，而是說對整個人有什麼成長，不管你以後掙多少錢」。

那個嘔吐的男生，現在該叫他波士頓大學的劉梓鳴了。從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畢業後，他終於放棄了求職，轉了一個方向，考上了波士頓大學的研究生，這樣就可以繼續申請留學簽證，多待一年。「我要不惜一切代價留在這兒工作，」劉梓鳴說，「就算我這次還沒有找到工作，大概也不會放棄。有可能我會再讀一個碩士，再等一年看看。」

本文製圖數據來源：《15年（1998—2013）來中國海外留學歸國人員特徵變化探析》，作者：魏華穎，（北京高等學校青年英才計劃資助項目階段性成果），《領導科學》2015年2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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