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越來越多的東西在動搖我們關於「家」的概念，為了繼續前行，家園應在何處？

如果在尋找自己在這個世界上的一席之地時感到挫敗，人們就會變得憤怒、沮喪、失敗和悲哀。

查爾斯·利德比特（Charles Leadbeater）為各機構、城市和政府提供創新和創造性諮詢服務。他是 Apps for Good 的主席和智庫 Centre for London 的合伙人。他的最新著作是《節儉的創新者》（The Frugal Innovator）（2014）。他目前住在倫敦北部的海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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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型住宅是我們這個怪異時代的眾多矛盾事物之一。已經有數千人建造了微型住宅，大部分在美國西海岸。這種住宅比花園棚屋稍微大一點，建在拖車上，可以隨意移動。幾年前，微型住宅開始出現。隨後，它引發了一場開源的「創客運動」：數千人分享了他們對超小型迷你移動住宅的設計，成本最低只有 5000 美元，而且通常都有精巧的設計。它是 2008 年金融危機之後發展起來的社會突變之一，不僅令人振奮和激動，而且有些令人驚訝。

微型住宅喚起了人們的開拓精神，他們試圖在災難過後重建自己的生活。這些住宅位於拖車上，不接觸地面，因此在將這種住宅看作車輛而不是房屋的州，房主無須繳納房產稅。這也是人們能夠負擔起微型住宅的一個原因。微型住宅擁有者常常即興組成共享社區。不過作為車主，他們需要不停地移動。如果你的家建在車輪上，就很難有落地生根的感覺。

Airstream caravan，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實際上，即使缺乏必要的手段，他們仍然非常希望創造出家的感覺，微型住宅僅僅是這種現象的一個例子而已。它體現了人們對於歸屬感廣泛而強烈的追尋，這種追尋使家變得像階級或權利思想之於政治那樣重要——尤其是許許多多的人在創新驅動型高科技互聯資本主義生活中感到「無家可歸」（包括字面意義和比喻意義）的當下。在此基礎上，「家在哪裡」以及「誰有權生活在那裡」的話題以當前極為明顯的移民危機的形式引發了全球政治辯論。

心繫的地方即是家，沒有哪個地方能像家一樣溫馨。不過，許多事情都可以帶來家的感覺。家可以是你結束工作時返回的住所；它可以是你的故鄉：是你成長的地方、維繫回憶的地方，以及參與重要家庭儀式時會回去的地方。當你在某種活動中感到舒適、合群，或者身處一個熟悉而令人振奮的環境中時，你也會產生家的感覺。從事令人滿意的工作、和朋友在一起，或者和心愛的人沿著沙灘漫步，也都可以喚起家的感覺。

所有這些家的含義具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它為我們提供了一種固定的認同感。目前家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為許許多多的人正在失去認同感。

最能理解這種感覺的哲學家是一個頗具爭議的人物：馬丁·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作為納粹黨成員，海德格爾從未表達他對猶太人大屠殺的悔恨，而且常常表現出自高自大、兩面三刀、恃強凌弱的一面。一些批評者認為，他的哲學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種族主義的污染，已經陷入了無可救藥的境地。他的思想常常被貼上狹隘、懷舊和退步的標籤。就連他的支持者也認為，他故意把文章寫得非常深奧。

不過，正如澳大利亞學者傑夫·馬爾帕斯（Jeff Malpas）在一些很有思想深度的書籍和文章中指出的那樣，對海德格爾的研究有助於解釋我們目前為何如此重視無家可歸的感覺，並且希望找到自己的家。考慮到海德格爾的納粹傾向和民粹主義右翼政黨在許多發達國家的崛起，他的作品值得我們加以研究。

海德格爾討厭勒內·笛卡爾（René Descartes）的格言「我思故我在」，這種理念認為，我們應該在自己的頭腦中尋找認同。在那裡，我們可以通過理性的思考過程找到自己的認同感，這種思考過程脫離了物理世界，將其作為需要解決的問題呈現在了認知主體面前。笛卡爾的思想開啟了哲學領域重要的內向轉變，它將主體置於舞台中心，使之面對自己想要了解的客觀世界。

如果讓海德格爾用一句話總結他的哲學，他會將其總結成「我居故我在」。對他來說，一個人的身份與他在世界上的存在性相互關聯，這意味著他在世界上擁有一席之地。我們不是生活在哲學家所偏愛的抽象空間中，而是生活在一個擁有具體特點和歷史的具體地點。自從來到世界上，我們就與這個世界聯繫在了一起，我們並沒有脫離這個世界。我們的身份不僅來自我們的頭腦，也來自我們的身體，來自我們的感受、遷移和感動。

海德格爾的世界不是呈現在我們面前、需要我們解決的問題，而是我們應該沉浸其中、並對其進行關愛的地方：它是我們所有人共同歸屬的整體「存在」的一部分。正如馬爾帕斯所說，海德格爾認為我們應該將自己釋放到世界上，在世界的整體興衰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而不是試圖脫離這個世界，成為它的支配者。

對於居住的含義，海德格爾也擁有自己的觀點：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他一直在黑森林深處一座簡樸的山間小屋中寫作。在從家鄉的土地上聳立起來的森林中的一片空地上，他感受到了令人眷戀的德國鄉村生活，產生了家的感覺。他並不認為我們所有人都應該在林間空地上生活。但是，他認為我們需要自己的「林間空地」，也就是一個使我們感到自己可以與世界輕鬆相處的地方。有的人可能喜歡躺在城市公園裡的大樹下面，仰望天上的白雲，或者坐在咖啡館裡，觀察周圍的芸芸眾生。

海德格爾的山間小屋，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對於由科學和技術驅動的焦躁不安、沒有根基的現代社會疾病，海德格爾給出了悲觀的診斷，他認為，現代社會系統性地剝奪了人們在世界上所擁有的家的感覺。這個社會建立的目的就是否定我們為了獲得身份感和目的感而最需要的東西。對海德格爾來說，鄉愁——也就是單方面對於返回故鄉的渴望——是現代社會的必要組成部分。而技術因素在其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當與家庭有關的科技還只作為一種增強人類力量的工具，一個放置洗衣機、電冰箱、燒水壺的地方時，家還是一個私密、有界的空間。但如今的技術開始打破了這些界限。父母開始擔心孩子身處何地、擔心孩子們在社交網路上都在與哪些人交談時，他們也就承認，人在家中、在卧室里的同時，他們也可以在其他地方。年輕人似乎在手機上、或者說活在手機里時才更感到安適，他們「輾轉」於不同的應用間，「暢行」在社交網路里。

同時，曾一直是女性工作場所的家，也已經成為了越來越多人工作的地方，至少對於醒來第一件事是查收郵件的那部分人來說是這樣。我父母家廚房小小的餐桌只用來享用早餐，起居室的桌子用來喝茶，這些桌子都不是用來辦公的。相反，我家的桌子要清理走眾多的蘋果設備後才能夠坐下來吃飯。

Airbnb 是家庭科技轉型的一個表現。我在某個花園中的日式茶舍里完成了這篇文章的第一稿，這個花園位於舊金山附近的伯克利。我是在一個網站上租到的這間房子，這家網站允許客戶有償與陌生人分享房屋。在這個線上平台點一下滑鼠，這間卧室的功能便被重新分配，變成了一種可以賺錢的資產。

家越來越成為一種靈活的資產和工作場所，我們在家裡處理財務、在家裡購物，所以當代工作場所的風格也與家的環境也越來越類似。城市裡的許多人似乎都在咖啡廳工作；倫敦最潮的協同工作場所叫 Second Home；WeWork 是美國發展最迅速的協同工作平台提供方，日前又成立了姊妹公司 WeLive，通過這一平台，年輕人們可以租到幾乎只能放下一張床的房間，這樣他們就能離自己的辦公桌更近了。

Second Home London Office,? Iwan Baan，圖片來源：ArchDaily

這種不明確的家庭化工作方式以及家庭的商業化趨勢，因科技引發的惡性錯位而蒙上了一層陰影。橫掃經濟發達國家的民粹主義來自於那些有「錯位感」的人們，因為能夠給自身帶來意義和認同感的工作已經越來越少了。從眾多描繪未來晦暗的書籍看，人類因自己創造的科技而失去自身在世界中的位置而產生的恐慌將會影響未來的數輩人。

根據海德格爾的觀點，現代性讓我們陷入了一場對於家庭意象的尋找，這種尋找是痛苦的，通常阻礙重重又充滿懷舊之情，但又難以實現。當然，海德格爾的表述中並未言明這種緊張與風險。我們可以很容易地想像到具象的家庭，在某一個時間，家應該是一種普適的理想，彷彿家有一種需要不惜一切代價去捍衛的亘古不變的本質。

在 2008 年之後進入英國勞動市場的、多數都經歷了大學教育的這一代人都有這樣的想法。隨著薪資水平不斷下降、城市內房產價格不斷攀升，年輕的千禧一代努力奮鬥維持著家庭。「租房一代」，特別是成長在倫敦以及東南部的年輕人抱怨說，即使自己不願意，他們也要和父母住更長的時間，也因此更加「幼齒化」，要麼就像學生一樣在毫無生氣的短租房裡與人同住，共享廚房和衛生間。租房一代這種理直氣壯的憤怒一部分來自於他們充滿挫敗感的找尋，他們在尋找某種根深蒂固的東西：一個叫做家的地方，一個在他們的童年時代清晰可辨的概念。

面對經濟移民、避難者以及難民的掙扎，千禧一代對家的尋找變得更加蒼白無力。他們對家的尋找已經成為了更加憤怒的政治的原料。

我們還處在難民危機之中，全球有 6500 萬人流離失所。在歐洲，一些普通的市民會為這些難民提供住房：在德國，數千民眾出於友好開始收留難民。但這一舉動也越來越多地受到民粹主義者們的集體反對，他們認為外來者的潛入會擾亂並利用「屬於我們」的家園，侵佔國家福利、破壞公共服務。

英國退出歐盟的投票，丹麥人民黨的崛起，德國選擇黨（Alternative for Germany）以及法國的國民陣線黨都體現了這種極易觸動的恐慌，那就是人們想像中全然一新的民族家園將毀於外來者之手。加拿大是一個鼓勵移民的社會，總理賈斯汀·杜魯多（Justin Trudeau）就是少數鼓勵多樣化和外來移民的政客之一。在從澳大利亞到奧地利的幾乎所有其他國家，政壇對右翼民粹主義者都抱有恐懼，他們會向民眾煽動家園不復存在的恐慌，或是面目全非地誇大其詞。

反對移民的小型集會，2015 年 8 月，布拉格；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但這並不僅僅是民粹主義的問題。全球化所帶來的不定向流動近來讓許多年輕人和城市受教育居民樂在其中。一部分人渴望國際化大都市，而另一部分人偏愛穩定的地方生活；有些人把飛來飛去看作家常便飯，也有一些人只有在假期才會坐飛機出行；一些人偏安一隅、享受數字化、經濟網路化，其他人則樂於居有定所、生活穩定、與相同的人打交道，一切循規蹈矩。全球化的流動性則彌合了這些分歧。

海德格爾認為，現代性讓人們有一種無家可歸之感。的確，正如英國新一任首相特蕾莎·梅（Teressa May）近期對保守黨的一次講話中所提到的那樣，其中的原因之一，是大公司缺乏公信力，它們所津津樂道的正是我們小心避開的：無家可歸，「民無所依」。公司都在儘力避稅，因為它們動不動就能威脅說要遷走。對於那些享受漂泊狀態的人來說，為了維持家庭而工作似乎是一種煎熬。海德格爾的觀點是，這種緊張的局面只有在現代化進程加速時才會被激化。

在一場比難民潮規模更大的遷移中，每年約有 7.4 億人移居到其所在國之內的某個城市裡。這些人以及他們所移居到的城市（尤其在中國），其實正是未來 40 年裡為建立家園而進行的那些拼搏奮鬥即將失去作用的地方。為了製造出家園意識，城市規劃專家簡·雅各布斯（Jane Jacobs）在曼哈頓市中心研究出了一些方法：低層混合社區加上活躍而歡樂的街頭鄰里生活，不過在中國為建立通向亞洲和歐洲的新絲綢之路在「一帶一路」方針指導下規劃建設的很多城市中，卻由於極端的城市環境而沒有足夠的空間去實施那些方法。這些地方永遠都不指望能登上《Monocle》雜誌列出的全世界最適宜人類居住的城市名單。在快速發展的奇蹟之下，除非城市居民對於家庭生活消費品的需求都得到了滿足，否則奇蹟很可能就會成為社會的噩夢。

凌駕於所有問題之上的，是全球共同面對的威脅，包括能讓成千上萬人（主要是窮人）失去家園的氣候變化以及海平面上升。全世界有超過 100 個大城市位於海邊，它們都會受到海平面上升的影響：邁阿密就是這樣一個警示標，它繁榮發展的速度和下沉速度一樣快。大部分都不受限制的碳排放，意味著我們在冒險把我們共同生活的地球家園變得不再適宜居住。我們正在與自己所創造的這個人類世（Anthropocene）進行妥協，地球上幾乎任何地方都已經有了人類活動的足跡，真正天然的大自然只存在於極少數地方。世界屬於我們，但問題是，我們是把它當作一個有待開發利用的資源，還是一個共享的家園？要實現共享家園，不僅需要更加先進的科學與環保科技，還有更加樸素的生活方式，或許還需要回歸到在以人與自然相互深切依存為中心的本土文化中所珍惜的那些理念。

從科技到移民、城市化以及氣候變化，在所有這些問題中，家園理念都是最為重要的部分。對即將失去自己住所的擔憂其實相當普遍。我們生活在一個浮躁而又無所寄託的世界中，鄉愁總是被喚醒，那是一種對於無法實現的回歸理想家園的渴望。或許這就是為什麼有這麼多英文書籍在寫丹麥的 hygge （指丹麥獨有的舒適愜意滿足的生活文化，譯註）理念，在寫怎樣把所有事物都變得舒適而溫暖。（這些書中會聊到的事物包括毯子、爐火、和別人圍坐一圈、閑聊以及不要獨自爆發。）

丹麥的 hygge，圖片來源：Wikipedia

人們渴望的是什麼呢？答案就隱藏在顯而易見的流行文化中：一些電視劇，比如《唐頓莊園》（Downton Abbey）講述的是一個英國貴族家庭想要保住可以體現出完整社會秩序的家園；或是現在已經授權到全球的《英國家庭烘焙大賽》（The Great British Bake Off）：還有什麼比烘焙更為家常的活動嗎？甚至《I』m a Celebrity… Get Me Out of Here!》（英國名人野外生活真人秀節目，譯註）也是在講一群相當討厭的人能否在澳大利亞叢林中共同創造出一個家：優勝者總是那些做出犧牲來獲取食物、照料火堆、搭建吊床以及為別人提供依靠的人。

確實，並不是我們所有有關家的困境都應歸咎於用科技武裝的善變的資本主義。我們的家園意識同樣也十分善變，比如它會隨著年齡增長而變化。在世界所有地方，成年子女都會因為是否應該讓年邁衰弱的父母「進入一個家」（指老人院）而備受困擾。對大部分老人來說這就像一個喪鐘，因為它其實意味著與表面意思相反的東西。

老年痴呆症的傳播——它很快就成為了全球性流行病——使得這種焦慮更加明顯。老年人離開自己家後大都會變得容易受傷：他們失去了自己可以讓一切保持秩序的後盾。由於老年痴呆症患者喪失了短期記憶，所以有關他們成長以及童年生活的地方的長期記憶就會變得更加重要。我認識一位老年痴呆症女患者，她通過反覆講述戰時與母親睡在安德森防空洞（Anderson shelter，二戰期間英國家庭建在自家花園中的小型防空洞，譯註）的故事來確定自己的身份——這也是她還能想起來的為數不多的記憶。家是一個很久以前的地方，同時也是她現在所居住的公寓，只是這裡幾乎沒有為她留下任何意義。

Anderson shelter, Shaws Street, Pilrig，圖片來源：Geograph

家的意義所帶來的緊張感只會變得更加強烈；如果在尋找自己在這個世界上的一席之地時感到挫敗，人們就會變得憤怒、沮喪、失敗和悲哀。他們之中的很多人都會使用一些加強措施來強化自己對家的控制，比如造圍牆、裝大門，以及讓那些可以威脅到自己失去家園的不法勢力無法靠近。他們會想要恢復一個整齊有序的家，但其實這個家卻是個假想出來的事物。目前政治上只有右翼民粹主義似乎充分認識到了這一理念的力量，因為我們需要的就是對於重建家園意識的一種創造性的、共有的回應。

希望我們或許會擁有一個家庭式資本主義及家庭式資本家的想法可能會太過，但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才是人們在尋求的東西：一個可以幫助他們構建起共同家園意識的經濟體系。畢竟，這完全就是有遠見的 19 世紀資本家在羅伯特·歐文（Robert Owen）的新拉納克磨坊（New Lanark Mills）以及位於伯恩維爾的吉百利巧克力工廠（Cadbury factory）時代所做的事情。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現代資本主義進入了最為成功、也最富有成效的時期，它建造的不僅是大量工廠，還有從英國達格南一直到美國底特律的數百萬個家園；這些家園中充滿了由圍繞國民主義構成的資本主義所帶來的以耐用消費品為主的有序風格。資本主義需要再一次為人們建立起有秩序的家園意識，而不是讓他們陷入不安全感，彷彿他們擁有的一切都有可能頃刻間被奪走。

同樣地，進步的左派只有在對於人們如何共同創造共有家園意識方面提出更為樂觀、多元以及民主的觀念時，才能實現自我的更新。或許這一過程會從加拿大和丹麥這樣的地方開始、從那些已經發展起來但仍然宜居的城市開始，甚至會從照顧老人的新方案、從共有住宅以及從用 3D 列印廉價建造住房的新技術開始。

我們需要一種新的共有家庭經濟模式，一種構建家園以及建築物的新方式。通往改變社會的力量之路起始於家。

翻譯 熊貓譯社 劉清山 孫一 喬木

題圖來自 維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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